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雍正皇帝是个“折子控”，常常每天批十几个小时的奏折，乐此不疲，还在折子上留下了不少有趣的“回复”。
比如雍正言之凿凿地写道：“朕生平从不负人。”可是后人都评价他是一个刻薄寡恩、冷酷无情的人。又比如，雍正在年羹尧的奏折上亲昵地批复：“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今天下后世钦慕流诞就是矣。”结果没几年，雍正就把年羹尧给杀了，一点都不顾“君臣知遇”之情，更不要提什么榜样作用了。除了这些“黑色幽默”外，雍正皇帝也会讲一些浅显的笑话，比如他在折子上说别人坏话：“此人乃天日不醒的一个人，朕当日在藩邸骂他玩，都叫他'球'，粗蠢不堪，于登极后不记出仕何地。”“朕将王嵩调到，看伊竟是一不堪弃物，满面鄙俗之气。”雍正骂人也很有一套，痛骂之中带着讽刺挖苦：“你是神仙么?似此无知狂诈之言，岂可在君父之前率意胡说的!”“朕这样平常皇帝，如何用得起你这样人!”“多赏你些，好为你夤缘钻刺打点之用。”
正襟危坐、生杀予夺的帝王们，多少也有幽默感。只是帝王的幽默感有大有小，有的时候发作多数时候潜伏着。更重要的是，帝王的幽默感是异于常人的。他们的幽默虽然也会让凡夫俗子会心一笑、嗤之以鼻或者捧腹大笑，但背后的“笑点”另有一番深意。
帝王生来“幽默”
幽默，按笑点来源定义，可以理解为一门自嘲和挑战常识的学问。一头大灰熊穿着芭蕾裙别别扭扭地跳上舞台，开口就唱：“我是一只小蜜蜂。”这可以理解为自嘲，自己拿自己开涮。赵高指着一头鹿说：“这是一匹马。”这也很幽默，因为它严重侮辱了旁人的智商。如果旁人都附和说这的确是一匹马，那就更幽默了。因为它挑战了整个社会的常识。
我们先来说说帝王们“自嘲”方面的幽默。高高在上的帝王们断然不会允许其他人嘲笑自己，也不会拿自己开涮。他们几乎都自视极高，自信到自负的程度，认为我是上天之子，哪里有什么可笑之处?雍正皇帝在这方面就很典型，他喜欢在奏折上炫耀自己的英明伟大。比如他写道：“朝中党援亦皆由此分门立户而生恩怨也，看透此者亦惟当年雍亲王(就是他自己)一人耳。”“朕早知其非端人矣，今种种欺隐俱已败露，服朕之明鉴否?”
雍正的儿子乾隆，比老爹更上一层楼，觉得自己武功古今第一、文章独步天下。后人游览大江南北，到处可以看到乾隆皇帝的“御笔”和大作。据说他还夸口，如果比拼文才，自己也应该是读书人中的皇帝。(类似的大话，据说宋徽宗、康熙皇帝和明武宗朱厚照也曾说过。前两人觉得自己参加科举考试，一定能考中状元;明武宗则认为自己不当皇帝去当兵，也能当个大将军。)乾隆皇帝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多是唐朝所有诗人作品的总和。他平均一天写两首诗，出了十几卷印刷精美的御制诗集，但很遗憾，乾隆的四万首作品中没有一句留传开来，如今的文学史都懒得提及这位皇帝诗人。这算不算是一种幽默?
明太祖朱元璋原本大字不识几个，造反以后开始识字看书，做在龙椅上也能处理公文。不过，朱元璋显然认为自己文才了得。洪武七年，朱元璋举行诗文大会，对大臣们创作的作品都不满意，亲自动手写了两篇，作为范文，言下之意是自己的文才比天下文臣都要高。此外，朱元璋对文学史也有兴趣，写文章批判过文学史的赫赫有名的韩愈、柳宗元等人，认为他们只会调用几个辞藻，不通人情。几百年之后，朱元璋的范文没有流传下来，文学史对他这个人也不屑一顾。可见，帝王虽然不会自嘲，一旦自负、自恋起来，更有“笑”果。
帝王在“挑战常识”方面的笑料更多，不胜枚举。最著名的可能是晋惠帝司马衷，大臣们向他汇报老百姓没有饭吃，司马衷反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吃肉粥呢?”他的后代子孙、晋安帝司马德宗，长江后浪推前浪，非但不知道米和肉的区别，连雪花和棉花都分不出来。不过，帝王的无知，情有可原。因为锦衣玉食的司马衷，吃的肉远远比米要多，自然就以为肉比米便宜、常见了。而司马德宗根本不需要知道雪花和棉花的区别，衣来张口饭来伸手就可以了。
同样，帝王们的自负，也情有可原。乾隆写了一首诗，肯定是喝彩声、叫好声响成一片;朱元璋的“范文”，明朝大臣和秀才们也是组织“学习体会”过的。乾隆的诗集，估计销量差不了，外省的州县官吏说不定还要花关系才能搞到一两本。皇帝得意洋洋之时，谁敢指出他其实没有“穿新装”?因此，在主动或被动的阿谀奉承声环绕中，帝王们自信满满，逐渐发展成了刚愎自负，徒留笑柄。
无上的权力和制约的缺失，导致帝王们言行失常。而与生命相伴随的政治压力、权力威胁、感情淡薄，又助长了帝王们的反常言行。举个极端的例子：南朝宋代山阴公主淫恣过度，对皇兄刘子业说：“我与陛下，虽男女有别，可都是先帝的子女。陛下后宫佳丽上万，可我却只有驸马一人。这太不公平了!”
