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西化后，尽管通过甲午战争，已在军事上与中国分出胜负，但在文化上，中国有些“国学大师”还是看不起日本。用当时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话说，就是——
“我国则轻视中国为顽固愚昧的老大之邦，中国则讥讽我国为轻浮躁进妄自模拟欧洲文明皮毛的一个蕞尔岛夷。”
在诸多近代史作中，除了中日“武斗”的各种记录，还有不胜枚举的中日巨擘“文斗”范例。例如大清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辜鸿铭手持《论语》、“大战”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辜鸿铭与伊藤博文无需介绍，一个是善辩的晚清官场学究，一个是铁血日本政要，两个人碰到一起，注定要冒出“火星”来。
这场“舌战”发生在1898年10月，这是个非常历史时刻——甲午战争后、戊戌事变时。地点是武昌府，清廷湖广总督张之洞官邸。此时伊藤博文访问中国，南下会晤张之洞。辜鸿铭是张的幕僚，亦随张一同会见伊藤。为表地主之谊，辜鸿铭送了伊藤一份见面礼——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
辜鸿铭本以为伊藤博文会赞自己“学贯中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不料却遭到伊藤博文的一通抢白。
伊藤博文早知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著名人士，便借机敲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
喜欢辩论的辜鸿铭并不感到难堪，顺势反弹：“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
伊藤博文听了，一时无词以对。
这段“舌战”辜鸿铭引以为得意的辩论“胜例”。伊藤博文虽然在军事上完胜大清，可辩才不及辜鸿铭。从形式看，的确是辜鸿铭占据了上风。
但从本质上分析，辜鸿铭的辩词，其实带有明显的诡辩。
把孔子之教与“三三得九”的算术混为一谈，有典型的张冠李戴、驴唇不对马嘴之嫌。儒教不是自然科学，甚至不是社会科学，除了发挥“教义”的作用外，充其量只是教育学的龙鳞。如何跟“三三得九”相提并论？如果说孔子的理论是永恒的，那么坚持孔子理论两千年的中国应该长盛不衰才是，怎么被放弃儒教的弹丸小国打得溃不成军呢？！
作为“战胜国”的领导人，伊藤博文对中国官场学究态度傲慢，乃至遭到了一场严厉反驳，他在辩论上显然不是辜鸿铭的对手。然而，这场辩论并没有使他对辜鸿铭高看一眼，也没有改变他对儒教的偏见。日本首相的思想导师不在东而在西。卢梭加俾斯麦，宪政思想加军国政治才是伊藤博文的核心价值体系。而儒教以及中国晚清学者在他心中，并无一席之地。
伊藤博文对《论语》不以为然，对官场学究辜鸿铭大加嘲讽，是因为在思想意识中，把中日两国的国家利益和文明体系都放到了对立面。辜鸿铭看不起日本政要的跋扈，伊藤博文也瞧不上中国学究死不认账的酸。
那么，他们到底谁为本国赢得了尊严？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之变，近代中日之间发生的一连串历史事件，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辜鸿铭辩才无双，但没能挽回天朝颜面。因为战场上找不回的东西，口水场上亦不可能找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