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911年，美国三角衣厂的火灾造成146个女工丧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工人运动以及劳动法律法规的出台，有效改善了劳动者的权益。本文节选自《兴邦之难：改变美国的那场大火》，其对火灾事发经过的描述主要根据相应目击者的庭审证词。这是一个发生在百年前的美国故事，但远未过时。
工厂的出勤从来没有满员过，三角工厂的雇主后来这样解释。他们不能确切说出3月25日那天有多少人来上班。工厂太大了——几百名员工，肯定有辞职的、生病的或前一晚加班的。当然，工厂在安息日那天会有不来上班的。有些工人还守着传统习俗，哪怕少拿一天工资。
所以出事那天在9楼上班的人数不得而知。9楼流水线上有278台缝纫机，有检验人员和领班也有书记员。但一共有多少人在岗位上?还有多少其他人在场?历史只能猜想。250人左右是个合理的估计。绝大多数是女性;有30多名男性。在缝纫机前，他们并排而坐，或脸对着脸，就像《雾都孤儿》中小奥利弗跟其他孤儿一起喝粥时的情形一样。
在这么多人的情况下，格林街的进出口在上下班时间总是排起人龙。耶塔卢比茨(Yetta Lubitz)在三角工厂工作刚刚七个星期，但 24岁的她已经久经工作考验，深知下班走人的抽身之道。在那个特别的下午，她收好了刚领的工资信封，从房间正中她的位子上站起身来，侧身穿过一溜儿座椅走到过道上，飞速钻进两个相邻更衣室中的一个——里面都是衣柜，薄薄一层隔板分开了楼面上的两个世界。
当其他工人纷纷起身离开座位时，卢比茨正从更衣室中出来，手里拿着自己的外套和帽子。但她模糊地留意到其他人并没有往更衣室去。“我看到一群姑娘直接奔向格林街一侧的出口，” 她后来提到。那时她一般会走的出口，但现在那里挤成了一锅粥。
一开始那一刻，这奇怪的现象还没有带给她什么反应，卢比茨一边继续往前走着，一边从钱包里拿出员工卡，向同楼两个打卡器中最近的一个走去。终于，她明白了什么：“我听到… …一声喊叫：‘火!’”
警报和烈火几乎同时在9楼出现。楼下，火势已经蔓延到后墙角靠近通风井的两张裁剪台上，电梯将街头的风牵引上来，稳稳地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后排的工作台原本远离起火点，但风一吹，火势就朝这边狰狞地扑来，很快就锐不可当，烧掉了后窗、钻进通风井。而这通风井就像一根竖起的长笛，抽吸着火苗向上而去——这便是卢比茨在听见一声“火!”的呼叫时，向通风井望去时瞥见的一幕。
“一个女孩，是个检验员，从我身边擦身而过，跑向消防通道，”卢比茨回忆说。“我跟着她也往那边跑。接着，一大群女孩都跑过来了——很多很多。她们跑向窗口，跑向消防通道，但我感到害怕：地板上到处是火。”
耶塔卢比茨 往右看去，看到格林街出口的门完全被拥挤得堵死了。她不知道该往哪里跑。接着她留意到“一位深肤色的小伙子，”并认出是个她叫不出名字的操作员。他正穿过室内，往华盛顿巷的楼梯那边走去。她跟了过去。到楼梯口后，年轻人抓住门把手，使劲拉却怎么也拉不开。推、拉、拧好一阵——却是徒劳。“啊，”他喊道，“门锁着!门是锁着的!”
