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年间的援朝抗倭战争，是一场对东亚的政治军事格局有着深远影响的国际战争(对于这场战争，朝鲜称为“壬辰、丁酉倭乱”，日本称为“文禄、庆长之役”)。公元1590年，丰臣秀吉(1537-1598)统一日本，遂于1592年4月进攻朝鲜，势如破竹。应朝鲜政府之请，明军自7月起陆续入朝抗倭，并于1593年1月赢得平壤战役的重大胜利。但不久，由于主帅轻敌致败。其后，双方基本停战，进行和谈。公元1597年初，丰臣秀吉复派兵侵朝，同年秋被明军击败，退守半岛南部沿海狭小地带。此后，双方互有胜负。次年秋，丰臣秀吉病死。明、朝军民最终取得胜利。
事实证明，日本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然而，历史真相并非如我们所说的那么简单，四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解析这场战争的时候，发现其实我们赢得并不轻松。以下，本文将以明、朝方的最高决策者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1563—1620)对战争的态度和处理为线索，分析其在战争中的决策失误及其原因，以此让更多的人更深刻地了解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也更深刻地了解当时明朝的内政外交情况。明朝的教训倘能为国人所借鉴，则笔者将深感欣慰。
一、战争前——无视情报，疏于防范
历史证明，丰臣秀吉妄图侵略朝鲜和明朝的图谋由来已久。早在1578年，丰臣秀吉尚是日本最大的封建主织田信长的部下，就曾向主子进言:“席卷明朝四百余州，以为皇国之版图。”织田信长死后，丰臣秀吉成为日本权臣，终于在公元1590年完成了日本全国的统一，多年的战火熏陶，使其野心不断膨胀，同时，也为了平息国内封建领主对土地分配不均的不满，可能还有打开中国门户与中国进行商业贸易的企图，终于，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下令出动陆军16万，海军近1万直指朝鲜半岛。战争初期，朝鲜军阵阵溃退、节节惨败，不到两个月，朝鲜国土大部分已经沦丧。溃败到如此地步，难道明、朝方面不知道倭人的阴谋以至于毫无防范吗?非也。
山雨欲来风满楼。1590年至1592年3月间，丰臣秀吉为了准备侵略战争，大肆增加兵员、储备军粮，还征集、建造了千余艘舰船。丰臣秀吉的侵略野心及扩军备战的消息，很早便由在日华人传到了明朝。这位华人名叫许仪俊，原为福建人，后被倭寇掳至日本，当时他正在日本为日本贵族治病，所以能得到消息，然后他立即派人于1591年2月(另一种说法是3月)将消息送达福建地方官员。地方官员不敢怠慢，立即奏明神宗皇帝。遗憾的是，对于华人冒死送来的密信，神宗并不重视，只是简单地批示：“由兵部跟朝鲜国王联系。”同时，惯例性地责令沿海官员加强防备。
1591年春，极度狂妄自大的丰臣秀吉致书琉球国王尚宁:“我将于明年春天进攻朝鲜，你也需要率兵前来与我共同战斗。倘若不听从召唤，我将先灭掉你的国家。”当时琉球尚是明朝的藩属国。尚宁接书后大惊，于当年4月向神宗告警。几乎与此同时，身在琉球的中国商人陈甲也得知丰臣秀吉的企图，设法报告了明朝政府。然而，神宗仍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丰臣秀吉
其后，朝鲜两次派使者赶赴北京向神宗汇报日本侵朝、侵明的企图，神宗除了赞扬朝鲜国王对明朝的忠顺之外，就是赏赐银两、物品，不但自己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预防措施，就连督促朝鲜整饬军备、防御倭寇的只言片语都没有。在神宗看来，小小的蛮夷岛国，进犯天朝，岂非以卵击石!
