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忍受作为战犯受审的耻辱。”这句话，看似沉甸甸的，看似很有骨气。
在距离1945年 日本战败之年结束还有半个月的时候，准确地说是在12月16日清晨，发动日本侵华战争的主要祸首 前首相近卫文麿在即将被捕前的数小时抛下这句话后服毒自杀。
当年，46岁的近卫文麿首次出任日本首相时，被称为日本政坛上第一位“最年轻的首相”。此刻，54岁的近卫文麿自杀的时候，又被称为日本政坛自杀者中第一位“最年轻的首相”。两个“第一”，是巧合吗?
日本学者鸟居民在《近卫文麿“沉默”的死》(草思社出版，2014年)一书中曾高声发问：“他为什么会自杀?是谁导致他走上自杀之路的?”其实，如此蠢问，用不着如此高调发出。在我看来，近卫文麿作为1937年“七 七卢沟桥事件”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在任的日本首相，作为推动签订法西斯轴心国协定 给已经燃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峰火再狠狠泼上一把热油的日本首犯，作为确定发动太平洋战争方案的主谋，即使他不服毒自杀，等待他的也只会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绞刑判决。
“主动”服毒自杀与“被动”处以绞刑。能够改变的，是近卫文麿对死亡方式的选择!而不能够改变的，是近卫文麿那一身累累的战争罪行。
童年阴影产生心魔
日本传媒人宇治敏彦在《日本首相列传》(东京书籍出版，2001年)一书中讲到这样一个故事。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的时候，日本元老级人物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和内弟有岛生马谈到近卫。当时，原田熊雄感叹地说：“近卫这人是一个像富士山一样的家伙。”在旁边的有岛生马的女儿晓子立即问为什么，他幽默地回答道：“从远处看，富士山是很漂亮的。但是，从近处看，富士山就全是岩石，真的是粗糙不堪的。”接着，原田熊雄含着眼泪说：“让这样的人担任首相，真的是心寒呀。”
回首近卫文麿的政治生涯，在各种关键时分似乎总是缺乏坚定的意志与魄力，想左右兼顾，最后却谁也左右不了;想说话算数，最后却谁也不买账。在另一个战犯东条英机的眼中，近卫文麿就是一个“优柔寡断的精神障碍症患者”。应该说，近卫文麿如此优柔寡断的性格，与他的出身是有关的。
日本封建时代由近卫家、九条家、鹰司家、一条家和二条家五大家族拱卫天皇轮流执政，被称为“五摄家”。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出任摄政。这其中，近卫家最为显赫，他们要么可以把自家的女儿嫁给天皇，要么可以把天皇的女儿娶回自家。
1891年10月12日，近卫文麿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显赫的与皇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贵族之家。他的父亲近卫笃麿是明治时期日本政坛上的大牌人物。对这个近卫家250年来第一个由正妻所生的长子，近卫笃麿真的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看着儿子歪歪扭扭地踉跄学步，近卫笃麿在他身上拴起一条绳子，以防止他跌倒在地。