一阵浓烟弥漫过来，耶塔卢比茨与一众工友退到一间更衣室内。待这团烟升起，他们赶紧又跑出来。这时窗户已经裂开了。“我不知是有人敲碎了玻璃，还是火烧成了这样子的，”她说。不管怎样，这时火已经从四面八方燃烧起来，将8楼未熄的飞灰燃烬送进9楼地板上的柳条框和木箱。“看到起火之后我们先是跑进更衣室，然后我们——开始哭泣和等待… …我一直等到更衣室就要烧着了，”卢比茨回忆说。“我哭的很厉害，尖叫着。”
“哎呀，静一静!”有人打断说。
正是那位深肤色的小伙子。“哭有什么用?”他说。卢比茨顿时自惭形秽。她一时停止了尖叫——但接着又想，“唉，反正我死定了。” 这个时候还顾面子干什么?“我又开始尖叫起来。”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可能只有4分钟内。那时，火已经通过后窗烧进来，烧到了9楼的检验台上——那上面摆满了衫裙和各类服装——现在又向室内烧去。更衣室的墙壁开始灼热起来，时间一秒一秒地逝去。耶塔马尔科维茨刚刚从10楼下来过，招呼困在此地的工友快上天台去。“我突然看见姑娘们开始往格林街出口方向跑，我也就跟着去了，”卢比茨说。
身手灵活的裁缝们直接从一个工作台跳上另一个 ，躲避了从通风井里扑向她们的火。但卢比茨的手脚就没那么利落，落在了后面。跳过两张桌子之后她就不得不下来，在缝纫台之间的过道里摸索生路，闪避着燃烧的储物箱，小心不要碰到起火的木椅子。她眼前一片烈火熊熊，好在她身上穿着大衣。
卢比茨用大衣的下摆挡着脸部，咬牙往前冲。从眼角瞥见一个胖胖的意大利裔女工倒在了一张缝纫台前，艰难地喘息着。卢比茨到达格林街一侧的门口时，前面的人们已经从这里出去不见了。由于她没有听到运输部主管招呼大家上天台，所以她以为其他人都从这里下了楼。
“我开门时没有想到要上天台，”她说。“而是要下楼——可楼下已成一片火海。”这便是8楼祝融肆虐的威力，再过几分钟就连经验丰富的消防员也要束手无策了。“我见状怕极了，”卢比茨说，“一下子又把门关上。”这下肯定完蛋了，她想，无路可退，她已必死无疑。
这时，就像有个天使从烟雾缭绕中飞临，她的好友安妮戈登跟其他几名女工赶到。“快到天台上去!”戈登喊道。她们打开门往天台上跑，途经已经没有人的10楼，躲过从窗口探进来的火焰，冲上了天台，顿觉空气凉爽。这时她们的衣服和头发都已经烟熏火燎，从相邻大厦过来的法律系学生们上来扑灭她们身上的火星，帮她们从梯子上到安全地方。
耶塔卢比茨(Yetta Lubitz)对当时发生的一切记忆犹新，但对发生时间没有太大把握。她觉得一分钟是“60个瞬间，”而每一个瞬间都很匆匆，因为她估计自己花了20分钟才从9楼逃出来。可事实上 ，整个火灾事件——从第一个警报响起到她安全踏上了美国图书楼的天台——历时不过5-6分钟时间。
这是命悬一线的一瞬间。在她之后，在9楼，她的工友正开始从窗口跳下去。
9楼的布局比8楼要简单。从南至北8排缝纫台，与格林街一侧的窗户平行。其中7张工作台差不多都是75英尺长，另一张只有这一半长度，据格林街最远。每张工作台都挨着靠华盛顿巷的窗口，从那里连接发电机。总体上，缝纫机占用的空间约75平方英尺。这样，在西墙和东墙根各有约20英尺宽的空档——但由于空间就是金钱，所以其实也不是空着的。
当麦克斯哈里斯于1901年刚刚盘下9楼的时候，他们在里面放满了裁剪桌、缝纫机以及——据一位老员工回忆——一个巨大的箱子，为的是劳工部的人上门抽查时，给童工们藏身之用。那时候没有多少空间给洗手间、更衣室。但在衣厂工人罢工期间，有工会成员向市政府投诉了三角工厂的情况。当局于是派人去检查，并下令要求厂方安排足够的洗手间等配套设施。1910年时，厂方趁着淡季将9楼腾空进行改造，改进了装备。大厦的地主艾什也借此机会给自己的这位大客户换了新地板。待完工的时候，在工厂的西侧空间便搭建起更衣室、洗手台及宽敞的厕所。