刘子业作为哥哥，竟然为山阴公主安排了面首三十人。山阴公主还不满足，看到吏部郎褚渊体壮貌美，请求刘子业把他赏给自己当面首。刘子业竟然同意了，将大臣赏给妹妹。褚渊在山阴公主身边十日，虽然被公主苦苦逼迫，“守身如玉”。山阴公主最后没办法，才把褚渊放回去。这对兄妹已经失常到了变态的地步，完全不顾亲情伦理了。南朝是一个“父杀子子弑父”、近日兄弟相残明天叔侄屠杀的威胁时代，刘子业等人“可怜生在帝王家”，从出生到入坟墓都生活在一个没有亲情、没有温暖，只见猜忌和杀戮的环境中。他们的心态怎么能正常呢，怎么不会表演出一些搞笑到匪夷所思的闹剧来呢?
刘子业的母亲病重了，派人去叫儿子来。刘子业却说：“病人房间多鬼，哪能去呢?”不愿意去看望太后。太后大怒，高呼：“快拿刀来，剥开我的肚子，看是怎么生出这样的不孝儿的!”《宋书》是宋代的正史，罕见的承认任何人只要犯了刘子业罪行的其中之一，就足以玷污宗庙、辱没社稷，而刘子业居然把所有罪恶集于一身!
《宋书》对刘子业的死持欢呼的态度：“其得亡亦为幸矣!”但是，刘子业怎么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娃娃，成为人皆可杀的暴君的呢?同样的“幽默”也发生在北齐文宣帝高洋身上。高洋临终时，对弟弟常山王高演说：“你要夺我的位子就夺吧，别杀我儿子。”他很清楚自家王朝勾心斗角、刀光剑影，腥风血雨涌动。而一个个搞笑的独裁暴君，正是被这样的环境给毁了的。
体制和环境决定，不管是谁坐在龙椅上多少都会自负和无知。幽默感几乎是帝王与生俱来的特性。帝王都不正常，搞笑似乎是常态。《晋书》记载前凉的割据君主张天锡纵情声色，荒废政务，就有大臣上疏劝谏。张天锡给了一个相当幽默的解释：“我不是喜欢行乐，而是从中很有收获。我看到早晨花就敬重才华俊秀的高士;观赏芝兰，就爱慕德行高洁的大臣;目睹松竹，就思念忠贞节操的贤才;面对清流，就器重廉洁的言行;一看到蔓草，就鄙视贪官污吏;迎着疾风，就痛恨凶狠狡诈之徒。引申开来，触类旁通，为人从政的道理，都在这里面啊!”不得不承认，张天锡是个天才，搞笑还有一套自圆其说的谬论。不过他的“心得”显然不能让国富民强。前凉很快就被前秦灭亡，张天锡本人成了末代君主。
有人情味的幽默
说完体制和环境塑造的幽默，我们来看看另外的帝王幽默。
皇帝是一个严肃得有些枯燥的职业，要承造众多的责任，包括许多形象和工作生活上的义务。意识形态、体制和臣下都要求皇帝在各方面都是楷模。这就造成皇帝的工作和生活都很“悲摧”，不仅不能为所欲为，一言一行还要受到条条框框的约束。我们似乎习惯了皇帝一本正经的样子，一旦某个皇帝表现出常人的喜怒哀乐，就有“喜剧效果”了。
历史上有不少皇帝追求常人的乐趣。明武宗朱厚照可能是其中的代表。他更出名的称呼是正德皇帝。他禁止民间养猪，因为“猪”“朱”同音，老百姓天天“杀猪”，朱厚照心理受不了。
朱厚照一心想出宫玩玩，可被大臣们死死堵在紫禁城里，不让他出门，还老在他耳边念叨要读书、勤政、亲贤臣远小人。朱厚照烦死了，就“精神分裂”出一个“朱寿”来，让朱寿做大将军，做太师，大夸朱寿。其实，朱寿就是朱厚照。机会终于来了，宁王造反。他大喜过望，马上要求“御驾亲征”。这回，大臣们不好拦他了。朱厚照高高兴兴地“郊游”去了，孰料纵马过芦沟桥时，大意把宠妃刘氏相赠的簪子掉了，朱厚照按兵不行，让三军将士趴在地上搜索簪子。找了三天没找着，朱厚照悻悻地继续南行。
到了涿州，前线传来“噩耗”：南赣巡抚王守仁--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王阳明，一点都不领会领导意图，竟然抢皇帝的风头，不等御驾到达就独立镇压叛乱、生擒宁王了。朱厚照闻报，顿足大骂王守仁，骂完后对王守仁的捷报不承认不宣传，下令继续南征--很有负气的小孩子的作派。
到了山东，朱厚照嫌当地安排的宴席不好，不吃，也不生气，笑道：“慢我何甚!”到了扬州，朱厚照大索美女。不过，朱厚照也觉得拆散夫妻不对，所以只抓处女和寡妇。抓来干什么呢?朱厚照不为色，不为享受，而是关起来当肉票，让家人拿钱来赎。看来朱厚照不是贪恋美色，而是贪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