于是，当日军大举向朝鲜开进之时，不但神宗仍在醉生梦死之中，就连朝鲜朝野上下，也仍是一片歌舞升平。战前缺乏防范意识，自然不会有任何有效的军事部署，敌人突然出现，“二百年不知战事”的朝鲜猝不及防，一触即溃自然在情理之中。
二、出兵决策——反应迟钝，贻误战机
朝鲜遭灾，国王立即派遣使臣到明廷求救。明廷震动，神宗也在第一时间征求臣僚的意见：援还是不援?明廷分成了对立的两派。
主张出兵者以兵部尚书石星(战争开始后转而主和，成为主和派的代表)、大理寺卿宋应昌、山西道御史彭好古以及吕坤等人为代表。他们清醒地看到了日本的野心所在，认为日本以多年战争积累起来的军事资源，兴发全国兵员，必定不止要夺取一个朝鲜那么简单，其实质必然是想侵略大明，所以，“救朝鲜实为自救”，于是，积极出谋划策。彭好古提出了御倭的上中下三策：“迎敌于外，勿使入境，此为上策;拒之于海，勿使深入，是为中策;及至天津、淮阳之间，而后御之，是无策矣。”吕坤非常明了地指出：“倘若日本占有朝鲜，不但在地理上威胁北京，割断我们的漕运路线，且日本可以利用朝鲜的人口、资源，强大自己，所以，明智的做法就是立即出兵朝鲜，并力东征。”但是，以兵科给事中许弘纲为代表的一批人却反对出兵援朝。在他们看来，当年小规模倭寇侵犯东南沿海，给大明带来的麻烦就够大了，而今天倭人侵朝，可是正规军大规模出动啊，两个月就基本搞定朝鲜，其实力可见一斑，且明朝正在对西北用兵，国库空虚，所以，如果大明出兵援朝，实在难以说有取胜的把握。许弘纲就说：“藩属国只是天朝的护卫。只听说藩属国给天朝当卫兵，没有听说天朝给藩属国当卫兵的。朝鲜虽忠顺，然而自己不争气，国王治国无方，敌人一来就望风逃窜，国家已经土崩瓦解，还有什么值得救援的?某些大臣想在外国立功以流芳千古，希望陛下不要受到他们的蛊惑。”
两派各执己见，相持不下。作为皇帝股肱的内阁大学士们，吸取张居正生前权倾朝野、死后受到清算的教训，凡事依违期间，谁都不敢出头。神宗也犹豫不定，拖了两个多月，迟迟无法定夺。鉴于朝鲜战局日益恶化，朝鲜国王又多次派出求救使者，在石星、宋应昌等人的一再要求下，神宗才采取了一些象征性的救援举措。7月，神宗终于决定出兵援朝，但决心并不大。明知日本倾巢出动，而神宗只派了一名中级军官率两千兵马前往平壤，随后，又派两三千人渡过鸭绿江增援。这几千人马很快遭到挫败。消息传到北京，朝议为之震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绝大部分朝臣终于被逼达成出兵援朝的共识。神宗遂以宋应昌(1536—1606)为经略，抽调正在宁夏平叛战场的东北名将李如松(1549-1598)为提督，率大军4万3千人东征。经过充分准备，12月，明军渡过鸭绿江，浩浩荡荡开赴平壤。
4月14日，日军在釜山登陆，随后势如破竹，朝鲜已经危在旦夕，而神宗却拖到7月才派少许兵力入朝救援，足足拖了3个月。如果从12月李如松率大军入朝参战算起，那么明朝参战距离战争爆发已达8个月之久。神宗反应之迟钝，令人咋舌!
