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今各种通俗读物里，士大夫始终在所谓“党锢之祸”中牢牢占据道德优势。
一般而言，作为“道统”的担当者，“知识分子”乃寄托时代希望之所在。但求之历史，常常使人失望。许多“知识分子”，最后终不免与自己的反对者变成同一类人。东汉末年“党锢之祸”中的士大夫，就是如此。
所谓“党锢之祸”，通常所指，系东汉末年宦官把持朝政，士大夫遂结党与之对抗，许多人遭遇禁锢一类迫害。此“祸”共有两次，第一次之导火索，是河南尹李膺拷杀张成之子；第二次之导火索，是山阳东部督邮张俭拷杀宦官侯览之母。两次导火索，均引发朝廷对士大夫的大迫害。
汉末宦官当政，确实腐败。但就前述两次导火索而言，士大夫之所作所为，也未必全然正当。据《后汉书》记载，李膺杀张成之子始末如下：
“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①
意即：有一个叫张成的人，善于算卦，算出朝廷即将颁布大赦之令，于是让儿子出去杀人。李膺作为当方官，抓了张成之子，但随后朝廷果有大赦。李膺气愤不过，无视赦令，坚持杀了张成之子。
这段记载是有问题的。一者，朝廷政策岂能靠算卦预知；再者，神棍装神弄鬼骗别人，哪有自己也信的道理；其三，父子间的“算卦杀人”密谋，岂会向外人泄露？李膺如何得知？最合理的真相应该是：张成巴结宦官，令士大夫领袖李膺极为不满，故其子杀人，虽适逢大赦，李膺仍必欲杀之。但张成弟子走宦官门路，把此事捅到朝廷，李膺需为其“违法行为”找一种合理解释，遂杜撰出“张成算卦杀人”这般离奇前提。
第二次导火索之主角张俭，乃底层士大夫之代表。据《后汉书》记载，他与侯览结怨，缘自上奏举报侯览母子罪行，并请朝廷诛杀这对母子，但奏章不幸被侯览看到并扣押：
“中常侍侯览家在防东，残暴百姓，所为不轨。俭举劾览及其母罪恶，请诛之。览遏绝章表，并不得通，由是结仇。”②
但事情没有这样简单。同书《苑康传》里另有透漏：“是时，山阳张俭杀常侍侯览母，案其宗党宾客，或有迸匿太山界者”③——意即：张俭与侯览结怨，系因他擅杀了侯览之母，且对侯览全族（宗党宾客）赶尽杀绝。《张俭传》略过此节不提，是因为若提及，会极大削弱张俭身上的正义光环。
其实，若细读《后汉书》，不难看出，在整个士大夫群体的敌视下，出了朝堂，宦官群体实际上相当弱势，乃至动辄被士大夫们杀全家。如黄浮做东海相，对宦官徐璜之兄的家属，“无少长皆考之”，不分男女老幼全抓起来审讯拷打；荀昱荀昙兄弟做地方官，辖区内与宦官有关联者，“纤罪必诛”，稍有犯法，必予诛杀；史弼做平原相，侯览派某太学生带诏命来征召其为孝廉，“弼即箠杀赍书者”，该太学生竟被史弼用竹条活活打死。⑤
再如：王宏做弘农太守，辖区内与宦官有交往的官员，“虽二千石亦考杀之，凡二十人”；最著名的“杀全家”案例，当然是张俭杀了侯览之母后，其“宗族宾客”逃入泰山之中，苑康“皆收捕无遗脱”，一个也不放过。⑥
汉末知识分子为何如此痛恨宦官，动辄大开杀戒？
知识分子们后世修史，虽竭力渲染宦官贪腐，以强化自身道德优势。但宦官张让当年之质问：“卿言省内秽浊，公卿以下，忠清者为谁？”汉末知识分子们是回答不上来的。宦官外戚固然污浊不堪，但知识分子出身的公卿大夫，“在道义上亦未必高于他们好远”。⑦
真正令知识分子们如鲠在喉的，是汉末宦官崛起之后，原来由知识分子中之“学阀”（即所谓“世家大族”）一手垄断的官员选举制度（察举推荐征召制度），已转移到宦官们之手。这对知识分子们百年来营造的“门生故吏之恩私”、“门当户对之联姻”，实在是一种极其沉重的打击。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在汉末历史中，不但宦官们动辄杀士大夫全家，士大夫们也动辄杀宦官极其依附者全家——汉末诛杀宦官最积极者，乃家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才”之袁绍袁术兄弟，绝非偶然，盖若不能从宦官手中夺回官员选举大权，则所谓“门生故吏”在袁氏家族找不到出处，必将四散另作他谋；利益纽带既断，所谓“四世三公”，也必将化为泡影。
以道德为外衣，以利益为驱动，杀来杀去，所谓士大夫，早已与其政敌成了同一类人，他们不过是另一重意义上的宦官罢了。
注释：
①（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党锢·李膺传》。
②同上，《张俭传》。
③同上，《苑康传》。
⑤⑥（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汉末诸臣劾治宦官》
⑦胡秋原：《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上)，华书局2010，P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