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妻：
我一人在屋里，静极了，我在想你 ! 我不晓得我竟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前回我骂一个学生为恋爱问题读书不努力，今天才知道自己也一样。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我的心肝，我亲爱的妹妹，你在哪里? 从此我再不放你离开我一天，我的肉，我的心肝! 一哥在想你，想得要死!
这是一封情书，也是一封道歉信。夫妻俩吵架了，丈夫写信给妻子认错并倾诉相思之苦，满目肉麻之词，深情厚爱尽在句里行间。
那边的妻子收到信了，但是她的气还没消，故意不予理睬，自己不写信,也不叫孩子写信。于是这边苦苦等待许久仍杳无音信的丈夫慌了神，竟然像个孩子般嗔怒起来，责备妻子和孩子们不写信来:“何以此次狠心至此!“他满怀惆怅地提笔再写一封信给妻子。
贞：
近一月，未接家中一字。这是什么缘故?你难道还没有了解我的苦衷吗?我不知道这封信写给你，有用没有。如果你真是不能回心转意，我又有什么办法?现在这样久了，没有一封信来，也没有叫鹤、雕随便画几个字来。我也常想到，40岁的人，我何以这样心软。如果你马上就发信，那样我一到昆明，就可以看到你的信。不然，你就当我已经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必写信来。
这一封信满含怨艾与无奈，足以可见丈夫对妻子的爱之切与情之深，如果妻子不回信，他将以死威胁。
妻子看到这封信后，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书呆子气的丈夫真是可爱。她以前只是同他怄气，其实她早就原谅他了。她马上写信寄到昆明。
刚到昆明的丈夫看到妻子和孩子的信，欢喜得不得了，他握着妻子的信欣喜若狂，过了许久才回复平静，然后提笔给妻子回信。
贞：
今天接你的信，只再等一个月，我们就可见面。这次你来了，以后我当然决不再离开你，无论如何，我决不再离开你一步，你也是这样想吧?
这一封信也是满满的依恋之情，从中可见丈夫对妻子的爱有多深，他像小孩依恋母亲一样依恋着自己的妻子。而这位丈夫不是别人，正是诗人闻一多。或许很难有人想到，平时不苟言笑、一脸严肃的闻一多写起情书来竟然这般含情脉脉，甚至肉麻露骨。想来必是情到深处难以自控，深情毕露吧。
夫妻俩吵架的原因很简单，1937年6月，闻一多的妻子高孝贞回湖北老家探亲。谁想不及一月，七七事变，日本侵华，烽烟四起，战火连天。高孝贞连忙向闻一多发电报，一封接一封催他速回武汉。闻一多回到武汉后，未料西南联大又要从长沙转昆明，他便应校长梅贻琦之邀随校南渡。而恰在这时，高孝贞已在武汉给闻一多找到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的工作。闻一多爱的是传道授业，不喜欢做机关官僚，便没有听夫人的话。高孝贞希望丈夫能接受这项工作,留在汉口和她一起照顾家庭。她反复恳求丈夫留下来，但闻一多就是不答应。她越想越生气，闷着头流眼泪，饭也不吃，话也不说，拒绝与丈夫同行。闻一多走后, 她一个月也不给他写信。 闻一多自知理亏，便接二连三地写信，从昆明递给远在武汉的妻子，一边赔礼道歉，一边倾诉爱意。于是便有了这些看起来肉麻得能让人酸掉牙的情书。
众人都知道闻一多很爱他的妻子高孝贞，但鲜为人知的是，他对高孝贞并不是一见钟情，而是日久生情，也就是先结婚，后恋爱。
把日历翻回1912年的春天，年轻的闻一多在父母的再三催促之下才极不情愿地回到家乡与他的远房表妹高孝贞成亲。高孝贞家住湖北黄冈显潞口镇，与闻一多的家只隔着一条巴河，两个人小时候也见过面，但是印象不深。她的父亲高承烈见到闻一多考取了清华学校，认为他将来肯定有出息，很早便将爱女许配给了他。 虽然是亲上加亲，可是在外求学后接受了新思想的闻一多对这门包办婚姻并不满意，但在当时那个年代，他无法违背父母的意愿，他做不了自己的主，只得硬着头皮当新郎官。
闷闷不乐的闻一多在新婚里很是冷落高孝贞，不肯多看她几眼，也不与她说话，只入书房不入洞房。他还在蜜月里写了两万余字的《律诗的研究》，还逢人便诉苦说：“家庭是一把铁链，捆着我的手，捆着我的脚，捆着我的喉咙，还捆着我的脑筋; 我不把他摆脱了，撞碎了，我将永远没有自由!我知道环境已迫得我发狂了，我这一生完了。世界还有什么留恋的?活一天算一天罢了!”
