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刘禅不同意给诸葛亮修庙
成都武侯祠，历经一千多年的沧桑，虽含有特殊的“三国”开篇之义，并在北宋初年就获得了“武侯祠”的专一祭祀署名。然而，到明清时期，它却仍然以“诸葛庙”或“诸葛君庙”之名而广泛流行于民间。
刘禅在成都为诸葛亮建庙的提议，在晋代就有人反对。东晋的常璩在撰著《华阳国志》时，就认为成都近郊的武侯祠本与刘备无关，纯是后人的“私祠”。
稍后的习凿齿也撰文说：诸葛亮本来是通达礼仪的贤士，理应依从汉制，以天子之礼葬。然而，在沔阳为诸葛亮立庙，实在是违背礼制的。
习凿齿是襄阳人，距离沔阳很近。他曾经到沔阳的诸葛亮庙中凭吊，并撰写了《汉晋春秋》。在晋朝，还有不少有识之士也继续对给诸葛亮建祠庙表示反对。
有人认为，给诸葛亮建庙是“愚俗争讼”，有人则斥责建庙人“轻论士人”。稍后，又有人撰文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不能“诬贤于常民”。
直到唐代，仍有人对成都武侯祠的专一祭祀表示不同意。例如，安史之乱后，唐代宗为了纪念在平叛中立有殊功的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等九位功臣，在长安兴庆宫之西南为他们修筑了“九庙”。
代宗大历年间，礼部尚书、著名诗人韩愈在为武侯祠撰写碑铭时仍然认为，诸葛亮虽功德卓著，但仍不合享专祠。他说：“然则自古圣帝明王世及之业，其所以正百事、和人神者，皆将有日食、地震、山崩、河涌之异。……而欲将一佐命之臣，以为之主而齐其事，斯已惑矣。”韩愈在此文中表面上屈从于唐廷对诸葛亮的评价，而实际上仍以“不在正统”来论定诸葛亮。
无独有偶。中唐以后，唐宪宗在元和年间为平叛中立有大功的人修建了“七庙”。其中，李晟、马燧、浑瑊等人的庙被建在了京师城内，而另外四人李想、王思礼、张茂昭和郭子仪的庙则建在了长安城外。显然，唐廷是在按正统标准来为国家修筑“七庙”的。在此前后，唐人仍有人认为诸葛亮不合享专祠。例如，晚唐学者郑綮就曾对唐宣宗说：“臣记三国时东蜀孔明而无庙也。唯百姓于道陌上立生祀，中有锦囊，囊有数木人，文曰：‘孔明。’是以诸君无权与尊者。”
可见，尽管在唐代宗以后，“丞相诸葛亮”已经转入了正统序列，但人们仍然认为他不合享专祠。因而，在元代以后的人们看来，“武侯祠”之名仍不正确。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刘禅在历史上也曾有过对诸葛亮建庙的表示。例如，他在景耀六年(263年)冬率百官由洛阳返回成都时，就在道路两旁看到了大量祭祀诸葛亮的“私祠”。对此，他曾下诏命令“拆毁”。
然而，“拆毁”私庙仅仅是刘禅的权宜之计。刘禅在晚年不得不承认诸葛亮是“古今之冠贤”，也是“忠武之可嘉”的“盖世英才”，并最终同意为诸葛亮建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