大都之战结束后，明人在评价徐达在大都的所作所为时，认为这位开国元勋的对前朝政治中枢的政策是“封其府库、图籍、宝物及宫殿门，派兵守护。而前朝的宫人、嫔妃，则令其宦官守护，同时禁止滥杀无辜以及用暴力侵犯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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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大都可是一个品牌城市。它的前世今生都是世人瞩目的焦点。远在春秋战国时，此地就是诸侯国燕国的都城所在地，名叫“蓟”;汉代，改名“幽城”，也就是后来的幽州。唐代的安史之乱之后，幽州被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时，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塞外的契丹，幽州也包括在内(从此中原失去了屏障，为契丹的南下提供了便利条件)。后来，契丹族及其建立的辽国与北宋长期对峙，幽州也在不同时期改称为“南京幽都府”、“折津府”、“燕京”。来自东北白山黑水地区的金国灭辽之后，又把幽州改称“中都”。公元十三世纪，蒙古人兴起，夺取了金国的中都，改称“燕京”、后来又改回中都原名。
鉴于此地的特殊战略位置，一位目光锐利的名叫霸突鲁的蒙古贵族向有志于一统天下的忽必烈建议:“幽燕之地乃是龙蟠虎踞,形势雄伟的地方,它南控江淮,北连朔漠。天子居其中，可以接受四方朝觐。大王如果欲要经营天下,驻驿之所,非燕地不可。”汉族幕僚郝经也提过类似的建议。忽必烈从谏如流，受了蒙汉部属的建议，在此地扩建新城，于1272年(至元九年)二月将中都改称“大都”。从此大都成了元朝的首都，是元代全国的政治与文化的中心，成为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
《元史》称“大都方圆六十里，十一门”，城墙用夯土建成，并在四角建有角楼，还挖有宽阔的护城河。
该城作为全国的政治中枢，是以金碧辉煌的皇室宫殿为中心营造的。壮观的皇城位于都城的中部与南部，围墙的范围广达二十里。而皇城的东面是宫城，其范围约为九里。在一眼看不到边的宫殿楼阁里面生活的皇亲国戚、他们在数以千计的宫廷侍卫、宦官与宫女的簇拥之下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皇城的北面有全国最高的行政机构中书省;东面有中央政府直属各种武装力量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枢密院;西北方向有负责监察各级官吏的御史台。城中设立有翰林院国史院、专为皇帝起草文件，编纂各类书籍;还有全国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学等权威的文化机构。此外，也建有数量众多的各类寺院，以供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瞻仰。元朝灭掉南宋后，又将夺取的大量文化典籍、礼乐祭器，以及一大批文人学者、能工巧匠等送往大都，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地位。
至于这座城市到底有多少常住人口，则有好几种说法。人数从四、五十万到百万不等。居民以汉族最多，同时也包括蒙古、色目人，此外还有大批外国使者、跨国商人、传教士等等。
大都是北方最大的手工业中心与商业中心，也有一定的农业基础，经济比较繁荣。然而，它的粮食生产的总量却满足不了城市的消费需要。由于大量的王公贵族、各级官僚、上层僧侣、富商、驻屯大军屯聚于这里，使它成为了一座依靠从南方运输物资度日的消费城市。每年有数不清的粮食、形形色色的日用品等物资乘载在大大小小的船只上，源源不断地由运河与海道从南方向北运输。部分物资汇聚到大都后，再运往北边的上都等地。因此，大都在全国的交通运输网络中处于极为关键的地位，官府建立了以这座城市为中心的驿传制度，加强与全国各地的联系。它就象人体的脑袋，如臂使指地指挥着身体的每一处肢端。
大都真是一个好地方，蒙古贵族在城里过着声色犬马的纵欲生活。不过，由于末代皇帝元顺帝治国无能，这种好日子就快要到头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天下大乱，人心离散。大都与南方的联系经常被切断，致使南方的粮食不能及时运送到北方。到后来，城里终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饥荒，首当其冲的是普通老百姓，很多穷人挣扎于死亡线上，死者填满沟堑。