但不久闻一多就发现高孝贞不但温柔体贴，大方贤惠，而且孝顺懂事，通情达理，他没想到自己居然渐渐地喜欢上了她。从当初“恨得要死”，到后来“想你想得要死”，诗人不知不觉间竟然坠入了爱河。
1922年7月，闻一多出国到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攻读美术。1925年6月回国后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 1926年1月即把高孝贞和女儿立瑛接来北平, 一家人团聚一屋，其乐融融。闻一多主外，高孝贞主内，家务之余夫妻俩读读唐诗，逗逗女儿。闻一多每周六晚上常带上全家去礼堂看电影, 春秋日全家人去逛颐和园、游北海、故宫和动物园，家中充满了欢声笑语，温馨幸福，真得是把日子过成了一首诗。
闻一多(1899~1946)湖北黄冈人，中国现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民盟早期领导人，新月派代表诗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闻一多一家被迫颠沛流离。为了躲避日机空袭，闻一多在云南八年，先后搬家八次。作为主妇的高孝贞，带着一大群孩子，担惊受怕，辛苦操劳，却毫无怨言。在艰苦的日子里，高孝贞承受着难以想象的贫困，全力支持着丈夫的事业和家庭。
联大教授当时都贫病交迫，破衣蔽体，食难饱腹。闻一多要养活一家八口，薪水总是不够用。饭碗里半月不见一点荤腥, 粮食不够, 只好吃豆腐渣和白菜帮。在司家营住时，村外有一条小河，高孝贞常带着孩子下河捞点小鱼小虾。后来她还开了点荒地, 种上蔬菜，一个千金大小姐像农妇般种地耕田，努力为家人改善伙食。
闻一多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是喜欢喝茶、抽烟。随着物价暴涨, 闻一多决心戒烟, 高孝贞知道后坚决不答应。她对丈夫说:“你一天那么辛苦劳累，别的没有什么可享受的，就是喝口茶、抽根烟这点嗜好。为什么那么苛苦自己, 我不同意, 再困难也要把你的烟茶钱省出来。”妻子的这番话让大丈夫闻一多忍不住泪如雨下，家有贤妻良母，甚感三生有幸。
闻一多过去抽的是纸烟，为了节省开支, 他曾试抽用烟叶卷成的卷烟和旱烟, 但烟性太烈，抽起来呛嗓子，不停地咳嗽。高孝贞看着心疼, 便想方设法从农村集市上买来一些嫩烟叶, 喷上酒和糖水, 切成烟丝, 再滴几滴香油, 耐心地在温火上略加干炒, 制成一种色美味香的烟丝。闻一多把它装在烟斗里, 试抽几口后感觉不错，非常满意, 赞不绝口, 常常美滋滋地对朋友说:“这是内人亲手为我炮制的，味道相当不错啊!”
