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代白莲教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大家一定都看过“功夫皇帝”李连杰主演的“黄飞鸿”系列之《男儿当自强》，其中出现祸害百姓的邪教“白莲教”，飞扬跋扈、草菅人命。
黄飞鸿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白莲教”到底是什么教派?又是从哪里起源的?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白莲教”是唐宋两代民间社群宗教组织，与汉传十大佛法之一的“净土宗”渊源极深，教义和宗教信仰相似。“白莲教”是否源于“摩尼教”?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
黄飞鸿
西汉汉武帝统治时期，由于“古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原地区与西方诸国的贸易往来日益密切，“摩尼教”就是在这时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
“摩尼教”又称“明教”，是公元3世纪中叶由波斯人摩尼所创，他拜火教原有的理论基础上，吸收了其他教派一些理念创立的世界性宗教。公元4世纪至6世纪，“摩尼教”一度盛行于中亚和地中海地区一带。公元694年，“摩尼教”波斯教徒拂多诞，将摩尼教的汉译教典《二宗经》献于女皇武则天，从此之后，“摩尼教”在中原开始了传教之旅。
摩尼教
唐代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唐朝从属回纥(今新疆维吾尔族)平乱有功，被唐代宗李豫大为赞赏。在回纥的大力支持下，“摩尼教”在中原各个地区大肆修建大云光明寺、摩尼寺，广招信徒，公开开始传教。待到回纥灭亡后，“摩尼教”的靠山没有了，不出所料就在中原地区被禁止了。
到了唐武宗李炎时期，民间严禁一切宗教活动，历史上称为“会昌法难”，所有宗教活动都由明转暗。唐武宗之后解除了严禁宗教活动的禁令，但唯独“摩尼教”被推入永禁之列。“摩尼教”被唐代统治阶级束之高阁，从此转入地下并依附着其他的宗教，以佛教和道教的名义进行秘密活动。
会昌法难
正是由于“摩尼教”的教义与当时的封建统治阶段利益有违背和冲突，而且有着严重的造反嫌疑，才被当时的统治阶级所不容。
“摩尼教”崇尚光明，勇于与黑暗作斗争，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这种带有严重煽动性的教义影响到他们的统治。唐代崇拜信仰弥勒佛的信徒居多，“摩尼教”教徒的衣着也是白衣白冠，“摩尼教”在唐代被禁后，就融入了佛教之中也是顺理成章。“摩尼教”原本就是在“拜火教”的基础上创建的，火属红色，“净土宗”的阿弥陀佛系也属红色，因此“摩尼教”与“净土宗”的确有很深的渊源。
唐武宗灭佛
正是“摩尼教”的本质激进，对造反叛逆这种事“情有独钟”，在唐末进行了多次起义活动，都被当时的统治阶级打压了下来，并被屠杀了大批教众。
到了公元1120年北宋宋徽宗当政时期，方腊、吕师囊起义;南宋时期，王念经、余五婆起义，反抗宋朝政权的统治，其原因就是统治阶级的过份剥削。这些农民起义军的中坚核心力量就是“摩尼教”教徒，说明“摩尼教”在平民百姓中拥有极高的威望，并且深受爱戴。南北宋时期，历代统治阶级一直将“摩尼教”定义为“邪教”，进行严厉的打压，同时“摩尼教”又遭到佛教所排斥。
方腊起义
据历史文献记载，宋朝时代，“摩尼教”、“拜火教”、“白云宗”、“白莲社”为当时统治阶级最为憎恨的四个教派，可见“白莲教”源于“摩尼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是这样的吗?
我们来了解一下“白莲社”的起源。唐朝中叶天宝年间，由于唐玄宗李隆基昏暗执政和过度剥削，后果直接导致了“天宝之乱”，史称“安史之乱”。
白莲社
“安史之乱”这个唐朝重要的转折点，让大唐的“开元盛世”的局面一夕之间，向着国土分裂、政权崩溃、四方战乱的倾覆局面方向发展。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就险遭安禄山乱军的毒手，白居易和唐汾的诗词中就证实了“白莲社”的存在，“白莲社”的渊源，也是与佛教有重大关系。
“白莲社”的初期成立的宗旨，就是“修身念佛”，圈子就是由少数寺庙高僧和朝廷臣子构成，与当时统治阶级高层信仰佛教是分不开的。
北宋南渡后，“白莲社”凭借乱世局面迅速壮大，渐渐渗透入社会各级阶层，上到统治阶级，中到资产阶级，下到无产阶级。元朝占领中原地区以后，南宋偏安一隅生活安逸奢迷。
白莲社
南宋领土的缩水，国内税赋的加重，造成了民间生活水平的降低和窘迫，人民纷纷寻求宗教上的慰籍，“白莲社”以向佛修行问道，西方极乐净土为人之归宿，搭救人们脱离苦海，普渡众生，而让无数信徒心生向往。
“白莲社”的壮大，更让“摩尼教”教徒大量流入“白莲社”，使得“白莲社”这个原本是封建上层统治阶级构筑的圈子，变成“为人民服务”的一种民间宗教社群组织。“白莲社”发展壮大后，变成披着宗教外衣的组织来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统治，能不让封建上层统治阶级所仇视吗?