在屋内紧靠里面的地方，在通风井前面，摆的是4张长长的拼成L形的经验台。这一摆放方式正好配合通风井一侧的室内形状。在检验台和往格林街出口的门之间有个不大的空间 ，正是书记员玛丽拉文素的座位。她后面是分销部，成品都是送到那里。
整个厂房里就是这样满满当当，充斥一排接一排的工作台，轰鸣的机器声和工人的说话声，中间有窄窄的过道隔开。在屋子的尽头是薄薄的门板，通向衣帽间、洗手间等。屋子四周堆着成品与半成品服装，等着送往各部门，点数、检验封装，工人时而穿梭其间。
16岁的埃塞尔摩尼克(Ethel Monick)是个“跑堂女”，意思是她的工作是上上下下、来来回回跑腿，在各部门之间传递东西，跟着产品走流程。摩尼克在三角工厂的工龄只有三个月，最初在分销部，华盛顿巷方向门口一进门的地方。那份工作薪水低，但升迁机会大。她的办公桌紧挨着一个打卡器，所以下班的时间她能看得一清二楚。由于她经常要跑来跑去，所以没有人会留意她是否在座位上。
所以就像耶塔古罗在4:45拉响下班的铃声时，摩尼克已经穿戴停当，但她动作还是不够快。在格林街出口一侧已经排起人龙，工人们拿出挎包准备接受离开之前的检查。
有三件事同时发生：铃声响了，摩尼克留意到她座位旁边的电热炉附近在冒烟，还有人们喊叫着从她身边跑过。喊叫声越来越清晰：“火!”就那么一瞬间，逃生出口就堵塞了。摩尼克看到往格林街去的门口挤着很多“跑得快的女孩，”她于是想：“那边是出不去的。”在她座位的另一边，女工们踩着桌子奔向消防通道——“可消防通道很窄;不能并肩，只能一个接一个下去。于是——也是和耶塔卢比茨一样——摩尼克穿过屋子朝华盛顿巷的出口奔去。
她匆匆经过检验台，经过更衣室，在电梯门正要关上的一刻到了出口。很多没能挤上电梯的人急急地另找其它途径逃生 ，剩下摩尼克独自站在楼梯口。“我试着开门，可怎么也打不开，所以我以为是我力气不够大，”她回忆。“所以我招呼大家说，‘姑娘们，门在这边啊!’她们呼啦一下跑来很多人。”她们将她推搡到一边。
被推搡到一边反而救了她，因为接下来她能记起的就是电梯又上来了，开门的时候摩尼克就站在电梯门前。她“一下就冲了进去。”后面很快跟着冲进大批的人来，将她挤得脸紧紧贴在电梯靠里的壁上，动弹不得。但她毕竟得以生还。
这些不经意的细节一再决定着谁生谁死。就拿麦克斯斯坦因。他说他母亲想让他做个水管工——她觉得这才是男人干的活儿——但他父亲觉得操作缝纫机是个好差事。那时麦克斯的姐姐埃斯特已经在三角工厂干了三年，感觉挺好。于是，在火灾发生三个月之前，埃塞尔帮弟弟在三角工厂找了份工作。
埃斯特那时正在恋爱并且刚刚订婚。在火灾前几天刚刚举办了订婚的仪式，热闹了一个通宵。次日，姐弟俩都觉得疲惫不堪不能上班。隔天再来到三角工厂时，他们看到他们原来所在的8楼缝纫机台重新进行了布局，他们被安排到了9楼。麦克斯的新座位很幸运地靠近格林街出口一侧，更幸运的是下班时没有因为人找他有事而拖延离开。下班时间刚到，麦克斯就从挂钩上一把摘下外套，飞速穿门而过。他还没来得及意识到发生火灾时就已经下到了8楼，又往下走，这时他想起埃斯特还在楼上没下来。但这时再往回走已经晚了。
相形之下，艾瑟(Ether)就很不走运。几个朋友及她的未婚夫跟她约好在工厂外碰头一起出去消遣。所以她没和弟弟一起走。她去了更衣室，在那里跟人说笑着、打扮着。
一片恐慌 。
“是的，到处是哭叫声，”在三角工厂有两年工作经验的操作员玛丽巴谢里提到她的工友们时说，“不管谁在我前面还是后面，我不由分说，推开她们，我一心只为自己逃命… …”
“在那种时刻，一切都乱套了，你必须知道你什么也看不见，”她解释说。“你看到很多东西，但你什么也分辨不清。人已经吓得六神无主，分不清东南西北，根本分辨不清任何东西。”
丽娜雅乐(Lena Yaller)还记得，她听到那火警时还以为是个玩笑——但接着就从格林街一侧的窗口看见了火。在一、两分钟之内，“我看见检验台起火了。”她跑进了更衣室，再出来时眼前已挤满了惊慌失措的女工们。她们的哭嚎声令人晕眩：“我分辨不出她们都在说什么，各种语言… …各说各的。浓烟弥漫，有些人在喊叫着自己孩子的名字。”
