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教父禹作敏为什么要求去掉“土”字?禹作敏在推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先后兴办起电器、自行车、手表三大工业，并建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塘沽农场开始步入天津市十四个国营农场之列。塘沽农场更名为塘沽新村，意味着农民不再是种田吃饭的农村居民，而是摇身一变成为城镇居民，这是塘沽农场农转非的试点改革。禹作敏对此番改革相当自豪，他跟上级领导汇报时说：“如果农村都改成城镇户口，农村土地都改成城镇土地，全国十三亿人口，城镇户口占六亿，农村户口占七亿，怎么样?土地改革啦。”城镇户口吸引着无数农民投奔而来，短短几年时间，塘沽农场从最初的两千多人猛增到五万人。投奔而来的农民在为城镇建设贡献力量的同时，也为农场发展带来了隐患。禹作敏经营的塘沽农场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地瓜(地老虎)很多，谷子不敢要，棉花结桃结得很多，一摘下来就掉了，没有产量。大面积的土地撂荒使禹作敏开始思考，他要求去掉“土”字，把塘沽农场改为天津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那时的禹作敏有农科所、种子公司、植保站，还有气象局等等，“咱们真叫农业现代化，用现在的话说叫新农村”。在禹作敏眼里，农村要发展，就要打破自然村落，把耕地征用，集中盖楼房。1992年，国家开始实行宏观调控政策，对开发区、房地产进行控制，银根紧缩，农场基建处于停滞状态。禹作敏认为这不是坏事，“停就停吧，停两年不要紧，农场那么大一块地，那么好的房子，赔点钱也值”。他一面搞集资建房，分配给职工;一面将280亩果木园、鱼池以及部分土地出租。禹作敏将租金用于农场其他产业的投资经营，这一举措得到了多数职工的认可。就在禹作敏大规模改造农村的时候，天津其他农场也开始改革，他们没有像禹作敏一样大拆大改，而是尽可能地保留农村特色。天津市下属的所有农场都经营着大片的果园或林地，每个农场都有一些特殊作物。相比之下，禹作敏盖起了一样的房子、种一样的树、栽一样的草，千篇一律，失去了农场的特色。禹作敏靠包产到户发展起来的农业也面临困境。种子公司引进新品种试验成功后，推广给各个农场种植，各个农场提供场地和人工费，赚来的钱大家分。禹作敏以此为资本，发展起育种、种植、加工一条龙的农业体系。但这条龙中，唯独缺少流通环节。种子公司虽然把种子卖给各个农场，但每个农场都有自己的销售渠道，禹作敏无法控制。最终，禹作敏只能从种子公司分得微薄的利润。1996年10月8日，《焦点访谈》以《是谁在破坏粮食》为题报道了河北省丰润县种子贩子非法回收粮食的情况。报道中提到了禹作敏的种子公司。在那个时期，“种子公司+农户”是农村普遍的耕作方式：种子公司培养优良种子，提供给各个农村的农户种植;而农户育种后，将种子再卖给种子公司。《焦点访谈》报道后，其他省份的种子公司纷纷倒闭，只有天津的种子公司安然无恙。这得益于禹作敏的改革。他早就把种子公司的育种基地搬到城市里去了。“死的都是那些在农村搞育种的”，禹作敏说，“有的是个人承包的，在乡下、县上搞育种;还有的是国家办的良种场。都是因为《焦点访谈》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