红巾起义
到了元代，元朝统治阶级对宗教活动管控极为宽松，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少数民族的蒙古人不知道“白莲社”以往的光辉历史，对于佛教范畴之内的宗教更加不过问。一直饱受历朝历代打压的“白莲社”顿时“翻身农奴把歌唱”，扬眉又吐气，元成祖忽必烈曾下旨保护“白莲社”并为其修建了寺庙。
元英宗孛儿只斤.硕德八剌即位后，又下诏严禁“白莲社”礼佛，“白莲社”又从公开转为地下，成为民间秘密组织，不能曝光在阳光下。
红巾朱元璋
元顺帝时期，天灾人祸、苛捐杂税让人民不堪重负，元朝官方机构对民间疾苦视而不见，“白莲社”教徒打着“明王出世，普渡众生”的旗号，韩山童、刘福通、韩林儿、彭莹玉、徐寿辉、邹普胜、陈友谅等农民起义军领袖、教徒揭竿而起，将“白莲社”和弥勒佛结合在一起，以红巾为号，史称“红巾军”，成为颠覆和瓦解元朝政权的中坚力量，“白莲社”升级成“白莲会”。朱重八也在这个时期成为“红巾军”的一分子。
红巾朱元璋
朱重八出身市井贫苦家庭，“白莲会”开始造反的时候，朱重八义无反顾地加入了郭子兴的起义队伍，吃尽千辛万苦，踏遍千山万水，一级级往上爬，终于朱重八干掉了所有与他作对的人，铲平了所有与他对立的政权，创建了明朝政权，朱重八也变成了朱元璋。
朱元璋在年少时颠沛流离、四处流浪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民间疾苦。在减轻人民负担的同时，朱元璋也下诏严令禁止民间一切邪教活动，国家阶级之间的矛盾暂时得到了缓和。朱元璋大肆屠杀开国功臣的同时，也在防止“白莲会”势力渗透入明朝统治阶级高层。高亢的“白莲社”又开启了休眠模式，遁入了地下。
明朝中叶时期，万历天启年间，封建统治阶级又开始腐化堕落。政权机构怕民间又暴发起义，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残酷的方法来防止人民的起义。此时辽东后金女真人经常骚扰大明边关，明朝对辽东出兵迫在眉睫，于是在原来就已经沉重的税赋上又增加了出兵辽东的兵饷，再加上天启年间旱灾频发，平民百姓已经到了剥树皮吃草根的地步了。
大明政权不仅不体谅民间疾苦，反而大肆盘剥黎民百姓，增加人民生产力的负担，特别是大宦官魏忠贤利用权势和矿盐两税想尽办法多方盘剥，让大明平民百姓更加无法生存。
白莲教
公元1625年，明天启6年，沉寂已久的“白莲会”死灰复燃，聚众蜂起，蓟州王森起义，“白莲会”正式转变为“白莲教”。
不久，王森被明朝廷镇压，死于狱中，其子王好贤和钜鹿徐鸿儒继承了他的遗志，举兵攻陷郓城，但不久被明军所困，弹尽粮绝下徐鸿儒被捕，被凌迟于北京。“白莲教”的起义，说明了当时阶级矛盾问题的不可调和。
白莲教圣母
到了满清统治下的汉人江山，原本“反明复元”的“白莲教”又摇旗呐喊，化身为“反清复明”的正义斗士，并延伸发展了许多支派，继续吸纳教徒，妖言惑众，崇拜“无生老母”;满清王朝也多次派兵镇压，但是“白莲教”隐藏太深，以致效果甚微，屡禁不止。
清代乾隆年间，“清水教”王伦的起义，就是“白莲教”分支之乱。清嘉庆元年，“元教”(黄教)席卷川、陕、鄂、豫、甘的五省农民起义，以及嘉庆十八年的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农民起义，历时数年，满清政府抽调了全国16个省的兵力，共耗费了白银2亿两，相当于当时大清5年内的财政收入，抽空了满清大量的精力和人力，才平定了民乱;满清王朝也逐渐由盛转衰，向历史的深渊滑落。
白莲教
同时，这些“白莲教”分支教派的教义，并不是以反对封建统治地目的为要素。
因此，“摩尼教”与“白莲社”都是和中原佛教有着极深的渊源，相互有所联系。“摩尼教”教徒为了“驱逐黑暗，迎接光明”的教义，不惧流血死亡，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屠刀下的牺牲品。
而“白莲社”经过民间的发展壮大后，也成为了反对封建统治阶级剥削的宗教组织;这两者从根本意义和出发点来说，都是相似的。
宋朝时“白莲社”被统治阶级憎恶，在他们眼中恶劣性质接近“摩尼教”，更由于“摩尼教”在唐代被统治阶级列入“永禁”之列，“摩尼教”教徒大量流入“白莲社”，完善了“白莲社”结构性和组织性，加强了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
元代时期的几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正是“摩尼教”教徒融入“白莲社”并成为组织领袖、骨干，推动了“白莲社”组织向“白莲会”的发展和前进。尤其以元末以韩山童、刘福通所领导的，披着“白莲会”的宗教外衣，与弥勒佛结合，又称“红巾军”，成为推翻元朝暴力统治最中坚的力量之一。
白莲教
最后大清时期“白莲教”的定型，实际上就是“摩尼教”和由“白莲社”过渡成“白莲会”的二者，经过历史的变迁合二为一的宗教产物，是反对历朝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过份剥削人民的民间社群宗教组织。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949年，少数地区还残留的“白莲教”支脉组织，已完全沦落为诵经拜神，传播封建迷信思想和歪理邪说的会道门组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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