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五年，徐州吏民的街谈巷议，多了一则新话题：咱们新任知府张作楠张大人怎么那么不随和呢?下班后，既不参加士绅的宴请，又不去青楼听小曲儿，啧啧，跟以前的老爷大不同呀大不同。
有好奇者遂去府衙窥视，回来说：张大人办了“散馆”，在跟私塾先生抢饭碗呢。史料里记载这一幕，用了“篝灯课读”四个字。
清代的“散馆”，大致有两个意思，翰林院庶吉士就读庶常馆，学习期满后称为散馆;另外，民间开办的私立学校，也称为散馆，以区别公立学堂(书院)。张作楠晚上高挂灯笼办散馆，教附近的孩子们读书，可不是跟私塾先生抢饭碗吗?不过，孩子们都知道，跟张大人读书，不用交束脩(学费)，夜里还有免费宵夜吃，个个小脸儿乐得跟花朵儿似的。
那么问题来了，张作楠的经费是从哪里出的?他从道光元年担任太仓直隶州知州开始，一直私下里办教育，从未发愁过费用问题。
用公款吗?不可能，他是位廉平的儒吏;自掏腰包吗?也不可能，张作楠的薪俸需要赡养一家老小，妻妾儿女一大帮，他没那么富裕。原来呀，经费源自家庭副业，他让“妻女纺织常至夜分”，也就是要求妻子女儿做纺织挣钱，还常常加班加点到半夜，如果不是为了贴补教育经费，我想不出其他的解释。
不心疼自己的妻女，却心疼别人家的孩子，奇怪吧?
张作楠的奇怪之处，还不止这些呢。譬如当时的读书人，没做官的，不惜花大把的银子，捐个官儿做;做了官的，个个削尖脑袋往上爬。张作楠却觉得做官非常没意思。道光七年初，朝廷升他做淮徐海通兵备道，正四品了。不用钻营也能升官，睡着了也笑醒，多好啊!再熬个两三年，保不齐就是某省的布政使或按察使了，前途不可谓不光明，而此时的他，正值盛年，还没到五十岁。出人意料的是，他却“乞养归”了，提前要求退休。
现在的官员未到退休年龄而主动提出退休要求的，除了健康原因，无非两大不可控因素：一是待遇差了、收入低了，感觉当官没劲儿了;二是心情问题，譬如政治生态不佳，个人价值预期得不到实现等等。
我个人以为，张作楠属于后者。熟悉历史的人不会不清楚，道光虽说是个节俭到抠门的皇帝，也整顿过吏治，但史学家蔡东藩先生还是很不客气地给了差评：“徒齐其末，未揣其本，省衣减膳之为，治家有余，治国不足。”一句“治国不足”得给我们提供多少信息呀!
当时的官场生态到底怎样?起居注里说了一个例子。某日，“帝偶思食粉汤，命依所言之制法制之”。内务府上言，“若依此制，须另盖一厨房专人司之，需经费6万两;常年费需1.5万两。”一碗普通的粉条汤罢了，下面执行起来却是这样的靡费，遑论其他?以管窥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句话，还真是大有历史渊源的。张作楠从嘉庆十三年入仕，一路走来，清王朝的官场生态，他是一清二楚的，这种提前退休，更像是“逃离”，不源起压力大、收入低、机会少，他的薪俸足够开支几个孩子的奶粉和尿布钱，他的升迁也还算顺达;真正让他伤透心的，正是官场生态的不堪，让他的价值实现没有指望。
最奇怪的事发生在他退休之后。
他的老家在浙江金华，许多吏民发现，张作楠的三个儿子也不读书，而是每天“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干起了农民的活儿，甚至还跟工匠们学手艺。有人想不通了，你老张家是书香门第、官宦之家，让儿子“务农工”，算怎么回事?张作楠哈哈一笑，说道：“千百年来男儿读书，不过是为了科举功名，但现在不行呀，一旦做了官，人人心术都会变坏，我不让儿子走科举这条路，实在是不想让他们堕落呀。”
张作楠，字丹邨，史家赞其“精算学，贯通中西”，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有《翠微山房丛书》传世，据说当时这本系列丛书就被“学者奉为圭臬”。窃以为，有这番学术成就，无疑也是他“逃离”官场，“乡居二十余年，足迹不入城市”，一门心思搞研究的结果;若其熬到正常退休，虚耗时间于尔虞我诈、迎来送往之中，哪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一代“奇官”张作楠，他的“奇”，不能单纯地用“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来理解，他也在官场拼了十余年，也为这个“邦”做了不少事。他的“奇”，奇在对从政治环境的认知与准确研判上，奇在改变传统家风与价值实现上，足以让今天的国考生们借鉴。做官嘛，无非是一种职业或工作选择，从事某种职业或工作，无非是谋生与实现个人价值的手段，二者皆不耽误，是为明智，若耽误了其中之一，就应该掂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