总之，大都的局势已是日薄西山、朝不虑夕，处于崩溃的边缘。
现在，当明朝各路军队汇聚在大都外围时，蒙古贵族肯定遥感到了迎面而来的杀气。
元顺帝面对未来，应该何去何从?是战，还是降?这是一道难以选择的难题。
战斗的后果很可能是血染沙场。正所谓“千古艰难惟一死”，死亡，决不是那些在上流社会养尊处优的达官贵人们的首选。而投降只会贻笑千古。甚至连弱女子也看不起这种奴颜婢膝、摇尾乞怜的行为。就好象五代时期后蜀国的花蕊夫人为嘲讽君主孟昶降宋所写的诗：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
综上所述，既不能战，又不想投降的蒙古贵族们，唯一的选择只能是逃亡。
七月二十八日，明军攻克通州的消息已速度传到了大都。元顺帝在清宁殿召见群臣，表态要“巡幸上都”，意思是打算逃到上都避祸。群臣大多数屏息不发一言，只有左丞相失列门、知枢密院事哈剌章与宦者赵伯颜不花等少数人力谏，以为不可行。哈剌章从军事的角度着眼，他担心在敌军兵临城下之时，元顺帝一出都城，就会有难以预测的危险，因而认为在通州既陷的情况下，朝中君臣应该在京城之内死守待援，否则“金宣宗南奔之事可为殷鉴”。金宣宗是金朝的皇帝，这人被频繁从蒙古草原进犯的元太祖成吉思汗打怕了，决意离开京城中都(今北京西南一带)，南迁黄河以南的汴梁，致使黄河以北人心动摇，很快陷于敌手，而金朝灭亡的历史命运就此注定。看来，元顺帝正在步金宣宗的覆辙。赵伯颜不花恸也哭谏：“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弃之!臣等愿率军民及诸怯薛歹(怯薛歹，即是保护皇帝安全的怯薛军队)出城迎战，愿陛下固守京城。”然而，去意已决的元顺帝对怯薛等中央禁卫部队的战斗力心知肚明，他固执地认定困守孤城等待援兵才是死路一条，断然反驳道：也速已败，王保保远在太原，那里还有什么援兵!因而一锤定音，宣布退朝。
就在这一天晚上，元顺帝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个日后令他魂牵梦绕的地方。他究竟带走了多少兵马?汉文史籍无记载，只有成书于十七世纪的蒙文史籍《黄金史纲》及《蒙古源流》分别给出了两个不可靠的数据。《黄金史纲》称元顺帝带“十万蒙古”出走了。这里的“十万蒙古”并非实数，而是来源于明代蒙古人传统的说法，即蒙古部落主要由本部的“鞑靼”与别部的“瓦剌”组成，其中“鞑靼”拥有“六万户”，而“瓦剌”拥有“四万户”，两者合计十万户(“鞑靼”与“瓦剌”都是明代蒙古部落集团的名称，下文还要提及)。《蒙古源流》则称元顺帝带着“六万蒙古”出走了。这个数据显然只是泛指“鞑靼”的“六万户”;而不包括瓦剌的“四万户”在内。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十万蒙古”，还是“六万蒙古”，都是指蒙古贵族的正规部队。
事实也是这样，一大批集结于大都的守军在衣着光鲜的贵族军官的统领下灰溜溜地不战而退。这些拥有高贵血统的官家子弟竟然被一班乡下佬、放牛娃出身的泥脚子撵走了，他们那些曾经扬威世界的老祖宗如果九泉之下有知，恐怕会气得在坟墓里跳起来!
现在，大都这个中枢机构已经基本上瘫痪了、这个元政府赖以决策的脑袋，似乎失去了灵魂，只剩下躯壳。
跟随元顺帝一行仓皇北逃的汉官刘佶，后来留下了一本《北巡私记》，书中记载元顺帝离开时，随行的有“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还有“左丞相失列门、平章政事臧家奴、右丞定位、参知政事哈海、翰林学士丞旨李家百奴、知枢密院事哈剌章、知枢密院事王宏伯等百余人。”
留守大都的官员则有：
监国淮王贴木儿不花
义王中书右丞相和尚
太尉中书左丞相庆童
平章迭儿必失、朴赛因不花
右丞张康伯
御史中丞满川
参知政事张守礼
除此之外，呆在大都的还有宣让、镇南、威顺诸王子等(其中，宣让王子就是淮王贴木儿不花的儿子)。
监国的淮王贴木儿，时年八十三岁，他本来是出镇地方的诸王之一，镇所是在长江流域的庐州。不过，他镇所里的亲军已经于1354年(至正十四年)随着庐州被南方起义军所陷而覆灭。而他本人则北逃大都避难。
其余留守大都的镇南、威顺诸王子，其镇所也是在长江流域的扬州、武昌等地，因上述地方早已经在战乱中失守，所以也没有亲军可供调用。
元顺帝把这一批丧失了镇所、损兵折将的宗室留在大都，又没有留下精兵协防，无异于送羊入虎口。
据说，当中书左丞相庆童，得知自己不能随元顺帝撤离，要留在大都协助淮王贴木儿防守时，叹息道：“我已经知道将要死在此地，再啰嗦也没有用!”
