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天降灾变，小冰河期，北方干旱，大规模减产，引发了许多问题，边患也频频发作，后金还在辽东叛乱，这些都是明朝必须解决的问题。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些问题最后非但没有解决，而且还越发严重，因此最终导致了明朝灭亡。
此前，关于明朝灭亡有许多观点，比如崇祯的问题、三饷的问题，李自成的问题，后金的问题，其实都错了，最根本的问题是财政问题，是策略问题。
所谓策略问题，主要是明朝在辽东战场上的策略问题。
当时，关于辽东问题，明朝采取了长期消耗的策略，就是在关外大兴土木，在宁远、锦州这些地方修筑城池，打造所谓的“关宁锦”防线，并大搞所谓“以辽人守辽土”，以图保卫京师不受后金威胁。
这个策略的主导者是孙承宗，以下是他对设置整个防线以及策略的理解：
“故随辽人之便安插于两卫三所二十七堡间，以土屯土。曰以辽人守辽土养辽人，使关外之备稍足，则关内之防稍减。况守在关以内则备浅薄，守在宁远则山海已在重关，神京遂在千里之外，今天下亦尝计及此乎。”
然而这个策略是全盘错误的!这个致命的错误导致了最终大明王朝的崩溃。
这个错误的根本是因为孙承宗根本不懂军事，也不懂经济。首先是不懂军事，孙承宗的策略在军事上犯的是常识性的错误。
当时要剿灭后金，先决条件是在野战能击溃后金军，这个条件首先就没有达到，而在不具备这个条件的前提下，聚集再多的军队都是没有意义的，只能采取守势，可是孙承宗却一上来就叫嚣要出击，要战：
“大学士孙承宗题，奴未抵镇武，而我自烧宁前……更望经臣于虚活之著，提缀道将之精神，使其人人在战，事事在战，勿令跼足于十六里之内，乃为善守关也。盖不能战决不能守，而以战失守不可，以守忘战不可也。”
此时的孙承宗完全理解不了王在晋为何只稳守山海关的策略，所以他很书生气的叫嚣要战，还要“人人在战，事事在战”，但当时的情况是五万多溃军能守住山海关就不错了。
后来撵走王在晋之后，叫嚣要战的孙大人却又总是不出战，可人马依然不减，这就让人不理解了。
要战你就拉出去打，一举歼灭来个痛快的，要守就必须按照长期持续的情况来准备，那就必须节省开支，让日常经费降低到最小，这样才能让已经非常吃力的朝廷财政有喘息的机会，这个喘息有两层意思，一是先保住朝廷财政不至于崩溃，二是为了一举歼灭后金积蓄力量。
但孙承宗的作法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他大规模增兵添饷之后，非但不出战，还大兴土木高建设，两头开销，那费用肯定高得离谱，最终耗尽了明朝脆弱的财政。
以下是明朝官员对老孙的总结：
“兵科给事中李鲁生言，从古征战未有陈师境上数年不进者，亦未有去敌既远虚设十余万之众坐食自困者，有之则守戍之众而非进取之旅也。战守机宜专决于外，臣何敢遥度。但战则有战法，秣马厉兵。简卒剋乘，刻期举事。即有大费，可期永省。守则有守法，远斥堠，固营垒，高城深池，屯田积谷，以待事会。兵不须众，马不须多，庶堪持久。今以十四万之众，岁费六百万，虽言唯敌是求，其实百事不办。战固未能，守亦羞称，虚糜自弊而不虞其后，臣所为中夜彷徨，当食废著也。枢辅当审时度势，知彼量己。可战则用战法，可守则用守法。为朝廷固疆宇，为民生惜物力，以选练为务，以屯牧为先，必不张恢复之虚声，只在条恢复之实事。夫兵以卫民。今畚锸及于锦、义，而于掫乃在宁前，卒有风声，保无鱼溃鸟散，籍寇赍粮之忧乎。先时外拟以觉华、首山为二眼，今肩背在外，眼反在中，受人暗算，岂计之得。以臣愚见，山海既为神京门户，所关棊重，必先增堞浚隍，复其形式，列台置垒，扼其要害，而又广设地网机桥之数，御其冲突。庶人心以定，敌汽斯张。即卒有不利而根本不摇，乃为完全之师耳。若进无可乘之锐，退无可凭之险，徒以耒耜为前矛，以篰屋为坚垒。慕展土之虚名，受饵敌之实祸，则臣之所大恐也。”[吉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明实录东北史料辑(二)》熹宗 55/5-6]】