三、战争中——战和犹豫，政策游移
1593年1月7日(一说是8日)，经过周密部署，明军进军平壤，与日军的精锐部队3万人遭遇。经过惨烈激战，明、朝联军成功夺回平壤。此战共歼敌1万余人，俘虏、逃散无数，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的战局。随后，在明、朝军民的一致努力下，朝鲜国土大部分获得光复。得知李如松初战大捷，神宗大喜，勉励李如松继续奋战。但是2月27日，李如松轻敌冒进，在碧蹄馆(王京附近一个驿站)遭伏击，损伤惨重(明朝说损失3千，日本说是上万，而朝鲜方面记载明军投入战斗的只有4千人左右)。尽管明朝军队锐气受挫，但精锐尚存，且很快得到新的补充。相反，日军虽取得小胜，但水土不服，被朝鲜义军袭击，粮仓又被李如松派兵烧掉而陷入困境。可惜的是，明军不敢进攻，白白丧失战机。
明军在碧蹄馆战败的消息传来，神宗对日本的态度开始动摇。虽然朝鲜国王极力要求复仇，但明朝内部以石星为首的主和派占了上风，神宗遂开始与日本和谈。和谈从1593年3月起，前后拖延了近4年。1593年5月，应明、朝方的要求，半岛上的日军大部分退到了釜山一带，神宗估计日军不会再有大的军事活动，遂下令大部分明军在1593年8月回到国内，只留下1万人驻守。然而，丰臣秀吉却不断地利用和谈时间补充兵力，运送武器给养，积极筹划再战。
和谈中，明朝与日本的封贡问题颇为重要。日本既要封(即册封丰臣秀吉)，又要贡(即进贡。按照惯例，对于来天朝进贡的外国使臣，天朝需要给予更为丰厚的回报，并允许其在某地进行自由贸易)。当时代替了宋应昌的总督顾养谦上疏，请神宗同意封贡，而明朝对倭寇在东南沿海的滔滔恶行记忆犹新，因此绝大多数大臣主张只封不贡。面对两种意见，神宗起初也举棋不定，最后同意支持后者。是年冬天，明朝使臣抵达日本大阪，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
日方如何应对?这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丰臣秀吉听说只封不许贡，便勃然大怒，摔诏书于地，并怒逐明朝使臣。但使臣回国后却说丰臣秀吉接受了册封并同意和谈条件。另一种说法是：当时因为战争准备没有完成，尽管丰臣秀吉十分不情愿，但也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了明朝政府的册封，并款待使者。此时，明朝的辽东官员已经知觉丰臣秀吉蠢蠢欲动，并向神宗作了报告。然而神宗却非常天真，他以为册封之后，日本就会从朝鲜撤军，于是，他只是督促朝鲜国王“搞好自己的内政，对日本作一些让步”，便以为万事大吉了。
1597年1月(一说是2月)，当驻辽守军和朝鲜来使几乎同时向神宗报告日本再次进攻朝鲜时，神宗才发觉和谈已经失败。日军来势汹汹，援还是不援?朝臣再次分为对立的两派。反对援朝的一方认为当时内政混乱，民生疲敝，实在无力进行大规模国际战争，且5年前东征的士兵已经尽数撤回。当初南兵撤离时，还因朝廷拖延赏赐，发生了士兵鼓噪被杀1300人的重大事件，所以若再论出战，士兵必然意见很大。御史周孔教等人则针锋相对，指出朝鲜与辽东接壤，在我卧榻之侧，出兵朝鲜，不但关系朝鲜命运，且关系我明朝安危，即使花费再大，牺牲再多，也义不容辞。最后，神宗拍板：倭寇背信弃义，罪不容诛，7万大军开赴朝鲜(日本方面认为援朝明军为14万左右)。
明军再次入朝之时，由于日本12万陆军进展迅速，朝鲜已经再次丧失大片国土，不但朝军无法与明军协同作战，就连粮草都无法向明军提供。而当时首批入朝的明军仅有3万，就在这种艰难形势之下，明军起初还是收复了一些失地。神宗闻讯，下令嘉奖。不料嘉奖令还未送到前线，明军即在蔚山战役遭到惨败。
1598年正月，明军全部撤退至王京，朝鲜战事再次陷入了相持局面。尽管朝鲜水军在李舜臣指挥下逐步掌握制海权，但陆上双方仍是拉锯战，互有胜负，均未有决定性意义。于是，北京城内的大臣们又开始了新一轮争论：有的认为师久无功，国库告罄，且担心国内空虚，让奸人有机可乘，遂提出撤兵，内阁首辅赵志皋甚至还开始张罗和谈;有的坚决主张安内先攘外，支持继续积极进剿，摘取战争的最后果实。神宗再度失去判断能力，这无疑会影响到前方将士的斗志。幸好，就在1598年11月，福建巡抚金学曾奏报丰臣秀吉已死，预言日本国内将发生内乱，建议乘机征讨。同时，兵部的总结也向神宗显示：往年碧蹄馆之败后我方停止进兵，绝对是一次错误的决策，它使我方失去了转败为胜的大好机会，现在我方不可以再重蹈覆辙。于是，神宗决定乘势再战，争取最后胜利。