必须提及的是，近卫文麿出生8天以后，他的生身母亲衍子就因为患产褥热去世了。死了老婆的男人很少有闲着的，近卫笃麿接下来闪电般地迎娶了自己的小姨子 贞。可是，贞并没有因为念及姐妹之情就对这个外甥好一点，而是拿出了标准的“后妈”做派。记住，“后妈”常常是以“严格要求”为名管教儿子的。这样，近卫文麿在父亲那里受到宠爱，自然感到“热”的不行;在继母那里受到漠视，自然感到“冷”的不行。一个孩子，在父母如此“爱”的巨大温差中成长，每天必须过着看父母不同眼色的生活，其性格一定是扭曲的。
1904年，41岁的近卫笃麿逝世。正值13岁的近卫文麿虽然继承了爵位，但也深深地感到人生的三大不幸之一 童年丧父。他不得不同时继承了父亲留下的大量欠债。更让他痛苦的是，母亲待自己这个长子远远不如四个弟妹，母爱的阳光总是洒不到他的身上。直到成年以后，近卫文麿才知道，自己一直叫“母亲”的人原来并不是生身母亲，而是小姨妈。这一点，近卫文麿和中国大清的光绪皇帝有点相似，得知“老佛爷”不是亲妈而是自己的大姨妈的时候，内心里就滋生出一种强烈的又不得不压抑的叛逆情感，这对其性格也产生了影响。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人脸变化再快的了。可怜的孩子近卫文麿在父亲死后，昔日门庭若市的家里突然变得门可罗雀，那些以前受过父亲关照的人全都换了一副面孔，常常到近卫家索要债款，甚至搬走物品作为抵押，使少年的近卫文麿倍感世态炎凉。
是否可以这样说，近卫文麿少年时代尽览人性丑恶，活得非常不阳光，这或许也成为了他日后走上法西斯极端道路的性格催化剂。
法西斯魔头曾热衷马克思
虽然家道中落，但高贵的身份还在。近卫文麿从位于东京银座的泰明公立小学毕业后，顺利进入“皇族学校” 学习院中等科学习，与后来被称为“宫中革新派”的皇族集团核心人物木户幸一、原田熊雄是同学。按照惯例，在学习院中等科毕业后，皇族子弟会继续进入高等科学习。不过，近卫文麿受到著名“海归派”人物、当时旧制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大学前身之一)校长新渡户稻造影响，投考了旧制第一高等学校。在这里，他成为了一个有着忧郁气质的“小文青”，喜欢西欧传奇文学，甚至一度想辞去爵位，当一名普通人。谁也没有想到，“小文青”很快上档次了，要让自己成为哲学家。进入东京
帝国大学哲学科后，近卫文麿对马克思经济学产生了强烈兴趣。但是，当时这方面研究的强项在京都帝国大学。近卫文麿也就“任性”地转学到京都。他在此后长达一年的时间内，频繁登门拜访京都帝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河上肇教授，学习社会主义思想，并产生了深深的共鸣。渐渐的，近卫文麿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倾慕到“走火入魔”的地步。日本学者中西宽所著的《近卫文麿排除英美本位和平主义论文的背景分析》(京都大学法学会出版，1993年)中有这样一段鲜为人知的记述：1914年，还在上学的近卫文麿翻译了《社会主义下的人类灵魂》、《社会主义论》等著作，发表在《新思潮》杂志的第五期、第六期上。当时，《新思潮》第五期杂志曾被日本政府查禁。近卫笃麿不仅仅有“笔动”，还有“行动”。他经常买些糕点送给贫穷者，口头禅是“叫花子也是宾客”。为此，他赢得了不少好名声。
谁能想到，这个日后的法西斯魔头，年轻时居然还是个热衷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青年!
