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为何能力克群雄，统一蒙古?他及他的继承者又为何能征服已知世界的大部分而创造历史上最大的陆上帝国?对于这两个问题，不少学者皆指出：无论在当时的蒙古或欧亚内地，成吉思汗皆未遭遇坚强对手。在蒙古草原之上，与成吉思汗争霸的群雄如札木合、王汗与塔阳汗皆缺乏自身的领袖魅力与组织才能，他才能脱颖而出，统一蒙古。而在文明世界中，无论是东亚及伊斯兰教、基督教世界皆是四分五裂，而且各国皆已衰败不堪，难挡蒙古新锐之势，以致蒙古人能利用其间之矛盾，逐个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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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情势固然有利，成吉思汗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他本人的性格与能力。日本学者小林高四郎借用符拉基米尔佐夫“天才的野蛮人”(savage of genius)一词来刻画成吉思汗的性格。成吉思汗“从始至终都是一个草原人”，爱酒，爱色，爱马，尤其嗜爱狩猎， “蒙古人憎恨盗窃，讨厌欺诈，忠于主君，是游牧民族共同的性格。尊敬上天，款待客人，生活光明磊落，都是成吉思汗所具备的”。 但他亦具有谨慎、自制的一面。作为主君，他有度量，重信义。“没有度量，不守信义，只靠力量，不能创立那样伟大的军事国家”。 总之，小林氏认为成吉思汗是一理想游牧战士及草原领袖的化身。
此外，成吉思汗无疑是卓越的组织家、“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的战略家。其才能绝不限于毛泽东所说的“只识弯弓射大雕”而已。他将松散的蒙古人--乃至所有的游牧民族--组织成号令统一、勇猛善战的铁军。作为一个统帅，他不仅是勇将，而且是智将。他能从大处着眼，拟定战术与战略，并且善于利用间谍与外交，分化敌人。在战场之外，有如格鲁塞所指出，虽然成吉思汗终身为一文盲，他却能接受来自文明世界的顾问，如塔塔统阿、耶律楚材及牙剌瓦赤父子等的建言，突破蒙古原有的文化局限，不仅使蒙古人由城市之破坏者转化为保护者，而且为其征服的定居地区建立常规行政制度， 并且对不同宗教与文化皆加包容，才能将其兼含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的广大帝国置于稳定的基础之上。
成吉思汗亦善于利用宗教力量。七世纪时，阿拉伯人的大征服主要是由伊斯兰宗教狂热所推动，蒙古征服的背后亦有一股类似的力量。蒙古人笃信长生天为宇宙最高之主宰。成吉思汗技巧地利用萨满教，不仅使蒙古人相信他是受长生天的厚爱而统治草原，而且使他们感染宗教性的狂热，深信蒙古民族乃是承受长生天之命，“ 倚仗长生天的气力”而征服世界。沃尔纳得斯基形容蒙古征服是一种“心灵的爆发”(psychic explosion)， 而成吉思汗便是这种心灵爆发的启迪者。
蒙古人不仅善于利用游牧民族固有的骑兵优势，而且能不断吸收新战法，化敌长为己长。 在战场之上，蒙古人善于利用骑兵的机动力、冲击力，造成变幻莫测的效果。英国军事学家李德-哈特(B.H. Liddel-Hart)曾说：“使用单一兵种一一骑兵一一是蒙古人不断胜利的秘密”，“机动力为其战略及战术上的王牌”， 这一说法正确指出骑兵的重要性，但将蒙古人的战无不胜完全归功于骑兵则失之于片面。
骑兵利于野战，但遇高垒深池，长江大河便是一筹莫展。全赖骑兵难以征服定居国家。金哀宗曾检讨蒙胜金败的原因说：“北兵所以常取全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我实难与之敌”， 这位亡国之君一语道破蒙古人常胜的奥秘，但事实上，蒙古人学习技巧的对象不限于“中国”。在攻夏、伐金、西征的过程中，又形成一支以骑兵为核心，兼拥步、工、炮等军种的复合大军。以后伐宋期间，更建立强大水军。因此，不断适应新情势，增加新兵种，吸收新战法，配合骑兵作战，才是蒙古人东征西讨、所向披靡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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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作为蒙古帝国的开创者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视他的继承者的角色。窝阔台、蒙哥、忽必烈等大汗皆能步武其后，继续扩大帝国的领土，并随着情势变化而改善其组织。如果没有这些优秀的继承者，成吉思汗的帝国可能亦与其前的游牧帝国一样，及其开创者之身而止，无法继续扩大。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缔造的广大帝国，统治了中国、中亚及波斯约达百年之久，而俄国更处于所谓“鞑靼”的枷锁之下近二百年，影响自然广大而深远。关于这些影响及评价，自古迄今，争议颇多。可分统一蒙古、征服世界两方面言之。
