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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肃的“吴中对”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有哪些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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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代群雄并起,鲁肃和诸葛亮都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三国人物。鲁肃的“吴中对”与诸葛亮的“隆中对”,都是著名的战略性对策,都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格局,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往下看。

01“吴中对”与“隆中对”

东汉末年爆发了黄巾起义,东汉王朝受到毁灭性打击。东汉王朝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封建割据势力不断扩大,群雄四起,天下大乱。此时的鲁肃不仅不治家事,相反地,还大量施舍钱财,卖出土地,以周济穷困,结交贤者,因此深受乡民拥戴。

时周瑜任居巢长,闻鲁肃之名,带数百人前来拜访,请他资助一些粮食。当时,鲁肃家里有两个圆形大粮仓,每仓装有三千斛米,周瑜刚说出借粮之意,鲁肃便毫不犹豫地手指其中一仓,赠给了他。经此一事,周瑜确信鲁肃是与众不同之人,主动与他相交,两人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朋友关系。周瑜向吴主孙权推荐鲁肃,说他有才干,可为辅佐之臣,并建议孙权应该多方搜罗像鲁肃这样的人才,以成就大业,不能让他们流散外地。

孙权立即约见鲁肃,与其交谈,非常高兴。等在场宾客起身退出时,鲁肃也告辞而出。但不一会,鲁肃又被孙权悄悄领了回来,合榻对饮。孙权对鲁肃说:“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鲁肃答:“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孙权又说:“今尽力—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

鲁肃对策的中心思想就是,孙权只有在江东站稳,与曹操、刘备形成鼎足三分之势,以观天下之变才是上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吴中对”,与诸葛亮的“隆中对”不谋而合,但时间上比后者早了7年。“吴中对”是鲁肃在与孙权榻上对饮时提出的,所以也叫“榻上策”。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提出了历史上著名的“隆中对”。“隆中对”一方面对天下形势进行分析,从刘备集团的角度出发,提出对待各个割据势力的态度:反抗曹操,联合孙权,图谋刘表和刘璋,从而规划出曹、孙、刘三足鼎立的战略前景。另一方面指出,三足鼎立后,天下有变,进一步北伐中原、中兴汉室的战略目标。

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战胜了貌似强大的袁绍。诸葛亮看到了曹操军事力量的强大,得出不可与其单独争强,必须联合其它力量与之对抗的结论。孙权则有地理优势,加上孙氏家族已历经三代,在所辖区域得民心,可以成为未来天下三极中的一极。诸葛亮看到了这两大军事集团将会成为三极中的二极。刘备当时是个只拥有几千人马的荆州客居者,其它军事集团,如刘表、刘璋、张鲁、马腾等,最多算为天下英雄的配角,不足以形成称霸一方的力量。

鲁肃的“吴中对”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有哪些不同呢?

在正确认识和分析孙权、曹操力量的基础之上,诸葛亮提出了三分天下的基本步骤:首先“跨有荆、益,保其岩阻”;然后致力于内部建设,开展和平外交,“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最后两路北伐,钳制中原,“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样,“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可以一统天下。

02两者之异同

“吴中对”与“隆中对”有明显的相似性:一是都打结盟外交牌。结盟外交的要义,是将两国的安全利益捆绑在一起,盟国的安全是自己国家安全的前提和条件。鲁肃与诸葛亮都意识到,光靠吴或蜀自身的实力,根本不足以抗衡曹魏,只有通过吴蜀结盟,才能维护自身安全。

二是都打均势外交牌。三国之中,曹魏势力最大。汉朝的地盘,它三有其二,而且占据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占当时人口一半以上。这无疑增加了曹魏在战略上的优势和在外交上的筹码。在格局失衡的情况下,鲁肃和诸葛亮都清楚看到,没有均势,就没有安全,只有照顾到盟国的安全,才能维护自身的安全,因此,鲁肃和诸葛亮的外交活动一直都在促进和维护这种均势。