元顺帝撤离了大都，身在通州的徐达还不知道这个重要的情报，他正在积极准备着与元军进行野战，虽然蒙古骑兵早已由盛转衰，但他却一点也不敢轻敌，而是督促以步兵为主的部队建立巩固的阵营，以防止骑兵大规模的冲击。
明军布阵完毕，做好一切战斗的准备，并派出哨兵来到大都城下打探消息。哨兵迟迟不见敌兵出城，城上亦无旗帜，因怀疑内有伏兵而折返。
明军主力在野外前后等了五天，始终没有等到元军出城，谨慎的徐达只好做出攻城的决定，他于八月初二日分兵为左、中、右三路前进，在途中，遇到了少数挡路的元兵。勇将尹坚首先冲上前去，只一会儿工夫，就捉住两位皆佩戴着金虎符的元将，只见他用嘴叼着刀、左右两手好象老鹰抓小鸡一样各自抓住两名俘虏，潇洒地策马返回。尹坚擒拿的两个佩戴“金虎符”的元将，其身份应为万户府军官，属于正规军的军官(根据《元史.兵志》的记载：“金虎符……为伏虎形状，首为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区别”。意思是说，不同的金虎符牌存在着嵌有一颗、两颗或三颗明珠的区别，它们分别由统兵七千以上的“上万户府”、统兵五千以上的“中万户府”、统兵三千以上的“下万户府”等将领们佩戴)。
这时候的元朝正规军，虽然上战场时双手软绵绵的，但两脚跑得倒挺快，剩下的士卒群龙无首，那里胆敢以卵击石，终四散而去，一溜烟不见了影踪。
冲破了这股元兵的阻挡，明军终于到达了大都城下。
大都城共有十一个城门，历来由元军中的“怯薛”轮番守卫(“怯薛”作为元帝的宿卫之士，种类有很多。专门守大都城门的“怯薛”，蒙古语叫做“八刺哈赤”，意思是“守门者”)。不过，此时的“怯薛”军早已经跟随元顺帝出走了，留下来的仅剩下一些羸弱士兵而已，例如守卫顺承门的仅有‘数百羸卒’，以致守将朴赛因不花叹息着对身边的人说：‘国事到了这个地步，我唯一能做的只是与城门共存亡了’”。
明军选择大都齐化门作为突破口，在城外填平壕沟迅速登上城墙，非常顺利地入了城。城内局势一度混乱，例如，在太庙里守护神主的元太常礼仪院使陈祖仁在逃往健德门时，就被乱军所害。
在描述明军攻克大都之战的过程时，不要仅仅参考汉文史料，还要参考蒙文史料，才显得公正。不过，蒙文史籍却有一些奇怪的记载，例如《黄金史纲》称：“朱哥(指朱元璋)......以一万辆大车装了财货，以三千辆大车载了身穿铠甲的士兵来到(大都)。司阍者(即看门人)不纳，遂厚贿司阍者以大量财货宝物，才得进入(大都)。”另一本蒙文史籍《蒙古源流》亦有类似的奇谈怪论。流传在蒙古人之中的这类故事，不但与汉文史料记载明军攻下大都的史实相去甚远，而且因为过于荒诞，使之真实性也大打折扣，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曲折反映了明军在过去的战斗中善于用计取城的战斗作风(元末起义军的确有多次用计取城的例子，例如《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在郭子兴军中时曾献计智取和阳，他当时建议挑选士兵身穿青衣伪装成敌兵的样子，驱赶着“四匹乘载着物资的骆驼向前行”，并派人先行前往和阳欺骗守军，诈称元朝使者带着大量物品将要来到，准备打赏守城将士，同时，“以身穿红衣的万名起义军尾随在青衣兵的后面，两者相距十余里。等到青衣兵进入城中举火为应，红衣兵即猛攻过来，一举而夺城”)。
总之，明军夺取大都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但徐达仍意犹未尽，他命令薛显、傅友德、曹良臣、顾时等将领率兵出城直向古北口，负责搜索以及追击撤离大都的元军，以扩大战果。然而，元顺帝是向居庸关方向逃走的，而明军却向古北口方向出击，两条相反的路线使两支军队恰好错开。