越来越热，越来越暗。“我感到头晕，什么也看不清楚，”玛丽戈登(Abe Gordon)，这个精明的小伙子刚进厂时干的活儿是钉扣子，但他看上了负责缝纫机运营的机械工的工作，于是心向往之，节衣缩食省下12美元——这不是个小数字，相当于钉扣子工一个星期的工资——买了一副表链送给机械工的工头。这一招见了效：戈登得到了一份看管传送带的工作，这就往他的目标迈进了一步。这份工作是 确保缝纫机与供电飞轮的连接。传送带一出问题，缝纫机就不能工作了，这时戈登就要钻到工作台下面——不能打扰其他正在缝纫台工作的人——更换传送带。
亚伯斯坦因。然后，“我周围的人纷纷掉下去，四周一片哭喊。消防通道塌了。”
艾什大厦的消防通道的构思和设计都很糟糕，建造也粗糙至极。问题首先出在从10楼阳台伸向天台的鹅颈一样的悬梯上。它又长又细，而且那高度足以让伐木工也感到紧张。在通道的另一端，向下的尽头，是截断在地下室天窗之上的一条死路——这是个很明显的错误，早在设计图纸阶段就被相关市政官员指出来过。当时建筑师答应会改成一个理想的落脚点，但并没那么做，而市府方面也没有跟进。在危危乎的通道顶端与此路不通的终点之间，是各层阳台之间相连接的窄梯，而最危险的还是从各窗口通往消防通道的金属板。这些板子是向外伸出的，而又没有叠好挂在外墙上，因此随时会伸出去阻塞通道。
这便是当亚伯戈登在从8楼下到6楼的瞬间所遇到的状况。从一个阳台伸出的滑板就像在行驶途中打开的车门。更糟的是，用于在墙上固定滑板的铁条滑到了阳台之间，令滑板成了一堵锁死的门。消防通道最终封住了。在平时万事大吉、时间允许的时候，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从容地将松动的铁条撬起来，然后将它折叠，收回原位挂在墙上。但眼下火烧眉毛，哪里顾得上?越来越多吓得魂飞魄散的工人从9楼窗台挤出身来，人压人地在阻塞的滑板后面堆起来 ，充塞了8楼和9楼之间的悬梯。后到一步的逃生者开始转向天台而去。但10楼的滑板也打开了，卡在了鹅颈般的梯子上。逃生者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大火恣意蔓延，正一步步逼近消防通道。无路可逃的人们忍受着烈火的炙烤，不出多一会儿，他们就将被活活烧死。
就在这一刻，那弱不禁风的消防通道开始咯咯吱吱地变形、扭曲，将它承载的一堆人一股脑甩脱，丢进了黑暗的烟尘中。有些人摔破天窗之后掉进了地下室。还有些人掉下去之后被通道底部的尖利的铁栏杆刺死。另外一些人掉下时已经烧着了，掉下去之后又引燃了艾什大厦的地下室。“看上去就像丢出窗外的一堆垃圾，”邻近大厦一家帽子工厂的雇主说。他透过所在大厦靠近消防通道的窗口看到了这一幕;更惨的不仅是看到，而且还听到一切。“我希望我再也不会听到那样的声音。”
当消防队的大队长爱德华沃茨于4:47抵达现场，也就是火警响起两分钟之后，他在8楼看到火已经烧遍全层。他还看到“9楼的西墙也有烧着的迹象。”那是西墙角检验台上燃起的火所致。糟糕至极的是，他还看到9楼沿华盛顿巷一侧的窗口“挤满了人。”沃茨下令代号Co. 13的消防车对准大厦的顶层不停喷水。“水在125磅的压力下喷射出来，”沃茨后来证实，这个压力足以让水上到十层高度。这么做是为了“冷却温度，”沃茨表示，“为了防止人们… …跳下来。向着楼顶四周喷水大约2分钟。”这位消防大队长想让打算跳楼的人们镇静下来，尽管他意识到自己已无能为力。
随即 ，一个男子从最靠近华盛顿广场的窗口跳出来，重重地摔在地上。沃茨回忆说：“他这一跳，明显刺激了其他人也跃跃欲试。”
时值4:50。在楼里，耶塔莱温(Samuel Levine)是唯一下了格林街楼梯的人，他浑身烧伤，连滚带爬地倒在了第三层的楼梯口。