三是都打道义外交牌。在封建社会,正统观念是维护统治的社会基础,坚持和维护正统,就抢占了道德制高点,赢得了话语权。鲁肃与诸葛亮是政治家办外交的典范,他们以正统为旗帜、以统一为目标,正统就是汉室,虽然汉室被曹操胁持,徒有其名,但毕竟是正统,没有任何政治势力会否定它的合法性。鲁肃、诸葛亮指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这八个字,既彰显了汉室的合法性,又突出了曹操的非法性。

道义外交牌凸显的是吴蜀两国的政治基础,均势外交牌凸显的是吴蜀两国的地缘战略,结盟外交牌凸显的是吴蜀两国的外交运作。

“吴中对”与“隆中对”集中体现了吴蜀两国在曹魏的压力下,立国和结盟的指导思想和路径选择,因此,这两份经典对策有明显的相似性是毫不奇怪的。但是,自古以来,人们看到的更多是其相似性,忽视了其差异性,而差异性恰恰是影响吴蜀两国外交的关键所在,忽视了差异性,就不能正确看待、分析和评价鲁肃、诸葛亮在三国外交棋局中的作用和地位。

“吴中对”与“隆中对”最大的区别,在于对时代主题的认识与判断。“吴中对”表明,在时代观上,鲁肃是高屋建瓴、最具真知灼见的战略家和外交家。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汉室的态度上。鲁肃所持“汉室不可复兴”的政治见解,不但高出孙权之上,而且和7年后诸葛亮的“隆中对”相比较,也实在有高出一筹的地方。从孙权在回答鲁肃的“吴中对”时所反映的思想看来,他当时因羽翼未丰,只是想保有江东,尽力一方,以辅汉室,尚缺乏统一全国的进取精神,但鲁肃的一席话对他无疑起了振奋精神的作用。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明确讲过,如果像他设想的那样,“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兴复汉室”是诸葛亮毕生奋斗的目标,然而,他在《出师表》里提出的“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对当时的蜀汉而言并不现实。“兴复汉室”是诸葛亮讨伐曹魏的口实,是他用以号召反曹力量的一面旗帜,应该说,在三国鼎立局面尚未形成之前,这对刘备发展实力、扩大影响确实起了不小作用。如在联吴抗曹、赤壁大战、夺取荆州、夺取巴蜀、夺取汉中的过程中,这个口号对扩大刘氏集团的影响、对团结广大有识之士都曾起过积极作用。

但到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后,特别是在汉献帝禅位给魏文帝曹丕后,“北伐曹魏”的口号已经过时。227年,诸葛亮率军进驻汉中,拉开了北伐曹魏的序幕,诸葛亮说,北伐“趋时宜速”,而当时上距曹丕代汉已历8个年头,且魏已传国易世,曹睿为帝,正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所说:“魏国统治阶级早就不是拥汉派拥曹派的争斗了,而是曹操集团将被司马懿集团所代替。”因此,诸葛亮提出的“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北伐口号已没有多少号召力了。229年,孙权称帝,诸葛亮为“求犄角之援”,遣使道贺,并与吴约盟交分天下,旧都洛阳本来在吴之分界,北伐的口号就更显无力了。这也是蜀汉中后期,几乎没有什么外地人才前来投奔的主要原因。

时势至此,蜀汉仍抱着“兴复汉室”的口号不放,显然是“不审势”,最终也就不可能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汉室不可复兴”的思想,鲁肃早在建安五年(200)就提出来了,这一建立在正确估量当时客观形势上的见解,被日后历史的发展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03谁更高明

历史给予了鲁肃和诸葛亮有利的机会,让他们有幸身居高位,得以分别将“吴中对”与“隆中对”付诸实践。从实践结果看,前者的成就明显高于后者。在笔者看来,鲁肃比诸葛亮的高明之处在于:

一是鲁肃比诸葛亮更懂得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东吴是三国外交斗争中最大的赢家。曹魏、蜀汉都曾在外交博弈中受益,但东吴无疑是受益最多的,外交为东吴创造了最为优越的外部环境。魏、蜀都陷入过两面受敌、孤立无助的境地,东吴却不曾如此。它或是结好于魏,或是和睦于蜀,从未出现过两面受敌的情况。可以说,在三国外交舞台上,东吴是无可争议的外交大戏的倡导者、演出者和受益者。这一切同鲁肃的谋略分不开。

