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无双的万里长征。
中央红军以红一军团为左路前卫，红三军团为右路前卫，红九军团掩护左翼，红八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向西突围。
1934年11月25日，中央红军强渡湘江，仍以红五军团作为后卫。
红五军团以三十四师担任殿后重任，该师经过七昼夜血战，光荣地完成了掩护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的任务，但全师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全师6000余人，幸存下来的只有500多人，不足十分之一。师部指战员绝大部分壮烈牺牲，其中师长陈树湘在被捕后伸手探入裂开了口子的腹部，奋力抽出里面的肠子、绞断，壮烈就义。
一00团团长韩伟为掩护师部撤退，视死如归，战斗打到最后，全团仅剩10个人，弹尽粮绝。
韩伟最后英勇跳崖。
庆幸的是，韩伟在跳下悬崖时，先落在一棵大树的树冠顶上，再弹到一藤蔓上，然后才落到柔软的草丛中，没有伤着身体。
虎口逃生的韩伟躲避开敌人的搜查，化装成挑夫，混在群众中挑山货到兴安县城卖，乘机寻找大部队。
在找不到组织和队伍和生活无着落的情况下，韩伟迫不得已投到国民党军薛岳麾下欧震的九十师押护班当了一名士兵。
在后来的一次兵运活动中，韩伟试图与武汉地下党联系，不料，遭到叛徒的告密，被敌人关进了武汉陆军监狱，判了十年徒刑。
西安事变后，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经周恩来副主席出面交涉，向国民党提出了“释放政治犯，共赴国难”的政治主张。武汉方面的国民党请示上级后，同意放人。
这样，韩伟顺利地到了延安。
听说韩伟回来了，毛泽东非常高兴。
说起来，毛泽东对韩伟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
韩伟是湖北黄陂粮房湾人，1906年2月10日出生，16岁参加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经常来往于安源与长沙之间，为毛泽东、蒋先云、李立三、刘少奇等人传递信件，是毛泽东早年认识的同志。
1926年，韩伟转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在秋收起义中，韩伟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三营九连一排排长。起义失败后，韩伟所在的九连损失很大，只剩下十来个人。韩伟就带领着这幸存的十来个人赶到浏阳县找毛泽东。在浏阳县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韩伟聆听了毛泽东关于“小石子击大水缸”的精彩演讲，坚持拥护毛泽东关于“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发展”的主张。
1927年9月29日中午，部队在三湾进行改编，只有700余人的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两个营七个连。韩伟任第一营二连二排排长。
改编完成后，韩伟前往驻扎在大湾的二连报到，毛泽东亲自送行，并赠送了一个笔记本给他作为纪念。
笔记本的扉页上赫然写着：“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三湾改编是非常成功的，官兵实现了平等，部队发展很快，到了1928年初，兵力发展到6000余人。
这年2月，毛泽东率部队回到茨坪，6月，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11月，又成立了红四军前委，毛泽东任书记。
1929年1月，红四军准备向赣南进军，特别组建了一个前委混成大队，谭震林任大队长兼政委，韩伟担任副大队长兼警卫排长。
可以说，韩伟是毛泽东的第一任警卫排长。
1929年2月9日是大年除夕，红四军在江西省瑞金县大柏地打了一个大胜仗，歼灭了国民党军刘士毅部的两个团。
这是红四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
既打了胜仗，又是新春佳节，毛泽东和朱德等决定给官兵们每人发1块银元以庆祝新春。
遗憾的是，部队只有6000块银元，而人数却有6008人，缺了8块。
怎么办?
这种小事，在共产党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个事。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等人均提出不要。
韩伟知道了，坚持把分到自己手上的那一块银元送回去。
毛泽东劝他：“收下吧，新年到了，就件新衣服、新裤子嘛!”
韩伟反问道：“那你为什么不要?”
