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说，婆罗门教(Brahmanism)的形成时期是一种英雄时代，是史诗中所赞美的一切最著名的英雄人物的时代。婆罗门教的形成与发展与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下面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进程中来领略婆罗门教的盛衰过程。
萌芽从公元前十六世纪到公元前十三世纪，雅利安人入侵的这段时期中，他们并未形成真正的帝国统治，当时只是一些部落，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追溯几支月朝帝王的谱系线，可以做出很好的解释。在这段时期，雅利安人部落之间以及与异族之间频繁发生战争，早期的吠陀经典中多多少少可以反映出一些当时战争的情况，这些经典还提到了一些雅利安的人民领袖，包括上文所说的被神化了的帝释天因陀罗。
在这个时期，古代婆罗门教开始萌芽，雅利安人最早的吠陀原文也许是在征服印度之后经两三个世纪编集而成的，也就是公元前十三世纪之前被完成。此时，古雅利安人的吠陀宗教，是多神崇拜，这些神也许都是从古印欧体系的万神庙演变而来，他们既代表社会的各种抽象方面，又代表各种自然现象。在吠陀中保存的最古老的组成部分——诗歌，记载了对各种神的赞美诗和祈祷词。值得注意的是，古雅利安人的吠陀宗教与原始的古印度人(土著人)的宗教与文化是敌对的，所以早期的吠陀经中包含雅利安人的东西很多，尤其是《梨俱吠陀》是研究古代雅利安人的最重要的资料。
成形到了大约公元前十三世纪左右，月朝保拉法系(Paurava)的帝国开始兴起，在印度广大地区形成了帝国统治，至少极盛时期(公元前九世纪左右)能够做到权力的高度集中。保拉法帝国最早的统治者萨伐兰那(Samvarana)的王权被同系另一支所夺去，后来凭借一位婆罗门之助，恢复了王位。恢复王位之后，建立了一个凌驾于其它一切国家之上的大帝国。这一时期的生活方式、宗教、以及其它种种，后来被尊为印度的传统思想的典范。
在此后一百年间，数十个大小王国，通过彼此之间的长时间的激烈的斗争，最终形成了相互敌对的两大阵营：第一、保拉法帝国的第二任国王，萨伐兰那之子俱卢王(Kuru)，他们从印度河之南迁徙而来;第二、定居恒河流域的般阇罗王国。这两个王国在公元前十二世纪左右，在位于两河之间的库鲁斯特拉(今新德里的郊区)，进行了一场大战役，双方势均力敌，战斗激烈，持续的时间较长，伤亡惨重。最终，战争以俱卢国的胜利而告终，保拉法帝国进一步得到了扩张，进入了恒河流域。印度古典文学名著、第一部叙事史诗《摩诃婆罗多》(Mahābharata)记录了这次战役，全诗有十万颂，至今仍被印度人诵读不倦。
公元前十世纪之后的印度正处于铁器时代，这时很可能是一个大变化、大动荡、帝国不断扩张、流血战争不断增长的时代，战争的发展给印度的叙事诗和历史传说打伤了深深的烙印。
此期间，出现了好几位最富创造力的思想家，他们成为婆罗门教的奠基者。不断地流血战争使他们认为自己的时代是堕落的，非常缺乏往昔的道德标准。他们期望出现英雄人物和有德之士来维护古宗教，于是古的吠陀原文被收集起来，新的吠陀被编造出来。这些新旧吠陀文字形成一种经典总集，总称为吠陀。事实吠陀经上并没有一种单一的经典，而是属于不同僧侣派系的多种底本，也正像后来的初期佛教徒的三藏。最早的吠陀经《夜柔吠陀》描写的可能是公元前十世纪左右的历史，其它两部吠陀的成形应该在《夜柔吠陀》之后。依此推测，婆罗门教大约于公元前十世纪左右开始成形。
兴盛大约到了公元前九世纪的时候，阇那弥觉耶(Janamejaya)大帝在位时期，保拉法帝国达到繁荣强盛的顶点。此后，帝国开始逐渐衰落分裂，尽管帝国衰落了，但是婆罗门教并未同步衰落，而是处于进一步的发展之中。帝国得衰落的主要的标志也许是公元前八世纪的一次迁都，当时的帝王是尼遮沙王(Nicaksu)。恒河上游的首都象城(Hastināpura)遭受洪水冲击，夷为废墟，遂迁都于雅莫拿河(Yamunā)附近的俱赏弥城(Kauambi)。此后，曾在保拉法霸权管辖之下的地方统治者和邦国都宣布独立。迁都之后的一百五十年之内，文明的发展似乎停滞。不过，之后，婆罗门教进一步对吠陀经文进行了修订，以及对叙事诗作出了修改等。虽然宗教和哲学创造时期似乎中止，但是宗教的理论的发展进一步深入。此时，对于婆罗门教的“辅助性”的研究却有了许多的创新，如礼仪、法律、语言学、天文学、几何学之类。
按照较晚期的传说，吠陀经是保拉法帝国鼎盛时期的一位名为“广博仙”(Vyāsa)的诗人所编集的，此人出现于公元前九世纪，“广博仙”在梵语中实际意义是编纂家，是一种诗人的头衔。他还有一个名字叫讫瑟努·提婆延(KraDvaipāyana)。不过此人也许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也许只是当时所有编集者的集合体。正当保拉法帝国权利鼎盛时期，有一大批僧侣诗人和其它有才能的学者出现。这些学者编撰了经文，最后都落到了广博仙的名下。其中有些属于文学，有些属于技术，当时未正式收入吠陀正典中。这些人其它作品或注疏文字，倒又包括在吠陀正文中。总之，这一时期，四部吠陀经都开始被编集起来。除了编辑整理吠陀之外，还有大批更富于创造性的著作都归在了广博仙的名下：如上文提到的大叙事诗《摩诃婆罗多》(Mahābharata)和几种往世书(Purānas)。