为什么东吴在三国外交中能取得最大的成就呢?最根本的一条是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只要国家利益有需要,东吴可以向曹魏称臣,也敢于在与吴蜀的交往中适度叫板,尽可能维护自身的利益。作为东吴外交的掌门人,鲁肃的能干之处在于务实,他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该低调的时候低得有度,该亮剑的时候亮得出来。

相比之下,蜀国奉行“汉贼不两立”的外交方针,不承认曹魏政权的合法性,并将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此基础上,这样一来就失去了外交上的灵活性。

二是鲁肃的考量以国力为基础。就蜀汉本身而言,并不具备伐魏的实力。章武二年(222)夷陵之战的失败使蜀汉受到了很大打击,北伐曹魏的力量大大削弱。对于蜀汉的情况,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描述道:“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在《后出师表》中他又说:“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显然,诸葛亮很清楚,蜀是不具备伐魏实力的。从《后出师表》看,诸葛亮此时言及的伐魏已完全成了一种道德的自我完善、责任的自我完成、心理的自我安慰,而不是一种能实际操作的行动计划。他很清楚,蜀汉在三国中是实力最弱的,进攻是不得已之举,“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奈之举,字里行间透露出极为复杂和矛盾的心理。

为了“兴复汉室”,蜀汉不得不将一切纳入战争轨道。蜀汉建国40余年间,出动蜀国兵力半数以上,即5万人以上的征战约20次,小规模征战更多。从这一角度看,蜀汉国内的许多政治、经济制度实质上都属“战时军事管理法”。战争需要大量的兵力,雄厚的财力和物力,这对蜀国力量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削弱。从227年到234年,诸葛亮率军北伐的结果是:同曹魏进行了6次战争,其中5次进攻,1次防守。在5次进攻中,曾取得局部胜利,但远未达到灭魏兴汉的目的,他本人积劳成疾,最终死于军中。一方面留给后人“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感叹;另一方面就是劳师动众,糜费钱物,使本已衰弱的蜀汉政权雪上加霜,成为三国中最先灭亡的政权。

三是鲁肃比诸葛亮看问题更理性。例如,赤壁之战后,孙、刘、曹三家瓜分了荆州。孙权占有了荆州最重要的江夏郡、南郡的江陵及其附近地区。刘备为谋发展,曾向孙权提出暂借江陵,但未被应允。由于江陵是荆州的治城,所以借江陵也被称为借荆州。吕范等将领劝孙权扣留刘备,周瑜在外地,也上疏陈说此意。唯鲁肃从全局考虑,劝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以孙、刘联合,共同抗曹。鲁肃的意思是:孙权固然神武盖世,但曹操的势力太大了。我们刚刚占有荆州,恩德信义尚未广行于民众,如果把荆州借给刘备,让他去安抚百姓,实是上策,因为这样一来,曹操多了一个敌人,我们多了一个朋友。孙权同意了鲁肃的主张。

应当看到,把荆州借给刘备,孙权集团虽有所失,但在当时的复杂形势下,却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孙氏可以从中收获不少实际的益处:一是可以巩固孙、刘联盟,增强抗曹的实力,保持自己有利的战略地位。二是可以缩短战线,避免将孙吴有限的兵力分散,并能摆脱处于曹、刘两大集团之间可能腹背受敌的窘境。三是使刘备与曹操接境,给曹操树立一个劲敌,牵制曹操的兵力,减轻对孙吴的军事压力。四是不至于因为孙、刘相互攻战而令曹操坐收渔人之利。总之,孙权借地资刘,抓住了“共拒曹公”以图生存和发展的这个主要矛盾,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实为一石二鸟的明智之策,因此,曹操闻孙权借荆州给刘备的消息时,正在写信,震惊之下,落笔于地。