明军不知道走错了路，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古北口，迫使守将张益逃跑，并在这个地区陆续与一些残留的元军发生遭遇战。八月八日，骁骑右卫千户陈谅在巡逻途中俘获元将李德明、刘答失贴木儿、谢文振、尹野闾等三十九人而还。八月十七日，右丞薛显等率骑兵巡逻时，获得马匹一千六百匹，牛羊八千余头，车二百五十辆。
明军一位名叫俞本的老战士多年以后在《明兴野记》这本回忆录中记载了一些追击的经过，他指出明军在攻克大都的次日就立即展开追击元顺帝的军事行动，出动了凤翔等五卫步军，人数达到三万，“初八日，来到兴路，收获不大......傅友德在路上遇到一批忠于元朝的回鹘人马，便把他们尽数拘留，并获得牛羊马匹十万”，其后“大军回到北平(指大都)，上报走错路的原因。徐达大怒，再令傅友德向东路的居庸关方向出击，但此时元君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等到明军改辕易辙，转而攻击居庸关时，元顺帝已经跑远了，因而追之不及。即使如此，这次军事行动还是把元朝君臣吓了一大跳，当时陪同元顺帝逃到上都的刘佶，后来在《北巡私记》中记载：“九月初六曰，主管军事的知枢密院事哈剌章惶恐不安地声称敌军追兵已出居庸关。这时有人劝皇帝北上到和林地区避难，皇帝迟疑不决。不久又传来追兵不来的消息，此事才暂告一段落。”
由此可见，心急如焚的明军虽然狂追不已，却始终没有追上元顺帝。不过据说追兵曾经和一些负责为元顺帝殿后的蒙古军人作战。《黄金史纲》记载了成吉思汗兄弟哈撤儿的后嫡图穆勒呼巴图尔，他在陪同元顺帝撤退时，“命令自己的儿子哈齐库鲁克临阵，领着六十名擎旗手赶来，说道：‘语云：与其毁声灭名，何如粉身碎骨!’因之，与汉家(指明军)追兵激战而死。”
图穆勒呼巴图尔又译“脱穆勒呼把秃儿”，清代学者罗布桑丹毕坚赞著的《黄金史》亦记载了这个人与自己的儿子一起战死，说他在“脱欢贴睦尔(即元顺帝)丢失江山之戊申年，五十一年，与汉家追兵激战而死。”
这两父子，真是元朝嫡系部队之中少见的男子汉。
徐达没有捉到临阵退缩的元顺帝，但毕竟拿下了大都，捉住了一大批城中留守的达官贵人，也算是达到了作战目的。
北伐大军入城之后，马上对敌对势力进行镇压。将士们首先是从大都齐化门入城的，这个突破口竟成了一个临时的刑场。元朝的监国淮王贴木儿不花、太尉中书丞相庆童、平章迭儿必失、朴赛因不花、右丞相张康伯、御史中丞满川等人已成为俘虏，徐达亲自坐在齐化门楼上，宣布将这些人处以死罪，立地正法;同时还将俘获的宣让、镇南、威顺等六名王子投入牢狱。在留守大都的达官贵人之中只有义王中书右丞相和尚及参知政事张守礼等少数幸运儿得以逃脱。
特别要提到的是，监国淮王贴木儿不花与他的儿子(宣让王子)，在城陷一刻同时身陷囹圄，父子两人均恪尽职守，为国尽忠。贴木儿不花被杀之后，竟成了蒙古族的民族英雄，类似于为宋朝尽忠的汉族民族英雄文天祥。十六世纪的蒙文史籍《阿勒垣汗传》歌颂了他的丰功伟绩：
“外敌恃强进攻大都城时，
不花贴木儿丞相逼近与之搏战，
使可汗之身与玉玺得脱而出，
可汗虽失大统性命得全之情，如此这般。”
有学者认为这个“不花贴木儿”就是淮王贴木儿不花。数十年之后，相继在蒙古草原叱咤一时的瓦剌太师也先、鞑靼太师孛来等风云人物，均曾经自称“淮王”，以示仿效先贤之意。
另外，以数百老弱残兵守卫顺承门的元平章朴赛因不花亦成为了战俘，其后被明军压送到齐化门杀死。史载他在明军主将之前显示了骨硬头的本色，只是敦促对方快点将自己杀死。主将本来下令留他于营中，有意进行招降。可他却宁死不屈。
除此之外，死于齐化门的还有赵国公丁好礼。他被明军俘虏之后，拒绝参拜军中大将，并厉声呵叱道：“我以小吏而步步高升，官居极品，爵位上公，如今年纪已老，只恨无以报国，所欠的唯有一死而已。”过了数日，明将又要召见他，他仍然不肯前往，但胳膊扭不过大脚，被士兵强行胁持到齐化门，最终因严辞抗辨而死在那里，时年七十五岁。
与丁好礼同时在齐化门被杀的还有蒙古人郭庸。《元史》记载丁好礼死亡的同一天，中书参知政事郭庸亦也被押至齐化门，在众将士喝其下跪受刑之时，仍然口硬地叫道：“做臣子的各为其主，死亡是我的本份，绝不拜跪!”