毛泽东笑眯眯地说：“我是前委书记、党代表嘛。”
韩伟挠了挠头皮，说：“我可是警卫排长，也是个兵头儿呀。”
毛泽东听了，点点头，拍拍韩伟的肩，深有感触地说：“参加我们这支队伍的人，都是冲锋在前，享受在后，不愁打不败敌人。”
的确，有这样不计较个人私利的队伍，又有毛泽东这样具有高瞻远瞩战略眼光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作为指挥，红军的发展势头迅猛，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而且，在几次反“围剿”战斗中，红军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可是，因为博古、李德等人的到来，更因为博古、李德等人的瞎指挥，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失败了，中央红军被迫转移，从而出现了红军损失最为惨重的湘江血战。
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最后一天，即1934年12月1日，周恩来趟着刺骨的江水踏上湘江西岸，回头看已经染成红色的江水，热泪盈眶，在过江人流中，他看到了毛泽东。
身患重病的毛泽东形销骨瘦，和周恩来对视那一刻，黯然神伤。
目睹湘江岸边惨烈的战况，纵是毛泽东身为卓越军事家、有通天之能，却也已无能为力，唯有一声长叹。
原本，在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毛泽东曾建议，湘南守敌比较薄弱，且我党在该地区影响比较大的条件，可以转入湘南，在湘南地区打几仗，消灭敌军一路或一部，即可扭转战局。但和毛泽东此前提出过的所有正确建议一样，这条颇富创建性的建议被掌握着红军指挥权的博古、李德等人无情地拒绝了。
最终，虽然中央红军突破了湘江，但损失惨重，红军从开始长征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而当地也有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
在延安，毛泽东每每想起那些牺牲在长征途中、尤其是牺牲在湘江突围中的同志，都会莫名地伤感。
听说担任后卫的三十四师一00团团长的韩伟大难不死，终于回来了，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可是，韩伟却一直不敢去见毛泽东。
韩伟自己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之所以不敢去见毛主席，是我的思想包袱太重，总觉得自己在湘江作战中没有打好，又坐了国民党的监狱。”
韩伟不来见毛泽东，毛泽东却一直惦记着他。
1938年5月上旬，毛泽东在抗大作完报告后，吩咐刘亚楼帮自己找到韩伟，自己要见见韩伟。
当时，刘亚楼是抗大教育长，韩伟来延安后就在抗大第四大队学习。
接到刘亚楼的通知，韩伟忐忑不安地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毛泽东让韩伟进屋，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幽默地说：“我的警卫排长还是当年的样子嘛，不仅一根毫毛没有少，下巴上还多了许多。”
毛泽东的话，让韩伟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他摸了摸下巴上半个月没有刮的胡子，不好意思地说：“胡子太长了，我回去就刮。”
毛泽东仰头哈哈大笑，然后正色地说：“韩伟同志，你的情况我都知道，很好嘛!你在掩护红军主力抢渡湘江时立了功，在武汉监狱里的表现也很坚强。可是，来延安这么久了，为什么不来看看我?”
韩伟习惯性地挠了挠头皮，嗫嚅了好一会儿，喃喃地说：“我是怕主席太忙，担心影响主席工作。”
毛泽东摇摇头，说：“你是思想有背了包袱，一定要丢掉包袱，迎接新的斗争哟。”
听说要迎接新的斗争，韩伟眼前一亮，大声地说：“主席，那我要求上前线，打鬼子，迎接新的斗争。”
毛泽东笑了，说：“上前线，很好嘛!但必须要等你结业呀，你什么时候结业?”
“8月。”韩伟迅捷地回答。
“好吧!8月我一定会帮你安排好。”
毛泽东说到做到，到了8月，“八一”建军节刚过，他就让人到抗大通知韩伟立即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会。
韩伟知道自己上前线的事有戏了，高高兴兴地朝中央大礼堂跑来。
韩伟到来的时候，礼堂门口早已聚集了陈伯钧、萧克、张宗逊、陈士榘等等当年井冈山的熟人。
这些人都是从敌后回延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情况的，毛泽东特意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叙叙旧。
就在大家吱吱喳喳互道契阔的时候，毛泽东领着一个摄影记者过来了，开口道：“井冈山的同志们，你们好!”
“毛主席好!”韩伟和大家齐声喊道。
“同志们!”毛泽东来到队前，掐指算了一下，深情地说，“11年前，秋收起义，大家一起上井冈山，在三湾改编时还有700多人，现在剩下的不多了，今天能来的连我一共29个，大家一起照个相留个影。我们中间的一些同志，明天就要到抗日前线去。战争嘛，是残酷的……”
在毛泽东作了简短的动员后，按摄影记者的要求，大家站好，记者按下快门，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照完了相，毛泽东留大家吃午饭，为大家饯行。
据张宗逊回忆说，所谓的饯行，“也就是每人三碟一粥：一碟油炸辣椒、一碟煮黑豆、一碟炒豆腐和一碗小米粥”。
饯行毕，毛泽东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
当毛泽东与韩伟握手时，说：“上次你说要去前线，我想你还是到晋察冀去。”
韩伟说：“只要能上前线，到哪都行!”
就这样，韩伟到了晋察冀前线，与日军展开游击作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建国以后，韩伟历任军事师范学校校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