所有生路都已几乎穷尽。到火灾第11分钟时——对于9楼是第6分钟的恶梦——只剩下两条逃生的路径了，而且也只有30秒、60秒最多90秒的时间。这时要想活着出来就得当机立断、动作麻利，并且还要有点运气。这是稍纵即逝的瞬间。
其中一条路是华盛顿巷的电梯。警铃大作时，两名电梯操作员齐托和莫提拉罗正坐在电梯里面等下班的工人。他们先是吓了一跳，然后听见头顶上面一片嘈杂之声，接着是玻璃打碎的声音，随之喊叫声依稀可辨：“火!”在这混乱状态下，很难再分辨得清电梯在什么时候停靠了哪一层，但似乎首先停在了8楼，救下满满一梯的人，然后升上到管理层所在的10楼。齐托记得一共升到10楼两次——但第二次开门时已经人去楼空，他们能去的就是9楼。
他们第一次停靠在9楼的时候，楼层里已冒着零星的火苗，那时大约是4:46或4:47。但这两位勇敢的操作员又再上去两、三次，过8楼时没停下，因为那一层的火已经几乎可以触摸到。每个电梯能容纳不过十几人，在最后一次升上去时，电梯里挤进了成倍的人。在此期间 ，齐托和莫提拉罗救出大约150人甚至更多——差不多是所有生还者中的一半。
“当我在9楼第一次打开门时，我看到的是一大群男女，身后是浓烟烈火，”齐托说。“当我最后一次升到这层时，姑娘们已经被火海包围了。”
另一条生路维持到4:50，是从格林街楼梯上到天台，这条路很快也被火势封死了。从这条路死里逃生必须要冒险穿过火海。
任何人一旦选择失误——或者慢了一拍——就几乎没有了生还的希望。艾达尼尔森跟她一起去乘华盛顿巷的管理层专用电梯。她俩走过过道之后，便匆匆走向更衣室去取外套，但却被如潮的人流推向华盛顿巷出口的门。她们都曾尝试打开门，但发现它锁着。
这时她们看见凯蒂维纳一直在9楼一个小桌前剪蕾丝边。她在听到警报之前就进了更衣室，在那里“跟正在穿外套的工友聊天。”这时她听到了尖叫声。维纳惊慌地四下张望，一边找她妹妹洛斯，一边在想从哪里出去。她看到通往格林街的方向在冒烟，所以决定去华盛顿巷那边的电梯，但到了电梯前却怎么也挤不上去。她开始转身原路折返。
“我被烟呛得直咳嗽。我快受不了了，”凯蒂兰斯纳。
她们三人在紧闭的门前站住，顿了一顿。时间飞逝，她们必须快想办法。艾达兰斯纳跟她走。“但她没听我的。”
在靠近书记员座位的地方，也就是格林街出口旁，是一堆布料：“普通白布。”在冲向天台之前，女工们纷纷就地抓起这些布料包在头上、身上作为保护。她们一跑上天台就手忙脚乱地从身上扯下已经着火的布。尼尔森就是用这些薄薄的白布裹着“跑上了天台。”她在穿过楼梯的火焰时烧伤了双手。
凯蒂兰斯纳则仍站在锁着的门前。“突然，我看到华盛顿巷那边的电梯门开了，所有人都跑过去，”维纳回忆说，“我也跑了过去。”那正是齐托开上来的电梯。她努力往前挤，但再次没能进入电梯。
求生开始成为意志的较量、饿虎扑食般的比拼。在电梯门最后一次打开的时候，约瑟夫他和年轻女工萨拉的座位都在格林街一侧第三个工作台。(他姐姐罗西座位在房间的另一侧。)当第一次警报响起时，布仁曼可能已经看见了火。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快跑——事实上，他已经跑出了通往格林街那一侧的门。但接着，他停住了脚步：“我想起我的两个姐姐。”由于他是包工头，他有权限让两个姐姐提早下班。他也见到萨拉进了更衣室。亲情驱使他又回到楼里 。
“萨拉，萨拉在哪儿?萨拉!”布仁曼在房内边走边喊，焦急地扫视着一个个面孔。他看到有人站在已经起火的工作台上，吃力地往消防通道那边挪步。他在华盛顿巷那侧门口看到蜂拥的人群——但没找到萨拉。“到处都是火，到处冒着烟，”他记得。有人“开始从窗口跳下去。”看到这一切，布仁曼放弃了寻找，近乎残忍的生存本能左右他赶快逃生。“我听到电梯来了… …我使劲往上挤，挤进人群，挤进了电梯… …靠着我浑身的力气。”他记得实际上没费多少劲就分开了众人。“都是些已经有气无力的姑娘，”他说。“她们哪里是我的对手。”
齐托的电梯开始满载向下。凯蒂她喘不过气来，用尽吃奶的力气叫喊。“姑娘们，我的脚要碾碎了!”
