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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谢济世的案子来看,当时在监督诽谤方面所采取的做法确实让人匪夷所思，通过下面这段上谕，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威严的君主对人民采取的政策了。
雍正七年七月辛丑日,皇上告谕内阁:顺承郡王锡保,参奏在前线军营的谢济世,说他在<大学>的注释中恶语中伤程朱。看了<大学>的注释,我认为谢济世意图不在诽谤程朱,而是借“见贤不能举”的两段话抒发心中的愤懑,诽谤当世君主不懂得用人之道。 他所作的文章注有“拒绝纳谏,文过饰非,最终会背离人的本性,变得偏激而傲慢”等话,由此可见谢济世的用心。
我即位以来,不仅是我自己,就连普天之下的老百姓都认为我在用人方面绝对是大公无私的。就拿田文镜.谢济世两人来说,圣祖仁皇帝时,田文镜只是内阁侍读学士,我对他一无所知。雍正元年他奉命去祭华山,一回京城,他就呈奏了山西灾荒歉收的具体情形。我觉得山西巡抚音身玩忽职守,知情不报,而田文镜作为奉命出差的官员,途经山西时目睹百姓的疾苦,仗义执言,他的忠心由此可见一斑,于是命令田文镜前往山西赈济灾民。他到了那里之后果然能尽职尽责,我于是任命他为山西布政使,与诺岷一起完成赈灾大业。
后来河南政事荒疏,就调任他为河南布政使。不久,他又升迁为河南巡抚,现在定河东总省这二十年来,我直信任他,这样还能说我不任用贤能吗?李级,祭埏与,黄振国,部言纶汗绒处一干人结党营私,谋求报复,而谢济世奸诈狡销,受他们指便,以直言敢谏之夕上奏弹劾田文镜贪赃枉法。我把谢济世交给州部以后,还个忍心将他处死,口是革了他的职,把他发配到前线军营服役。
当时满朝文武都认为这样处置最公正合理,这样还能说我不能贬谪并疏远坏人吗?我从来没有内一己之私而喜爱或厌恶某些人,只是客观评判他人的好坏,从没有过成见。掌破引荐的官员来说,不管他才能好坏,我都让他们的上司试用看看,以秉公考核为原则。官员上任之后,有些督抚上奏所言与我的看法不一致,我从不将一己的好恶强加给他人,而百官也明白我的用心,直言敢谏。我用人只希望所有的人有益于国计民生,怎么能说与民众的喜好相悖呢? 谢济世对清正廉洁的田文镜诬蔑弹劾,却听从贪赃枉法的黄振国,以及他的同党李绂,蔡斑与,邵言纶汪缄等人,受他们指使,肆意报复忠良。他的喜好与事实相悖。可见他是非不分,善恶不明。
他的罪行为天理国法所不容,他已经大难临头,却还无所畏惧,真是荒谬至极。拒绝纳谏,文过饰非的做法,朕深以为戒。但是,只有真正忠诚地提出善政,才会算得上是谏言,而像他这样恣意诬陷他人,谋求个人私利的阴险邪说,怎么能算是谏言,我又怎么能听从呢? 试问谢济世这么多年来,提出了哪些善政?为我进谏了哪些言论?我拒绝了哪些谏言,掩饰过哪些过错?我虽将谢济世宽大处理,却依然不能原谅他的肆意诽谤。 应该如何对他治罪,让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秉公办事,议定后上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