明军亦在齐化门处决叛徒。《明兴野记》记载“平章俞宝欲叛逃，但被捉获，徐达把他枭杀于齐化门，刖足以示众。”
前文提到，明军在追击元顺帝的途中，俘虏了很多回鹘人。明军欲将送这批回鹘人送回金陵。途经通州时，有回鹘人企图叛乱，不料因“事泄”，而“被杀戮五千余人”，“妻女俱配给军士。”徐达还下令：凡是元朝大小官员，皆要自首，藏匿于民籍中的，发现严惩不贷。军人们陆续将自首的前朝文武官吏押送回应天。元翰林待制黄殷仕，耻于抛头露面，投井而死。其他自杀的人员还有左丞丁敬可、太子司经郎拜住、大乐署令赵宏毅、总管郭充中等。
明军为了巩固政权，对大都周围的“团结”与“山寨”进行肃清作战。所谓的“团结”、“山寨”类似于乡兵团练，这是蒙古贵族为了对付各地的起义军而在1357年(至正十七年)让各路、府、州、县的地方官组建的。一些“团结”、“山寨”甚至设立万夫长、千夫长、百夫长等军衔，“编立牌甲，分守要害，互相策应。”
这些“团结”与“山寨”有的投降、有的抵抗到底。其中，元朝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在主持军务的时候曾经亲自命令院事、刑部尚书张庸练兵屯寨于房山。明军攻克大都之后，很多山寨放弃了抵抗。但是张庸不为所动，仍效忠元朝，集中兵力扼守骆驼谷这个险要处所，并派遣随从到山西向王保保求援。可是，援兵迟迟不来。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之下，骆驼谷守军独木难支，遭到明军的围剿而全军溃败。坚守阵地的张庸的结局是被反水的寨民李世杰捉拿而献给明军，终被处死。
明军对顽固不化的“团结”与“山寨”是不会手软的，于八月十五日又攻克“宣德府怀来县与鸡鸣山寨”，在攻打这些山寨之时，因当地土人拒不投降，强行架梯攀登的明军得手之后尽屠守寨之人。
明朝牢牢控制了大都，将其改名为“北平”，并让华云龙出任大都督府佥事，同时兼职北平行省参知政事，总领六卫将士留守。孙兴祖领大都督分府事，统领燕山六卫三万余人协守。
当时北平城共有十一门，连同周围的地区达一百二十里，范围太大，不易防守。明军予以改建，从北平城中间的光熙门起，将城市截断为两部分，集中力量防守其中的一部分，以巩固防线。
大都之战结束后，明人在评价徐达在大都的所作所为时，认为这位开国元勋的对前朝政治中枢的政策是“封其府库、图籍、宝物及宫殿门，派兵守护。而前朝的宫人、嫔妃，则令其宦官守护，同时禁止滥杀无辜以及用暴力侵犯百姓。因而人民安居乐业，‘市不易肆’。为此，时人夸奖道‘曹彬下江南亦不过如此’。”曹彬是北宋开国名将，《宋史》称他在率军渡江平定南唐金陵时“不妄杀一人”，而徐达攻克大都之后是否也“不妄杀一人”?则见仁见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