这时，雅利安人与古印度土著人文化之间出现大规模的融合，与萌芽时期不同的是，此时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时的早期敌对情绪，甚至连同侵略征服的事实都被忘却了。到了保拉法帝国鼎盛时候，在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显然曾经已经发生过很大规模的相互混合。根据Pargiter的《古印度历史传统》的观点：征服者当中的世袭的婆罗门僧侣绝大部分都是古印度文化的继承者，而非雅利安人教士的后裔，他们藉优越的教育知识技能，以调和折中精神，设法委曲求全，取得恩宠地位，这从后期婆罗门谱系可以看出许多地方呈现出非雅利安人的面貌。
在这个时期，婆罗门教的内容变得十分完善，不仅四部吠陀经被编集起来，而且三大纲领、四姓阶层、生活四阶等内容业已形成，此外，吠陀中附属的歌颂、梵书、奥义书开始形成。
另外，宗教理论愈加抽象化、系统化。这时候的宗教已经和早期的吠陀宗教大不相同。古雅利安人的吠陀宗教是多神崇拜，吠陀经中的诗歌大部分都是对各种神的赞美诗和祈祷词，献祭是为了取悦众神，以获得众神的庇佑;可到了保拉法吠陀经编纂的时期，献祭成了婆罗门教的中心，其各种仪轨变成了获得福报的学问，而众神居于次要地位，成了祭祀的仆役，不过为了接受献礼才有必要，一切的愿望和福报并非神的恩赐，而是依赖于祭祀的方式方法是否正确，祭祀的礼仪部分成了吠陀经中真正重要有效的部分。
天神们实际上失却了独立的意义，这给神学、宇宙论、宇宙起源学的领域敞开了大门，宗教理论更加严谨，开始向抽象化系统化发展，伟大的梵天(Brahman)成为绝对体和最高存在的真理，此时多神崇拜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三个主要大神：宇宙的创造者婆罗摩(Brahman，梵天)、宇宙的保护者毗湿奴(Viu，亦称财天Vāsudeva)、宇宙的破坏者湿婆(iva，又称大自在天)。另外史诗和往世书(Purāas，布罗那书)对宇宙的起源和演变作了解释，宇宙形成之后，经过无数百千万亿劫的循环，最终瓦解称基本的元素，再由婆罗摩的作用，宇宙有重新形成演化……这时候出现的轮回学说实际上和这种宇宙论配合得很好，另外，旷远无垠的时间概念和现代天文学为宇宙作确立的时间计数也相当符合。所有的这一切最终为奥义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的丰富的土壤。
衰落一切事物似乎总是盛极即衰，婆罗门教亦不例外，婆罗门教鼎盛的背后隐藏着各种衰落的因素。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最终成了婆罗门阶层滋生腐败的温床。婆罗门僧侣横行霸道、争权夺利、贪财好色，在社会、宗教、思想、生活各个领域造成了不健康和不稳定的因素。另外，刹帝利阶层的权力日益增强，愈加不满婆罗门阶层的腐化堕落。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占据在恒河以北的韦提诃国王查那伽，企图以政治和宗教联盟的统治改变婆罗门，召集当时婆罗门中的进步僧侣和有名的学者数百人，召开宫廷会议，共同研究新宗教的改革，从梵书中发展出奥义书。然而奥义书哲学又过于深邃，远非一般世俗人所能了解，只成为少数精神贵族所玩味的玄虚学问，正统的婆罗门僧侣，也很少有精通这种学问的。同时，婆罗门的腐败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
到了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时，恒河中下游以摩竭陀为中心建立的许多新的邦国，主要邦国达十六个之多，此外还有数不清的次要邦国。他们有着不同的政府，君主制和共和制，国家之间战争频繁。最“正统的”、最“合法的”保拉法帝国伴随着昔日的辉煌，在竞争中凋谢消失了;真正的“逐鹿”斗争在最强大的民主制度的拔耆(Vji)共和国和摩揭陀(Magadha)王国之间展开。这些人似乎是吠舍与首陀罗种的混血人种，被婆罗门的法典视为半雅利安半野蛮的下等种族，他们中的王者，虽然未必出自原来刹帝利的血统，但仍以刹帝利自居。这些邦国虽然也受到传统婆罗门文化的影响，但自由文化的兴起均受到王者的保护和重视;虽然也有四种姓的观念，却把刹帝利阶级至于婆罗门之上，婆罗门至上的观念，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反吠陀的沙门(ramaas)思潮，受到了王者的保障。
到了公元前五世纪，即佛陀时期，北印度的这时，新学派开始出现，运动的领导者都不是婆罗门，而是来自于社会各阶层的人民，被称为“沙门”集团。如果说产生于佛教至前的六派哲学还能够勉强延缓一下婆罗门教的衰亡，但是佛教的兴起则代表婆罗门教的彻底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