这里痛陈了孙承宗搞出尾大不掉的毛病，里面说得很清楚，在没有野战获胜的前提下，陈兵十几万在自己的边境上数年，说是进攻却又不敢去，说是防守又感觉羞愧，这实在太纠结了，从古至今还没人这么搞笑过。
孙承宗每年的开销至少是五百万两以上，从1622年延续到1644年，在辽东白费了上亿的银子，可最终的结果却是后金经常到关内来劫掠，这跟孙承宗“守在宁远则山海已在重关，神京遂在千里之外”的初衷是完全背离的：
“故随辽人之便安插于两卫三所二十七堡间，以土屯土。曰以辽人守辽土养辽人，使关外之备稍足，则关内之防稍减。况守在关以内则备浅薄，守在宁远则山海已在重关，神京遂在千里之外，今天下亦尝计及此乎。”
因此可以认为，孙承宗在关外大兴土木，大肆扩军的策略是完全失败了，这个失败不仅仅是战术上的失败，更可怕的是战略上的失败，它输掉的是大明王朝最后一丝希望，上亿的白银白白断送在了这里，而防线却丝毫没有达到设计者承诺的作用，可以说这是一条货真价实的古代版马其诺防线。
有了这条马奇诺防线每年的吞噬，崇祯自然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局面，这才不得不一再加饷，可依然无法弥补辽东这个无底洞。
由于辽东用度太大，朝廷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于是西北各镇的粮饷长期欠发，因此导致了后来大规模的士兵哗变，这才引出了李自成，而李自成虽然乘着朝廷财政崩溃可以打进北京，但也无力整合财政崩溃的局面，所以又被后金所乘，于是最终由改朝换代而演变成了亡天下的悲剧。
在了解了孙承宗失误的可怕之后，王在晋的远见卓识马上就显现出来了。
王在晋在1622年到了辽东担任辽东经略，他一到辽东就采取了防守的策略，加固山海关，减少各项用度，团结附近蒙古部落，首先把山海关变成天堑。
王在晋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和措施，是因为他在上任辽东经略之前，负责过整个辽东的军需供应，官职是“总理户、兵、工三部侍郎”。在任期间，他发现辽东吞噬了朝廷大量的财政收入，好比一个无底洞，所以他立志，一旦当上辽东经略，一定要削减辽东的开支：
“经略王在晋奏……年来辽左军兴供亿繁浩，甚以川酋造孽……皇上欲恢复辽左城郭人民，须从新肇造，刍粮、军器须从新搬运，将来经费不可胜算。即防守山海，而筑城、造堡、建台、修墩、犒军、买马、整器、治械，所费不赀。如欲联属西虏，岁费尤难预计，必非司农所能克办也。陛下于燕闲之暇，须密密清查御帑，倘琼林大盈之积，易竭难支，百凡内庭供应，服御颁赏之类，俱从节缩以佐军兴。臣亦当量力而进，不至束手无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
此外，王在晋在军事上也是个内行，并且非常懂得军事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他在兵员和费用的使用上比孙承宗高明很多。
孙承宗最有名的策略是所谓“以辽人守辽土”，现在看来，就是就地取材，好像有些道理，但这是书生的看法，用这样的策略绝对解决不了辽东问题。
当时，在辽东作战有两种选择，一是用客兵，就是外地征集来的兵员作战，二是用土兵，就是本地的。这两种区别在于，土兵只能守卫，不能进攻，而客兵才是进攻的。
孙承宗聚集十几万大军，摆出一副进攻的架势(谋大举)，可却用“以辽人守辽土”的原则，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土兵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屯田，屯田就必然分散，而分散自然就不能聚集，从而摆出一副随时被分割包围的态势，所以无论是宁远大战，还是宁锦大战，关外明军之间的相互应援均没有形成有效的，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战，因此处处被动挨打不说，还要恳求其他军镇支援。