虚伪的“不扩大方针”
长话短说!高贵的门第，不断见诸报端的政论文章，使近卫文麿逐渐被人们熟知。他25岁时成为贵族院议员。1931年，成为贵族院副议长。1933年就任贵族院议长，直接进入国家权力中枢。
1937年1月，由于对华政策招致各方不满，广田弘毅内阁集体“下岗”。在乱哄哄的局面之下，近卫文麿终于等来了登场机会。6月4日，在元老西园寺公望的推荐下，他就任首相。46岁的近卫文麿，一时被称为“青年首相”。
活该倒霉?近卫文麿上任才1个月零3天，日本军人就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七 七卢沟桥事件”。
如今，日本许多学者喜欢谈1937年7月9日近卫内阁发表的“不扩大方针”。似乎这项方针可以让近卫文麿逃脱发动侵华战争的责任。这些“公知”总是希望把天皇、首相一个一个地从战争责任中完全剔摘出来，最后把这场战争笼统地归结到“军部”身上，从而淡化侵略战争的罪恶。
日本学者藤原彰在《日本近现代史》中指出：七 七卢沟桥事变“和引起九 一八事变的柳条沟事变不同，它并不是通过阴谋发动策划发动的事件。这时，日本军还没有对中国发动正式战争的计划。但是，突然发生的事件竟发展成为全面性战争”，近卫文麿是有责任。
在其位，就不仅是要谋其政，更要负其责。今天，我们绝对不能仅仅看近卫内阁7月9日发表的一个装腔作势的“不扩大方针”，应该同时看看7月11日，近卫内阁召开内阁会议，应陆军大臣杉山的要求，做出向中国华北派出三个师团的决定，其目的是向中国“显示威力”!我们还应该同时看看近卫内阁在发表的重要声明中指出：“为了取得中国方面的道歉和今后的保证，政府在本月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关于增兵华北，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这个声明的实质是纵容战争。我们还应该同时看看近卫内阁在8月15日发表的声明，表示要以“惩罚中国军队的暴虐”为目的而采取“断然措施”，并决定派遣陆军大部队。请注意，日本在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和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的时候，都还是拿出了所谓的“理由”，正式进行了“宣战”。而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没有拿出什么“理由”，说辞是“膺惩暴支”，也没有进行“宣战”。
在我看来，近卫文麿1937年8月15日的声明，就是一个等于宣战布告的声明，是一个悍然扩大侵华战争的行径。当然，近卫文麿做梦都没有想到，整整8年以后，同样是在8月15日这一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完成侵华战争的“战略进攻”
走笔至此，我心潮起伏。有些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今天，我们中国人谈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也常常讲“七 七事变”或者“卢沟桥事变”。殊不知，这种称呼，恰恰为日本人所乐于接受。
1937年7月，日本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发表谈话，把这次事件称为“华北事变”。到9月，日本政府把这次事件改称为“支那事变”，我们的一些学者则把它一厢情愿地翻译成为“中国事变”。事实上，这次日本对华侵略战争，其战争规模远远超过了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和1904年日俄战争，但日本政府长时间不将其称为“战争”而称为“事变”，也不像甲午中日战争时期那样对中国明确宣战。其原因是什么?其原因是他们害怕一旦宣布发动的是“战争”，就会成为“交战国”，从此难以从第三国进口军需品和原料了。实际上，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英开战，12月12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指出：“这次对美英的战争，包括 支那事变 在内，称为大东亚战争。”也就是说，直到这个时候，日本才承认对中国进行了一场“战争”。
有人说，在中日两国之间，不要去轻易相信什么“同文同源”的说法，因为汉字就是一个“陷阱”。有人说，中国现代汉语中28%的词汇来自“和制汉语”，而各自对词汇的理解是不同的。今天，当我们中国人开口闭口称“七 七事变”或者“卢沟桥事变”的时候，无疑是落入了日本一个“阴谋的陷阱”，重复着一个遮掩日本战争责任的“和制汉语”。
是时候了，在迎来抗战胜利70周年的2015年，我们中国人应该明确无误地指出：1937年，日本人挑起了“七 七卢沟桥事件”，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近卫文麿。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不久的1937年9月5日，近卫文麿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呼吁民众：“现在只有发动全面战争，给予中国军沉重打击，彻底摧毁中国的军事力量这一条路可走了。”而无知的民众都非常坚信近卫文麿是难得一见的“名宰相”，热烈鼓掌进行支持。近卫内阁随后主持制定了《临时资金调整法》和《进出口品等临时措施法》，与《发动军需工业动员法》相结合，对资金、物资和生产等进行战争管制。
众所周知，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华军实施了令人发指的“南京大屠杀”。但是，对此事，一向消息灵通的近卫内阁好像突然两耳失听了一样，做出完全不知道的样子。装傻充愣难逃其责。今天，当和平崛起的中国把每年的12月13日设定为国家“公祭日”的时刻，我们应该记住那个时候日本在任的首相，名字就叫“近卫文麿”!
