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在公元1世纪左右进入三国时代，分成高句丽(又称高丽)、新罗、百济三个国家。公元6世纪时，和中国接壤的高句丽因为中国隋唐王朝的入侵，为抗衡中国，高句丽便与突厥、百济、以及与百济关系密切的日本结成同盟，而中国则与受到高句丽、百济威胁的新罗国结盟。
公元660年(唐显庆五年)3月，百济国在高句丽国支持下，大举入侵新罗国，新罗军接连败北，新罗武烈王向中国求救。唐高宗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统帅，率13万唐军东渡讨伐百济。7月，百济军大败，百济王及百官被俘往长安，百济王朝崩溃。
唐朝时期中日白江口之战示意图
公元661年，百济僧人道琛联络百济遗臣密谋复国，两次派使者前往日本乞援，并请求放还在日本做人质的百济王子丰璋。662年春，日本天智天皇命阿昙比罗夫率170艘战船，护送百济王子回国。百济王子归国后，被扶位百济王，组织百济遗民对抗唐军，其间，日本企图在朝鲜半岛扶持亲日政权，向百济政权提供了大量援助。
但好景不长，公元663年，刚刚拼凑起来的百济朝廷，因为内部权利划分不均而发生内讧，因百济王子要求，日本派重兵入朝，白江口海战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
唐朝远征
当日本出兵支援百济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唐高宗当即派右威卫大将军孙仁师率军增援和百济作战的刘仁轨、刘仁愿军。9月，唐军会合，刘仁轨决定先攻取“群凶所聚”的百济军巢穴周留城，认为“若克周留，诸城自下”。于是唐军分为二路：孙仁师、刘仁愿、及新罗将领金法敏率军从陆路前往周留城;刘仁轨则与部将杜爽，及百济降将扶余隆率战船护送粮船，由熊津沿白江(今韩国锦江)而下，从水陆前往周留城，以便水陆同举，攻打周留。
27日，日本支援百济的水军先头船只在白江口遭遇刘仁轨军，双方进行交战，日军不利而退。28日，日军将领和百济国王会商，认为日军有战船400余艘，唐军仅百余艘，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盲目的认为“我等争先，彼应自退”，于是，未加整顿部署，便“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双方展开了激烈海战，唐军“左右夹船绕战”，打乱了日军阵形，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最终，日军战船全部被焚毁，一时间“海水尽赤”，数万日军或溺死、或被唐军捕获。
在白江口失败的打击下，百济王逃往高句丽，余部全部归降，百济国彻底灭亡。
白江口海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侵入朝鲜半岛的野心，日本天智天皇深恐唐军进攻本土，自公元664年开始，在国内耗费巨资，修筑了4道防线，此后日本调整对外政策，向唐朝臣服，开始以中国为师，谋求自强。
但是一千年前的失败并没有让日本死心，他们最终还是在一千多年后，将野心再次瞄准了中华大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接着又将侵略矛头指向华北。为了配合军事侵略行动，日军在华北各地建立了特务机关，一时间日本特工人员遍及华北城乡。他们指使一批政坛失意的军政要人及其他三教九流组成“第五纵队”，公开支持日本侵华，为日军的侵略行径摇旗呐喊。
段祺瑞剧照
早在日军侵占山海关时，日特人员就策动在野的北洋军阀皖系头子段祺瑞出来组建“华北国”，以便将华北分离出去，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只因蒋介石以师生之礼将段接到南京，阴谋才未得逞。继之，日本特务机关开始网罗汉奸为其侵略服务，策动号称直系吴佩孚小内阁的白坚武(前吴帅府的财务厅长)和代表皖系的前湖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等人在津会晤，谋划直皖两系联合反蒋，宣布建立“华北国”。但因张、白二人各为其主，互不相让，最后只好分道扬镳，致使日军方的阴谋落空。
段祺瑞剧照
此后，日特人员唆使白坚武与何庭鎏、张志谭等人，利用他们与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个人的特殊关系，劝诱于宣布河北省“独立”。计划落空后，便策动于部之师长杨紫震、旅长马廷福发动了叛乱。杨、马二人在日军方捏合下弃仇和好，纠结匪徒2000余人，于1933年3月在天津西站发动叛乱，然而遭到痛击而惨败，马等逃至葛沽策动驻葛沽团长张冠英部哗变，惨败后张只得弃职逃匿日租界。