艾达兰斯纳则最终在劫难逃。
另外一段插曲：
两个都叫凯特(Kate)的姑娘——一个姓拉比诺维茨(Rabinowitz)，另一个姓奥尔特曼(Alterman)——正跟她们的朋友玛格丽特施华茨(Margaret Schwartz)一起在更衣室里穿外套。她们听到“着火了!”她们先是想爬过那些机器去到熟悉的格林街出口，但那边已经挤成一团，于是她们转身向华盛顿巷方向逃，但又遇见门被封死。生死攸关的一刻最终到来。就在烈火烧来的一瞬，拉比诺维茨眼睁睁看见自己的工友从窗口跳了下去。“我记得我自己是在9楼，”她说。跳下去就是死定了。她使劲吃奶的力气挤进了最后一趟电梯。
凯特奥尔特曼选择了通向天台的艰险之路。她拉起外套将脸围起来，向着燃烧的火闯了过去。在她挣扎着突围的时候，她看到周围的人们被烧到了，再往下一看，自己随身的皮夹也起火了。越过检验台时，奥尔特曼随手抓起几件服装想盖住脑袋。烈火正逼近走廊，有人抓住奥尔特曼的裙子将她往回拉。“我踢了她一脚，因为我不知她要怎么样。”
玛格丽特施华茨没能逃出去。奥尔特曼最后一眼看到她时，她正声嘶力竭地喊叫着，“上帝，我迷路了!”她的头发烧着了。
生还者有些所幸是短发，或者座位靠近出口，又或者碰巧跟对了人群，走对了路径，她们生还还因为反应比较快，或比较勇敢，或比较心狠。但事实是，当天绝大部分在9楼工作的人都没有能活下来。
时值4:51或4:52。眼下没有剩下多少选择的余地了。萨拉拉文提尼(May Levantini)在电梯已落下几层时跳了下去。她一时昏了过去。待她醒来，她面朝上躺在电梯顶上，可以看见高高在上燃烧的火。她眼睁睁看见一个工友在电梯口一脚踩空，跌进了通道。拉文提尼见状赶紧将身体紧紧贴在墙壁一侧。
接着又有更多人被推掉下来或跳下来 。
勇敢的电梯操作员齐托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头上一片声嘶力竭的叫喊声。我抬头看见整个通道里都是通红的火光… …实在恐怖。她们不断从着火的楼层跳下来，有些人跳下来时衣服已经着了火。我可以看见一团团火像燃烧的石头一样掉下来。”
一开始，她们跑到临街的窗口呼吸——“浓烟滚滚… …让人睁不开眼、喘不过气来，”消防队长沃茨事后这样描述。她们同时也是要与外界取得联系：要亲眼看见救援行动在展开，这对她们来说很重要。“在美国，”她们当中有人记得母亲曾经告诉自己：“人们不会见死不救。”她们从窗口不停地向楼下的人群喊着：“快叫救护车!”、“救命啊!”或“梯子!拿梯子来!”甚至只顾喊“着火了!”尽管那是明摆着的。浓烟在大厦顶部形成一朵蘑菇云，火焰从窗口蹿出来，但她们除了高呼“火!”还能做什么?从窗口看去，世界真是无情到荒唐的地步，命悬一线，天人之隔。窗内是一片恐怖笼罩下的哭喊，和其势汹汹的大火。就在她们站在窗台前时，脚下已经陷入火中。透过热腾腾的空气，她们看到楼下的路人那一张张在恐惧中颤抖变形的脸，一张张O字形的嘴，听到从中传来的是“不!别跳!”他们高举双手，好像这样一个姿势能够挽回那些将被火葬的生命。
消防员雅各沃尔(Jacob Woll)和同伴们用曲柄撬动传动轮，毫不费力地将云梯架起。云梯稳步向半空伸出，距受困的工人越来越近，就像一根救命的稻草——但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停住了 ，离受困的人还有30英尺。他们等待它再次开始上升，但没办法，这就是云梯能抵达的高度。纽约最高的云梯还是不够高。
这是令他们深感无用和悲哀的一件事。