对蒙古而言，成吉思汗是结束各部长期争战、统一草原、凝聚蒙古族群认同，并将蒙古人推上世界历史舞台的民族英雄。他统一各部、缔造蒙古民族之功确实无可否认。但就蒙古人而言，其对外征服也是利弊兼具。征服战争固然能带来巨大财富，提高工艺水平，促进了对外贸易的繁荣，但对平民而言，战争造成的负担远大于所获得的利益。征服所掠取的财富大都归贵族所享有，而平民却须负担长年征战所需求的人力与物力，无数平民百姓或捐躯疆场，或世代远戍他乡，造成本土人口的严重流失。但是，尽管战争带来颇多负面影响，蒙古人长铭于心的，却是征服世界的民族荣耀与自豪。近代以来，内蒙古的人民固然如此，即在外蒙，人民对成吉思汗的崇拜也是一股无法阻绝的暗流。自1990年后，这股涓涓暗流已发展为波涛澎湃的巨涛，“圣主”成吉思汗再度成为万民膜拜的民族英雄。
蒙古人对外征服所造成的影响可从正负两方面来说：自负面言之，古代及现代史家往往强调蒙古人杀戮之多、破坏之广，可以说历史上所罕见，造成许多地区(包括华北、中亚、西亚及俄国)人口大减，经济逆退，文化衰落，西欧是唯一幸免的地区，以致后来能够超越亚洲而发展出近代文明。对于蒙古入侵所造成的破坏，当时俄国人诋詈蒙古征服为“上帝的鞭笞”，西欧人称蒙古人为“来自地狱的魔鬼”。而俄国诗人普希金(A. S. Pushkin)也有句名言：“鞑靼人与摩尔人不同，虽然征服我们，却未带来代数学，也未带来亚里士多德”，遂使俄国错失文艺复兴的良机。
至于中国，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宋代出现的近世化现象因蒙元统治而中断，造成中国历史发展的停滞乃至逆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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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近代以来，各国史家对蒙古人的残暴也颇多原宥之辞。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成吉思汗向来为人所诟病的嗜杀问题，应从其时代背景去判断，“即使在重大战役中，成吉思汗的残酷与嗜血并未超越当时其他民族的将领”。法国东方学者格鲁塞(René Grousset)的《世界征服者》中也认为：成吉思汗征服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不是由于他本人的嗜杀，而是由于当时蒙古文化及其正义观的局限。
从正面的影响言之，甚多学者皆认为，蒙古人使欧亚内地的大部分笼罩于一政权之下，缔造所谓“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对促进东西文化、经济交流大有贡献，例如格鲁塞称赞蒙古征服“将环绕禁苑的墙垣吹倒，并将树木连根拔起，却使鲜花的种子从一花园传播到另一花园”，其文化传播之功可与罗马人先后辉映。美国学者阿布·卢高(Janet K. Abu Lugho)认为，由于蒙古帝国为商旅提供畅通安全的环境，一个涵盖中国、伊斯兰教世界及欧洲的“世界体系”已然成形，早于欧洲人所建立的体系两百年。美国人类学家魏泽福(Jack Weatherford)近年出版的《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创造者》 更主张，蒙古征服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达，加速了区域间人口、观念及科技的转移，乃至全球文化与世界体系的发轫。欧洲则是蒙古征服的最大受益者。中国的几大发明与波斯绘画风格的西传，导致西欧“文艺复兴”的诞生。作者更强调蒙古人所主张的贸易自由、交通开放、知识共享、世俗政治、多教共存、国际法、外交豁免的精神，构成了近代世界体系的基础。
平心而论，蒙古征服对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确实有促进之功，也间接启发了以后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乃至文艺复兴的开端。但是，有如内地元史学者周良霄所说，促进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仅为蒙古西征的偶然结果，而不能当作评价西征的主要依据。而且，所谓“蒙古和平”为时甚为短暂，商道的畅通在忽必烈时代即因各汗国间的内战而中断，所谓“世界体系”如曾存在，亦仅昙花一现而已。蒙古人亦未主张世俗政治、国际法、外交豁免的精神。近代世界形成的原因甚多，“蒙古和平”仅是一项间接因素。如称成吉思汗为近代世界的创造者，不免引喻失当，过分夸大他和他的继承者之正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