辽东镇的开销当时已经超过了北方九大边镇军费的总和，可一开打却还需要其他军镇支援，这本身就是笑话。
此外，土兵还有个问题，就是屯田之后也可能会就地安家，而一旦安家之后再要这些土兵离开妻儿老小和家里的坛坛罐罐，去远征后金腹地，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用客兵才能进攻。
孙承宗犯的根本错误是把辽东的兵力扩大到十几万，却又提倡用土兵，这才成就了刚才所说的笑话，陈兵十几万在边境上，数年不敢去进攻，说是仅仅搞些防御又很羞愧。
王在晋的策略则是只保持少量的部队，仅仅守住山海关一带就可以了，这样每年省下来的银子有好几百万，积攒起来，等待时机，时机一旦成熟，猛然增加大量客兵，一举歼灭后金。因此，王在晋的策略才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而孙承宗和袁崇焕那一套以辽人守辽土的东西则是永远也没有可能消灭后金的。
如果使用了王在晋的策略，那首先可以保证明朝财政不至于崩溃，也不至于引发李自成那样的溃兵哗变，以及其他问题，能让国内消停许多，还可以积蓄力量，司机解决辽东问题。
在了解了这些之后，会发现，王在晋其实是唯一一个能在当时解救大明王朝的人，如果他不被孙承宗撵走，继续担任辽东经略，那整个历史都会改写，可惜明朝的运气不好，贪上了孙承宗这种庸臣。
当然，王在晋虽然在天启朝的时候失去了辽东经略的职务，没有机会去改变历史，但在崇祯朝开初的时候，他作为兵部尚书，又有了机会去解决辽东问题了。
崇祯时期，虽然辽东的局面已经很糟糕了，明朝的财政也被损耗得非常厉害，但如果及时调整政策，还是有一丝希望的。这时候有两件事必须抓紧，一是做好朝鲜和蓟镇附近蒙古部落的联络工作，支持东江镇，共同做好对后金的牵制，二是逐步收缩辽东的防线，不要再大兴土木了。
做好各方的联络工作，首要任务就是抵制后金的议和，因为一旦明朝和后金议和，蓟镇周围的蒙古部落和朝鲜肯定会受到很大打击，因为他们素来站在明朝一边，跟后金多有摩擦，而一旦明朝和后金议和，那他们自然没有必要再保持跟后金的敌对状态，明朝对后金的封锁之势就被彻底瓦解了，一旦瓦解，很有可能被后金各个击破，或者拉拢到旗下，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了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可能会出现前所未有的严重局面。
然而袁崇焕此时酝酿的几件事情却就是大兴土木以及跟后金议和，并且还要试图谋害对后金有很大牵制作用的东江总兵毛文龙。一旦这三件事情完成，那后金就完全被解脱出来，可以任意出击了。
以下是袁崇焕的说辞：
“今日恢复辽东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人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
看看袁崇焕这些说辞，在了解了“土兵”和“客兵”的区别之后就知道，他还在搞老一套，他这一套是永远解决不了辽东问题的。当然，后来老袁又整了新说辞，说他用十二万人就足以解决后金了：
《大库史料》卷十五 “督师袁崇焕为商定恢复之谋等事……关宁之十二万为正，东江之二万余为奇，蓟门之一万二千为援，已足平奴。”
一看这种说法就是牵强的且不负责任的。萨尔浒之战明军超过十万，广宁大战时明军有十五万，这两次作战都输得很惨，而孙承宗时期虽然空有十几万人马，但柳河之败足以说明关宁军根本不堪一战(前锋营过河中埋伏才损失几百人，没过河的后队一晚上逃散了几万人)，那老袁凭什么用十几万人摆平后金呢?(除了议和他还有别的选择吗?)