1938年1月15日，在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近卫文麿首相不顾“军部” 参谋本部希望继续与中华民国政权交涉的要求，宣布停止和平谈判。他本人发表声明：“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针对这个声明，藤原彰在《日本近现代史》中指出：此举无疑是“自行堵死了结束战争的道路”。山冈庄八在小说《太平洋战争》中也指出：“近卫文麿这一奇妙声明看似无视外交惯例。因为在与中国军队的每日战斗中，突然发表了 不拿你当对手 的声明，为了不是对手的对手，每月要付出巨大的军费并死伤大量的士兵，在人类的军事史上可能是一个笑谈。”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学者论述“日中战争”的时候，特别喜欢讲述“军部暴走”而不受政府制约的事例。事实上，出于各种目的，“军部”也有希望“继续进行交涉”的时候。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暴走”，一次又一次扩大了侵华战争的规模。
1938年1月复会的第73届国会上，近卫内阁提出35亿日元的一般会计和将近50亿日元的临时军事费预算。与此同时，为了完成国家总动员体制，提出了《国家总动员法》和《电力国家管理法》两项法案。让日本一举进入“战争体制”。
1938年5月，近卫内阁把对苏战备用的师团投入中国战场，攻下徐州。
1938年10月，日本军队占领中国的武汉和广州。至此，日本陆军派到中国战线上有23个师团，70万兵力。
1938年11月3日，近卫文麿发表对华声明，拿出一贯使用的挑拨离间的伎俩，把对国民党政府打击为主的策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以“共同防共”，“建设东亚新秩序”等口号向国民党诱降。
1938年12月，与蒋介石对立的汪精卫逃到日本，近卫文麿又发表了著名的“近卫三原则”，即“亲善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公开扶持中国的汉奸政权。
1939年1月4日，近卫文麿以“事态进入新阶段”为由，提出内阁总辞职。
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有著名篇章《论持久战》。他把这场战争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日本军队的战略进攻阶段;中日两国军队的对峙和持久阶段;中国军队的反攻阶段。而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就是完成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战略进攻”的一个凶魔!
确定太平洋战争却想逃责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闪击波兰，悍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随后不到一年时间里席卷整个西欧。德军的辉煌战果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整个日本都在高喊“不要错过这一班车”，各界对侵华战争的僵持局面极为不满，急于扩大战争规模，强烈要求众望所归的人物出马组阁，调整日本国家的军事战略。
大家找来找去，除了近卫文麿，已经没有适合人选。于是，1940年7月22日，近卫文麿在“离岗”一年半后再次被推上了首相宝座。他动作迅速，上任仅仅4天，就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其方针是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和建成国防国家。这意味着日本要把战争推向东南亚、日本要“南进”了!
7月27日，近卫文麿主持召开了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按照军部的计划，无修改无条件地决定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第一次把对英美战争提到日程上来。
9月27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柏林签署了以美国为对象的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于是，全世界的法西斯国家汇聚到一起，日德意三国成为轴心国。
1940年11月13日，大本营和政府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支那事变处理纲要》。
1941年1月16日，大本营陆军部制定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
1941年4月13日，签署《日苏中立条约》，其目的是要腾出手来对美国开战。
可是，近卫第二次内阁里又有人不听话了。1941年4月，近卫文麿不惜拿出妥协条件进行日美谈判，以断绝中国后援，为侵略战争赢得时间。但在谈判过程中，外相松冈洋右锋芒毕露，一味激化同美国的矛盾，导致美国全面中止对日本石油出口，冻结日本在美资产。为了统一策略，摆脱松冈洋右，受困于宪法限制的近卫文麿只得在7月16日再次内阁总辞职。
不过，这次近卫文麿辞去首相职务后，没有像上次那样“下岗”一年半，而是在两天以后，也就是1941年7月18日，就再次“出山”组成第三次近卫内阁。与此同时，这次近卫内阁不似以往新瓶装旧酒，而干脆就是酒瓶装旧酒，原班人马就换了一个，起用丰田贞次郎海军大将代替松冈洋右为外相，继续同美国谈判。
9月6日，近卫文麿又一次主持召开了御前会议。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决定了《帝国国策施行纲要》，明确表示：“在不惜对美(英、荷)作战的决心之下，以10月下旬为目标，完成战争准备。”这实际上意味着限期开战了!