原来，早在1598年8月，丰臣秀吉就已经去世，日本大臣们决定：密不发丧、自朝鲜撤军。9月5日，五大老以丰臣秀吉名义，指示前线将领“争取最体面的议和”。丰臣秀吉去世的消息终于传到朝鲜，日军顿时士气低落，阵脚大乱。11月，日军大规模从朝鲜撤退，明、朝联军乘势追击，斩获颇多。
四、总结与评论
如上所述，战争爆发前后，明神宗的决策出现了三次重大失误:第一，战争前，无视情报，疏于防范，不但自己不做好战争准备，连督促朝鲜备战的言辞都没有，以至日军突然进攻，朝鲜溃如山崩，明朝也进退失据、措手不及，更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对朝鲜组织有效的增援。第二，朝鲜求援后，面对朝臣是否出兵的争议，神宗反应迟钝，竟然在战争爆发后8个月大军才入朝作战，贻误了痛击日寇的最佳战机，不能及时挽救朝鲜人民于水火之中，也给明、朝联军收复失地增加了难度。第三、出兵朝鲜后，战争顺利，即支持出战，一遇挫折，便滋生畏敌情绪，倾向议和而不能继续再战，政策游移不定，影响前方再失攻敌良机，和谈更是让敌人取得了备战时间，无异于纵敌为患。当然，这些重大失误，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作为口含天宪、乾纲独断的决策者，神宗无疑应该负主要责任。他决策严重失误，是导致战争时断时续、拖延至7年之久的主要原因。
结合当时明朝国内形势，神宗以及明朝方面之所以犯下这些错误，也是有着深刻的原因。首先，神宗自身缺乏应对危局的能力和魄力。朱翊钧长于深宫，养于妇人之手，10岁即位。前十年，有两位太后和张居正的约束，尚能循规蹈矩。张居正死后，他野马脱缰，生活奢靡，躲在深宫，迷恋酒色财气，怠于临朝，与外廷隔绝三十年。他不可能具有乃祖朱元璋、朱棣那样经天纬地之才，面对大规模的国际战争，自然不可能迅速决断，更缺乏把握全局的本领。
单说用人一项，第一次援朝战争，派遣战绩显著且熟悉朝鲜情况的名将李如松带领辽东军赴朝参战是绝对英明的，然而所用于制约李如松的经略宋应昌却无法与李如松合作，神宗不能及时解决这一问题，任由二人处处掣肘，丧失了很多歼敌良机。更令人叹气的是，他所用于和谈的使者刘维谦，原是市井无赖小儿，以国事当儿戏，左蒙右骗，误国甚矣。
其次，当时明朝已经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明中期以来，政治、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万历前十年，在两位太后的支持下，张居正励精图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为大明王朝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但是神宗亲政之后，立即清算张居正，将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又颠倒回来，且强化皇帝权威，导致内阁与九卿大臣因循守旧，一个个碌碌无为，务实乏人。他自己身为皇帝，却急于敛财，派出矿监税使到处骚扰百姓、与民争利，而又吝惜官俸，致使官署空缺，政府机构运作失常。各地官吏贪赃枉法、卖官鬻爵，百姓生活艰难，各地民变不断发生，阶级矛盾空前尖锐。所以，每次都有朝臣以财政匮乏、民生疲敝为借口反对出战，战争一遇挫折，主和派更加猖獗，他们的行为都不无道理。
再次，朝臣党同伐异，争斗激烈，高层变动频繁，严重影响决策效率和执行效率。嘉靖以降，世风日下，士大夫投机钻营者比比皆是，于是朝廷门户渐开，各派势力争相攻讦，纷纷扰扰。如果是为国为民而坦诚布公倒也罢了，但是其中很多争执是意气用事、毫无意义的，凡你所是，我必非之，凡你所非，我必是之。哪怕是以道德立身于世的东林人士，也不乏此种现象。作为最高负责人的神宗，不胜其烦，加之其能力有限，其判断自然也受到严重影响。整个战争过程里，无论是北京中枢，还是前线高层，均发生多次重大人事调整。如援朝最高文官，先是宋应昌，接着是顾养谦，然后是邢玠、杨镐并重，最后杨镐被调回，才由邢玠单独负责。高层更替频繁且朝廷干预前线，不仅使决策迟钝，更造成了对执行的动辄掣肘状态，援朝的经略、提督顾虑重重，恐生变端，虽领兵在外，然偷窥于内，不能进退自如，甚至手足无措，坐失良机，导致战期延长，数年无功。
总之，这场战争暴露了明朝许多体制性的缺陷。再次审视这场长达7年的战争，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原本可以赢得不那么艰难——倘若明朝统治集团不那么腐朽，不那么无能的话。
作者：朱声敏 来源：《文史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