听了他这样的策略，又听说他保证五年内解决辽东问题，许多大臣都表示怀疑，就问他，凭什么五年之内解决辽东问题?可是老袁的回答却让人惊讶，他说要从东江入手来解决这个问题：
“丁卯 大学士钱龙锡疏言，御史高捷专论臣与袁崇焕交通杀毛文龙……崇焕七月陛见，臣与次辅李标等四人遥见崇焕相貌不扬，退而相谓此人恐不胜大事，召对时又见崇焕以五年复辽自任，因时往询访，叩其方畧，崇焕云：恢复当从东江做起，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处之亦不难。”
这种回答非常诡异，你用土兵屯田，一辈子不能出击去歼灭后金，但却放言能五年复辽，这就很奇怪了。但老袁的算盘是议和，因为一旦议和成功，那就根本不需要出击去歼灭后金了，而他的压力也就没有了，但东江镇肯定不同意议和，因为东江镇都是从后金刀下滚过来的辽民，他们都希望恢复自己的家乡，绝对不容忍议和，所以老袁必须解决东江镇的问题。
之前，有人说老袁是为了什么统一指挥权去杀毛文龙，接管东江，以便统一行动，一举歼灭后金，这种说法在老袁部署面前显得相当可笑，老袁关宁十二万为正，蓟门一万二为援，东江只用了两万还仅仅是“为奇”，试问就因为两万“为奇”的指挥权而去杀毛文龙是不是太夸张了?
如果只是需要多两万人，那登莱的部队肯定听话，凑个两万不是很容易吗?
有些人脑补说老袁是因为必须拿到东江镇指挥权才能有效出击歼灭后金，现在基本可以闭嘴了。首先老袁就没有出击的可能(十五万摆平后金是不可能的)，其次登莱的水师凑两万非常容易，老袁不缺这点儿人马，何况他还没有电报电话，登莱指挥旅顺都嫌远，后来干脆给了毛文龙指挥，而他老袁远在关宁，若给旅顺发个指令比登莱还远，又怎么指挥东江?所以说老袁杀毛文龙完全是为了议和，最后被定成“谋款则斩帅”一点儿都没有冤枉他。
而一旦搞议和又不出击，那大兴土木自然是政绩的标杆，所以老袁搞议和、杀毛文龙、继续大兴土木的思路很是自然，但却完全是败坏局面的顶级思路。
一旦袁崇焕的计划实施了，那肯定要给辽东将带来无可估量损失，并且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果然后金史无前例的打到了京师)。
而此时王在晋正好是兵部尚书，他当然坚决反对议和，袁崇焕曾派人来游说，可是碰了钉子，于是纠集党羽陷害王在晋：
“比袁崇焕为督师于御前力任五年灭奴，且矢誓焉。后知奴不能即灭，乃阴许奴和，有通官参将张定者进京至兵部讲款，余时为本兵立叱之，知余不可绐也。崇焕乃致语众宰王公射斗曰：要边上做事须易本兵，王公密告余，旋图避路，而奸党构谋借惠安敕书事，侍御吴玉与余为难矣。余归崇焕得信心行事”
这是王在晋自己写的一则按语，记录了他被袁崇焕及其党羽陷害的经过，王在晋被罢免了兵部尚书之后，袁崇焕便开始实施了他的计划。
首先老袁跟皇太极频繁通书议和，议和过程中他突然自行决定去一趟东江镇，到了东江之后，他越权违制且以私刑的方式谋害了毛文龙。
在捣鼓议和、斩帅的同时，老袁也开始着手修复已经放弃的锦州，继续推行孙承宗那一套大兴土木的无用之策。
然而，在东江瘫痪且议和搞到一半之时，后金猛然发现是个机会，此时朝鲜和蓟镇附近的蒙古部落已经不是明朝的铁杆了，所以周边的牵制已经减弱到了几乎没有的地步，完全有出击的机会，于是皇太极长途奔袭，绕道蓟镇，突袭京师，结果大获成功，这就是著名的已巳之变。
如果王在晋不被陷害，依然担任兵部尚书，明朝应该还是有机会在崇祯初年逐步收拾辽东残破局面的，可惜王在晋的再次离职，最终未能挽救大明王朝。
当年明月曾评价孙承宗是唯一一个能改变大明王朝命运的人，也对也不对，不对是因为他认为孙承宗能挽救大明王朝，对是因为其实孙承宗是害了大明王朝，而王在晋则是在当时唯一一个真正能挽救大明王朝的人，可惜他总是遭孙、袁师徒二人构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