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8年(崇祯元年)的夏天，朱由检很烦。那一年，大明的一场赈灾，为何成了王朝覆灭的导火索?这是很多读者都特别想知道的问题，下面本站小编就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一起看看吧。
尽管把魏忠贤和他的那帮孝子贤孙给收拾了个大差不差，又启用赋闲在家的袁崇焕为蓟辽督师，但是这位年轻的皇帝还是很烦。因为他需要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旱灾。
陕北这一年的年景，已经到了“父弃其子、夫鬻其妻”的地步;满地的饿殍已经吃完了所有可吃的东西，不得不“掘草根以自食用，采白石以充饥”。
这样的人间惨剧，终于使得陕西籍的官员坐不住了。一位名为马懋才的官员将乡间的惨状写成奏折呈递御前，终于打动了崇祯帝。于是，他下达了如此命令：
截留陕西两年辽饷20万两，又从国库拿出10万两，用来发放延安、庆阳两地驻军的军饷;又从陕西本地其他杂税上抠出1.4万两，用来赈济两地的灾民。
圣谕发了出去了，效果如何呢?
按《明崇祯实录》的记载，延安、庆阳两地军民，最终所获得的赈灾银的数目分别为3004两、880两，合计3884两。
如果按照31.4万两赈灾银的总量计算，那么这笔银子的实际使用率为1.24%;即使把根本收不上来的那21.4万两赋税扣除，仅仅计算10万两户部银，这笔钱的利用率也不过3.88%。
缺口是填不上的，老百姓是不满意的，于是当年十二月，“陕西饥民苦加派，流贼大起，分掠鄜州、延安。”
面对这个局面，年轻的崇祯帝迅速作出了反应——剿!一定要把这帮流贼扼杀在摇篮里。
然而陕西籍的士绅以及朝廷内的有识之士却非常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这些造反的百姓本来都是最老实巴交的农民，如果给他们吃得，让他们活下去，就不会造反了。
崇祯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本着两手抓两手硬的思想，他一边派人加紧剿匪，另一边又派出御史吴甡押送十万两白银再次前往陕西赈灾。
那么，这十万两银子又是怎么用的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对于它所节余下来的银子，却是有着详细的记载的：
陕西地方及剿匪军饷8173两，驿站修补4500两，三县修补墙垣523两，合计13196两。
这些钱，本不应该从专款专用的赈济灾民的钱里面出，但是，就是出出去了。而且，无论户部还是皇帝本人，似乎都对此没有意见。
而吴甡在写给皇帝的报告中也谈到：
各地官吏假冒灾民所冒领的赈款，大约要占去一半;
而无论是负责发放钱粮的里长，还是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见面截一半几乎都是一定之规;
即使那些穷苦民众分到了银两，也必须把它折换成救命的粮食，此时那些囤积粮食的官商又会借机把粮价再抬一倍。
至于吴甡本人，也被后人在核算后指出，在这次赈济灾民的过程中贪墨了500两。
这场崇祯初年的赈灾运动，到此也就草草收场了。它是大明王朝最后一次大规模地对一个地区实行赈济活动。十几年后，明朝便在一片内忧外患之中宣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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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讲个小故事：
吴甡在路过一个县城的时候，如此痛心地写道：
“……几于无民，从贼者十之四，流离馑死者十之六。”
这个县城，叫做米脂。而它那十分之四的“从贼者”里，有一个人，叫李自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