而与此同时，假如那些站在华盛顿巷窗口的生灵左右张望，她们会透过新鲜的空气看到火炉以外的世界;那华盛顿广场上华盖如织的树木(正在盎然春意中吐出新绿);远处公园街上的报业大楼，那里的电话正响成一片，里面汇报着反馈着关于火灾的消息;受惊的鸟儿从附近的屋檐展翅飞走;广场上教堂那典雅的钟楼，在那橘色砖楼的屋顶上面对艾什大厦发出悦耳的回声。纽约是那样一个时势造英雄的地方，又恰逢1911年那个时代，即便工业大厦的设计也都会讲究一点审美。就连冷冰冰、最不讲究的艾什大厦也都具有古铜色柱状风格，上面几层的窗口有分隔设计，像古典的竖笛。眼下工人们就将身子悬在那些装饰上。
这就是她们置身的世界：身后是恐怖的烈火，下面是束手无策焦急的路人——不远处是垂手可得的清凉空气和人间美景，却在浓烟烈火中绝望地消逝着。
第一个跳下来的人是在4:50。像当时同样面临艰难抉择的很多人一样，他在艰难时刻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选择宁可跳楼而死也不要烧到身上。同一楼内的绝大多数人——经历过俄国的种族屠杀或见识过纽约的公寓火灾——都清醒地知道大火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跳下去可以保全尸体可供辨认。或许那抉择中还有几分决绝的成分，一直对自己命运的最后掌握。跳下去明知是死路一条，却选择了从过百英尺的高空，毅然坠向坚硬的石子路面。
有些生还者觉得那些决定跳下去的人比自己更勇敢 ，因为他们也曾站在高高的窗前向下望，知道跳下去需要多大的勇气。比如20岁的领班安娜古罗，她在按下放工的铃声之后曾飞快冲向华盛顿巷一侧的门口，但却开不开门。在停留片刻后，她不敢相信电梯还会上来。“我觉得我没救了，”她记得，“我跑到华盛顿巷那边的第四个窗口，我砸碎了玻璃，还泼了一桶水。”当然是没什么效果。于是“我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想要跳下去。但我做不到——我没有勇气那么做。”
当第一个人踉跄着跳下来时，消防队长沃茨下令赶紧铺开救生网以防有人接着跳。另一边厢，消防局长鲁赫也在同一时刻在格林街的街角指挥下属布下安全网。“救生网从消防车上拿下来，在人行道上刚一撒开就接住了一个女孩子，”沃茨记得。“她被弹出了人行道… …我把她扶起来，说：‘走过去，到街对面去。‘ 她走了10英尺，或6英尺——然后倒了下来。”
弗雷达维拉科夫斯基(Freda Velakowsky)掉在网上后被立即送往纽约医院，入院后曾在数小时后一度短暂恢复了知觉。据有些不太靠谱的《纽约世界》杂志描述，她醒来时曾对医生说：“我在窗外支架上停了一下，底下的街道，还有人群，好像都在旋转… …我感到一阵晕眩，有一种要掉下去的感觉，落下了，哦，好像经历了很长时间，然后眼前一黑。” 几个小时后，她咽了气。
消防队长沃茨以为救生网能派上用场。但其效果只是鼓励更多人跳楼，其中很多人明明还有能力跑到天台上去。但实在很难因此而苛责这位现场指挥这么做。
太多人前赴后继地跳下来，两张救生网都接不住了。一辆救护车开到了人行道上，希望有些人跳下来时会留在车顶以减缓冲力。马车夫拉过来一块油氊布 ，把它铺平拉紧——但第一个跌在上面的人就将布从他们身上扯掉了。躯体落下的冲力如此之大，以致有个人撞碎了地下室天窗的玻璃砖，之后才落在人行道上。“最初那10个跳下来的吓坏了我，”记者威廉姆谢泼德写道。但当他抬头看到还有大批女工挤在同一个窗口前，他强打起精神做好准备。
谢泼德留意到最初那些跳下来的人是如何维持着自己的自尊。“有个姑娘，”他写道，“尽力让身体垂直下落，直到接触到地面那一刹那，她都在努力保持平衡。”他留意到那些挤在窗口的人们目送着每一次跳下。他留意到有两个姑娘一起跳下。她们砸破了救生网，就像“狗儿钻过纸做的跳圈，”而消防员还没来得及撤换掉破网，“另一个姑娘扑通一下从破洞掉下去了。”