四是鲁肃擅长软硬兼施,即便对待盟友也是如此。例如,刘备平定益州,孙权请刘备归还荆州所辖的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不肯。孙权派吕蒙率军进取,长沙、桂阳二郡望风归附,唯有零陵太守郝普坚守不降。刘备得知,亲自引兵5万,从成都赶回公安坐镇,派关羽率军5万争夺三郡。孙权也从秣陵进驻陆口,派鲁肃率领1万人屯守益阳,和关羽对抗。鲁肃为了大局,邀请关羽相见,提出各自将兵马布置在百步以外,只有将军们单刀赴会。鲁肃做出决定后,他的部下怕出变故,劝他不要轻赴险地。鲁肃毫无畏惧地说:“事到今日,应该把话说清。刘备辜负国家,是非尚未论定。关羽又能怎么样呢?”毅然赴会。

单刀相会,充分显示了鲁肃的外交智慧、勇气和风采。一是以理服人。会上,鲁肃数次指责关羽,抓住刘备方的理屈之处,向关羽激情阐述孙权顾大局借荆州的过程,以及刘备不还三郡的无理要求。言辞中,洋溢着纵横家的词辩风采。二是以势逼人。鲁肃在谈判中话音未落,荆州方面的一位将领说:“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鲁肃当即大声呵斥,辞色严厉。关羽自觉理亏,操刀而起,对部下说道:“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用眼光示意那人离去。三是以情动人。鲁肃在谈判时诉诸情感,抓住人性的弱点,因势利导。他紧扣的也正是当时刘备兵败无以为资,孙权雪中送炭这一对方的心理弱点,使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让关羽在谈判中疲于应付。

单刀会的双方虽然没有达成归还荆州的协议,但使刘备一方认识到,如不照顾孙吴的这一严重关切,势必会危及结盟抗曹的大局。后来,刘备派人跟孙权讲和,双方才最终商定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属孙权,南郡、武陵、零陵三郡属刘备,孙、刘休兵罢战。

最后要指出的是,如果论在历史上和在老百姓中的影响力,诸葛亮的“隆中对”比鲁肃的“吴中对”要大得多,诸葛亮的“粉丝”也比鲁肃多得多。但就外交实践和外交成就来说,鲁肃其实丝毫不输于诸葛亮,在某些方面甚至明显强于诸葛亮。史学家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一书作注时说:“刘备与(孙)权并力,共拒中国(指曹魏),皆肃之本谋。”然而,在后世演绎的戏剧中,却常把孙、刘联盟完全归功于诸葛亮,置鲁肃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这完全不符合史实。

鲁肃的“吴中对”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有哪些不同呢? 第2张

历史的真相是:建安十三年(208),孙权命甘宁西攻江夏,斩太守黄祖,然后准备夺取荆州。曹操本无暇南顾,如今见孙权攻取江夏,唯恐其攻取荆州,养成羽翼。于是七月开始南征,集结大军于南阳。八月,刘表病死,消息传到江东,鲁肃感到形势严峻,预料到如果荆州被曹操占领,江东形势就危险了。因而,鲁肃主动向孙权请缨,到荆州去游说刘备联合抗曹,这个主意立即被孙权接受。鲁肃到达南郡,传来刘表之子刘琛已投降曹操的消息。这时,曹操不费吹灰之力而得荆州,刘备仓皇南逃。鲁肃星夜赶到当阳,与刘备会见,向刘备纵论天下大势,介绍江东的实力,热切希望刘、孙两家团结一致对付曹操,刘备听了鲁肃的分析,决定并力抗曹。刘备率部进驻夏口,鲁肃就是在这时第一次见到诸葛亮,两人一拍即合。刘备派诸葛亮随鲁肃去柴桑会见孙权,经两人共同努力,孙、刘终成盟友。

04小结

“吴中对”与“隆中对”都是高屋建瓴、影响深远的战略性对策,从实践角度看,前者更胜一筹。孙权高度评价鲁肃的“吴中对”在东吴政权创立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孙权称帝登坛祭天时,对公卿们说:“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且其决计策,意出张、苏(张仪、苏秦远矣。”

鲁肃死后,孙权派吕蒙袭取荆州,孙、刘联盟完全破裂,而吴、蜀也最终被各个击破,随之灭亡。“吴中对”与“隆中对”分别促进了东吴、蜀国的兴起和三国的鼎立,但未能使东吴和蜀国免于被曹魏灭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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