这个决定成为套在近卫文麿脖子上的一条绳索。到了10月，日美谈判仍然陷于僵局。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主张停止谈判，立即开战。当年担任内阁书记官长的富田健治在《日本战败的内幕》(德间书店出版，1966年)一书中回忆道：1941年10月12日，近卫文麿在内阁会议上公开表示：“对于战争，我没有信心。我不能负责。”东条英机则立即反唇相讥：“对于开展有无信心的问题，应该在上一次御前会议时讨论。御前会议已经决定，如果外交不行就决定开战，首相也出席了，并表示了同意。事到如今说对战争不能负责任，令人难以理解。”他进而威胁近卫文麿称：如果不按御前会议的决定执行国策，近卫内阁就应该引咎辞职。
在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强硬的态度下，1941年10月16日，近卫文麿在重新担任了一年半首相之后，第三次辞职“下岗”了。这个在7月2日和9月6日两次御前会议上决定把日本引向战争道路的最高负责人，到最后关头像乌龟一样徐徐地把脑袋缩了回去，试图脚底下抹油 溜之大吉。
无人点赞的“最差评首相”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成立，至1945年初，狂妄的日本军队节节败退，已经无法扭转败局。这种形势下，近卫文麿首先考虑到了天皇与皇室的安全。
日本学者吉田裕在《昭和天皇的终战史》(岩波书店出版，1992年)中揭露，1945年2月，近卫文麿在京都 的家中与冈田启介、米内光政、仁和寺住持冈本慈航秘密商议，制定了战败后天皇必须退位的情况下，在仁和寺出家的计划。吉田茂、殖田俊吉参与了上奏文的写作，在近卫文麿上奏后不久就被陆军宪兵队逮捕。近卫文麿还向天皇提议肃清军部，可天皇表示“战争形势很紧张，这么做很困难”。
1945年7月12日，昭和天皇任命近卫文麿为前往苏联开展和平交涉的特使，他表态称“我会以身家性命相搏”。但是，角川书店1995年出版的《太平洋战争的败因》中却写道，近卫文麿其实很不赞同这种主张，他认为英国才是最好的交涉对象。不过，天皇下了命令，近卫文麿只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其实，到了这种时候，日本无论找谁，无条件投降都是唯一的结局。1945年12月6日，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发出了逮捕命令：近卫文麿将作为A级战犯嫌疑人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必须在16日前到巢鸭监狱报到。16日清晨，54岁的近卫文麿自我了断，是死亡时最年轻的日本首相，也是二战日本首相中唯一自杀身亡的。12月21日，近卫文麿被葬在日本禅宗文化中心京都
大德寺的“近卫家庙所”。
近卫文麿生前曾经自评：“我是一个被命运摆布的人，战争前由于软弱而遭军部欺负，战争中被别人斥为和平运动家，战争结束了，我又成为战争罪犯。”
我还是要说：实际上，近卫文麿既不“软弱”，也不是“和平运动家”。他一生三次组阁，亲手造就了日本战争机器，并使其如烈马一样狂奔。他所谓的“软弱”就是没能代替军部独断专行，他所谓的“和平运动”，无非是杀人不见血。
2005年，日本文艺春秋社收集上万人评价后编辑出版的《总理大臣得分表》一书中，近卫文麿因“软弱、无责任感”，在历任日本首相中得分倒数第一。对于这样一个难堪的身后评，近卫文麿的人生或许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