“当她们一个一个跳下来时还可能应付，”虽然救生网没能成功救人，消防队长沃茨还是这么坚称。“但当她们相携着跳下，根本不可能有救。”到4:53，救生网终于弃置不用了。
那时——起火13分钟之后、下班的铃声在9楼响起8分钟之后——还有八、九十名工人困在大厦里，已经没有什么办法能救出他们。齐托开的电梯由于超载而卡在地面不动了。莫提拉罗的电梯也升不起来了，因为其轨道已经被烫得变形。通风井以及格林街一侧窗口的火已连成一片，封死了格林街出口的门。更衣室里也烧起来了，可怜的女工们在薄薄的木板墙后相拥着无处藏身。火势已铺天盖地，从柳条筐里的小小火星，到点燃工作台，到最终要把整个楼层及里面所有一切吞掉。
一个年轻女工站在窗前，在烈火吞没她的一刹那摘下帽子，向外一挥手丢入空中，又打开钱包将钱倒了出去。然后她跳了下去。
两个姑娘在另一个窗口挣扎着 ;一个想拦住另一个不要跳。她没拦住，朋友跳了下去。剩下的一个，叫萨利温特劳布(Sally Weintraub)，靠着墙勉强支撑起身子，举起手，开始打手势。在楼下的人们看来，她像是在对着美丽诱人的空气发表演讲。她讲完了，追随朋友而去。
谢泼德看见华盛顿巷一侧窗口有个戴帽子的小伙子。他帮助一个姑娘踩到窗框上，分手一刻还抓住她——或许像舞蹈一样。或者用谢泼德的话说，像一个男人扶一个女人上了电车。他放手让她走了。
“他又扶着第二个姑娘上了窗台并目送她落下，”谢泼德写道。“接着是第三个姑娘。她们都很不挣扎。”第四个明显是他的心上人。那是令人肝肠寸断的一幕：楼下的路人看到他们拥吻了一下。“接着，他抱她到窗外，松开了手。但就在一眨眼间，他自己也登上了窗台。他的外套向上翻卷着;空气灌满了他的裤管;我可以看见他穿的是棕色的鞋袜。帽子还戴在头上。”
这位记者后来走到遗体旁。“我来得及在他的脸被蒙住之前看了一眼，”他写道。“可以看出他是个真正的男人。他尽了一切努力。”
最后一名跳出华盛顿巷窗口的那名女工，努力扑向三层以下消防云梯，希望能抓住——但这是徒劳的尝试。于是谢泼德听到格林街那边的路人发出惊恐的喊叫，所以他匆忙跑到街角捕捉这最后一幕。
这时到了4:55，起火15分钟后，9楼遭到波及的10分钟后。两支消防队在8楼灭火的进度开始慢下来，一步一挪进入楼层;他们要控制住全层的火势只有四、五分钟时间。但已经太晚了。
在他们头顶上，9楼的火势已经从检验台蔓延到更衣室再到华盛顿巷那边的门口。而那里还有一大群人困住动弹不得。他们不懈地尝试将门打开 ，但明显都在那里转身时烧死了，因为他们的遗体被发现时是重重叠叠堆起来的，一堆了有10或12英尺那么高。这把火还堵住、窒息和烧死了另一群在格林街方向门口处的人们——他们在那里耽搁太久而没能爬到天台上去。
木制工作台如烈火中的干柴，还有木座椅、到处都是的易燃材料，让火势如虎添翼，漫卷着扑向格林街窗口的最后40名活人。火焰一步一步逼退他们，退到无路可退。窗框起火了，这些人还是没跳。她们想方设法回避着各种死法，直到回避不得。她们本能地躲闪烈火烧身，就算被烧到也还是留在原地。最后，退却到山穷水尽无路可走，她们成群地涌出窗口，跌落处尸首成山。
谢泼德眼睁睁目睹了这人间惨剧。就像他在华盛顿巷一侧窗口看到的一样恐怖，他写道，“接下来发生的事真是太惨了。姑娘们在我们眼皮底下活生生被烧死。窗口还因为同时跳下来太多人而堵塞，好像堵得没有人能再跳下来。但一阵过后，堵住的窗口又通畅了，一堆人体就像倾泻一样地哗啦啦下落，身上还烧着火、冒着烟，女孩的头发散乱地向上飘着… …那一回合就跳下来33人。最后一个跳下来的是在4:57。她的裙子挂在了6楼一处铁钩上，大致就在“三角制衣公司”的商标下面。她古怪地挂在那里片刻，直到衣服撕破，烧得挂不住了，她应声摔死在人行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