1933年5月，日特人员又鼓动奉系军阀张作相与张敬尧合作，策动旧军阀的军队在北平发动兵变，制造日军干涉口实，以便在日军配合下内外夹攻，一举攻下平、津，建立以吴佩孚为首的“华北国”。由于吴不为其所动，张敬尧又遇刺身死，结果阴谋付之东流。
一连串的阴谋叛乱失败，引起了关东军、驻屯军的关注。土肥原贤二与三野友吉再次奉命负责策动一次大规模的叛乱，这就是1935年6月27日的“丰台事件”。这一事件的前台人物是石友三、白坚武。他们以“正义社”成员为骨干，计划在丰台发动兵变后攻占北平，宣布“华北国”建立。为此，白、石等人在津组织了“华北正义自卫军”，白自任“总司令”勾结北平军分会所属铁甲车大队第五第六两个铁甲中队;安排潘毓桂在北平城内策应;派遣两三千便衣队潜入东交民巷，令其在铁甲车冲进前门、炮击西长安街军分会时冲杀出来，攻占军分会和其他重要机关;约定驻东交民巷的日军此刻立即出动示威，日机也进行“示威飞行”潜在华北各地的反动武装届时一齐出击，攻占各地中国党、政、军机关。经过一系列布置后，6月26日夜间，60多名汉奸(内有日本人)由天津乘快车到丰台指挥督察这场叛乱。不料27日的叛乱一发动就遭到中国军队的迎头痛击而失败，铁甲车六中队队长段春泽等三人被捕枪决。
段祺瑞剧照
丰台叛乱失败后，川岛芳子开始在津广交各界人士，招兵买马，被她先后收买的有沧县的刘佩臣、天津的赵德谦、曹华扬、刘秀山，武清的柳小五和自称吴佩孚干儿子的刘琨等为首的土匪队伍。在多田骏的主持下，川岛芳子纠合郭希鹏(北平军分会前骑兵师长)、张权本(北平军分会铁甲车材料厂厂长、前丰台叛乱主谋人之一)、洪维国、马金城(前东北军失意军官)等人于1935年11月上旬成立了“华北民众自治委员会”。12月又建立了进行暴动的“华北民众自卫军”，川岛芳子自任“总司令”，前热河财政委员会副委员长关庆麟任“副司令”。其编制为：第一、第二两军，北平、天津两支特别行动队以及第一、第二两路军，辖七个支队。他们计划在1936年元旦前接管有日军配合的市、县政权。天津有日军配合，保安队中又有被收买的要人，故拟定先接管天津，由此形成“华北五省的民众，无不毅然兴起，为自治先导，作本军(自卫军)前驱”的局面，在占领河北、平、津后宣布“华北国”建立。然而这帮人在12月间佩戴“敢死队”袖章冲上天津街头狂叫“自治”时，被民众打得抱头鼠窜，使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依其暴动而建立“华北国”的阴谋化为泡影。
段祺瑞剧照
接连失败后，日特人员开始鼓吹他们策动的华北“独立”、“自治”丑剧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民意’演变的”。“香河事件”就被说成是“民意”、“自治”的举动。
1935年10月18日，汉奸武宜亭在香河安抚寨召开的所谓“国民自救会”上密谋策划，20日纠结千余人以反对苛捐杂税为名，包围了香河县城，随即在日本宪兵掩护下冲入城内，占领县府，宣布“自治”。这就是所谓的“香河事件”。此后，在日军方的支持和导演下，所谓“华北群众代表”要求实现“华北五省自治”的“请愿事件”在河北多地发生。
汪精卫与蒋介石
“香河事件”后，天津汉奸报纸于11月11日刊发了所谓“华北民众自治会”成立的消息，多田骏随即声言：“华北一旦发生自治运动，日本愿意援助。”11月25日，天津一帮汉奸、卖国贼、流氓在自称“华北民众自治团”代表王明及“农民自救团”代表张国栋等人的率领下，聚众百余人，从日租界冲上街头，手摇小旗，狂叫乱舞，高喊天津“自治”，途中又聚集300余人，冲向天津警备司令部“请愿”，并分五批前往天津市政府高喊“自治”。12月初天津又再次上演了“自治”丑剧，一帮自称“自治”请愿的人，佩戴“敢死队”袖章，坐着汽车狂叫“自治”，并袭击了天津市政府。然而这帮狂徒却遭到了天津民众的迎头痛击而窜回日租界。
汪精卫
《何梅协定》出笼后，日军方叫嚣驱逐国民党在冀、察、平、津的一切势力：凡是被视为“有害中、日两国‘邦交’之秘密机关”——如蓝衣社、复兴社等组织及其人员，均要求国民政府予以取缔或撤走。被日本人视为蓝衣社中坚分子的蒋介石派在二十九军任政训处处长的宣介溪，日本人指令其随该处远调西安，然而蒋征得宋哲元的同意让宣介溪暂留北平，为日本人侦知，出动宪兵将其从住所逮捕押至天津。然而宋哲元等识破其阴谋，决以武力抗之，下令做好攻打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捉拿多田骏的准备，最终迫使日本人放人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