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说起党领导的一些起义，自然会想记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三大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但细细去一琢磨，这几个起义只是从理论方面、形象方面、言论方面对党有利对敌不利的影响，给我们带来的实质性的多大现实贡献可以说不多。因为南昌起义最后保留下来的军队也就只有800人左右，秋收起义最的上井冈山的革命力量也就不足千人，即900多人，广州起义留下的部分也只有1000人左右。
而唯独1931年12月14日爆发的宁都起义，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率领下，一个建制近二万名官兵宣布脱离国民党，全部起义，投奔红军。要知道，在这个时候，红军是十分弱小的，当时红一、三军团两支武装力量，加起来也只有2万多人。因此，当时的中革军委立即授予这支起义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毛泽东对“宁都起义”有很高评价，曾于1938年12月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宁都起义是国民党中具有较强战斗力的正规军，第一次大部队在战场上起义投向红军的行动。它沉重打击了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壮大了革命力量，有力地支持了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的后续大发展，那么，当时这么强的一支部队，为什么会投入比较弱小的红军呢?
原来，这支部队是由冯玉祥旧部改编的第26路军，被蒋介石认定是杂牌军，调至江西“剿共”，让他们调到一线去铲除异己的行为。不仅给他们军饷很差，待遇很差，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这支部队不干活而后退，在距部队建设驻扎百里之内部署了不少的嫡系正规军堵住他们的退路，明显是要他们打前站去送死的节奏，加之来自北方的官兵水土不服，病死的日益增多，因此对蒋情绪日益不满。
内部进行瓦解，中共中央军委派共产党员王超、李肃、袁汉澄通过各种关系进入26路军，与该军中共地下党员刘振亚取得联系。他们认真分析了26路军现状，积极开展工作，先后秘密发展了20余名党员，建立了中共地下特支。特支摒弃了“要兵不要官”的“左”倾兵运路线，报经中共中央军委特别批准，发展了军参谋长赵博生入党。特支之下建立了官长支部和士兵支部，使党的力量渗透到了26路军的各个角落，控制了该军许多机要部门和重要岗位，广泛团结广大士兵和中下级军官。经过26路军中共特支和参谋长赵博生的努力，还争取了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等人，并通过他们又联络了一批进步的中下层军官，为起义准备骨干力量。!
在决定起义的时候，用参谋长赵博生名义宴请全军团以上主官，趁机逮捕了所有反对起义的军官，并把代总指挥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的师部包围缴械，为起义扫除了障碍。只在包围第二十五师师部时发生片刻枪战，有几人伤亡，其他没有任何损失。除李松昆听到枪声后只身越墙逃掉，驻在城北的1个团因路远未能参加外，全军一个军直、两个师直、六个旅直、十一个整团，共17000余人，携带两万多件武器，全部参加了起义。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肖劲光任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辖3个军。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十五军军长，何长工、黄火青、左权分别任各军政治委员。同时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第2天起义部队开进苏区，正式投明弃暗。
这支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参加了第4次、第5次反“围剿”战斗，迅速成为红一方面军的主力军团之一。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5军团经常执行断后、掩护任务，打了许多恶仗、硬仗。紧要关头，红5军团指战员往往手持大刀上阵，与敌军短兵相接，杀得敌人血肉横飞，闻风丧胆。红5军团自身的伤亡也很惨重，长征出发时，全军团有1.2万人，到了长征结束时只剩下不足4000人，体现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从宁都起义这王蕴瑞支部队中苏进，走出了上将李达，中将王秉璋、李雪三、孙毅、孙继先、韩振纪，少将王谦、王振祥、刘放、孙润华、张汝光、王英清、陈正峰等30多名开国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