抗战期间, 闻一多从一个著名的诗人、学者, 逐步发展成为爱国民主运动奔走呼号的民主斗士, 并于1944年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他越来越受到广大群众, 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拥护和爱戴, 因而闻家每天从早到晚都有客人, 川流不息。对所有的客人, 高孝贞都热情接待，特别是对青年同学, 就像对自己的子女一样。有几位从沦陷区逃难来昆明求学的女同学，一时失去了家庭的温暖, 就把闻家当成自己的家。有的人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追捕，有的人一时无家可归, 也都住进闻家。虽然住房狭窄, 生活困难, 但高孝贞总是十分亲切、热情地接待他们, 使他们非常感动。妻子识大体，顾大局，也让闻一多心生敬意，愈加珍爱她。
闻一多在当时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许多会议和活动由他发起,许多重要文件由他执笔或审定。那时昆明没有公共汽车, 私人没有电话, 通知开会或为文件征集签名, 都要靠跑腿。有时闻一多跑不过来, 高孝贞就来分担，挨家挨户跑遍了同志们的家。
高孝贞的付出，闻一多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在昆明时，他总是劝说妻子要多休息，鼓励她出去玩，希望她开心。每逢遇到交际宴会，只要允许携带家眷，他总会带上她。他越来越离不开她了，回到家就问孩子:“你妈妈呢?”要是见不到妻子，就让孩子去找，直到找到才放心。他越来越离不开她了， 她成了他的氧气，不可或缺，她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无可替代。
1946年的昆明城凶险万分，爱国民主人士危在旦夕。特务给闻一多寄来带子弹头的恐吓信，并在他们家附近布满特务，还扬言要花40万元买闻一多的头，情况十分危急。中共地下组织和朋友都劝闻一多早走，学生们请他一道走，以便大家掩护他，美国加州大学还曾以优厚的条件请他去讲学，但是他都婉拒了。他说:我不能离开苦难的人民，昆明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做。在作出这些重大决定前，闻一多都和妻子认真商量过，高孝贞深明大义,表示坚决支持丈夫的决定。
闻一多对暂住闻家的学生彭兰、张世英夫妇说:“一个人要善于培植感情, 无论是夫妇、兄弟、朋友、子女, 经过曲折的人生培养出来的感情, 才是永远回味无穷的。”他夸赞另一位学生季镇淮不弃糟糠之妻，他说:“只有对感情忠实的人，才能尝到感情的滋味。他未来的家庭一定比较幸福。”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心里想得全是妻子高孝贞，他与她的爱情正是如此，从结发夫妻到患难伴侣，不离不弃，情比金坚。
7月11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闻一多的战友李公朴被特务暗杀，噩耗传来，闻一多焦急万分, 不顾自己正在发高烧，便要起身去医院。高孝贞担心天黑有危险, 极力劝阻。闻一夜未眠，凌晨五时赶到医院时, 李公朴已身亡。闻一多抚尸痛哭, 一面大声说:“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这仇一定要报的!”
李公朴牺牲后，闻一多便成了杀手的下一个目标。高孝贞担心到了极点，含着眼泪劝丈夫不要再往外跑了。但当她听到丈夫“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对死者”的回答时，又觉得丈夫讲得很有道理，便再也说不出一句劝阻的话来，只求丈夫多加小心。
7月15日上午,在云南大学致公堂举行的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 李夫人张曼筠泣不成声, 特务们大声叫嚣, 吹口哨捣乱。闻一多拍案而起，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最后的讲演”, 痛斥特务罪行，并表明自己“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回来”和“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的信心。
当天下午，闻一多在自家大门外被特务暗杀。高孝贞听到枪声连忙奔出大门，扑向丈夫, 身上沾满了丈夫的鲜血。她当场心脏病复发晕了过去，被家人送进云大医院。
高孝贞醒来后悲痛欲绝，一时想死，但一想到闻一多便又清醒过来：“不，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孩子们需要我，一多的仇一定要报!”
高孝贞继承了丈夫的遗志。1947年她带着孩子们几经周折回到北平，开展革命工作。他没有做完的事， 她来替他做。
1948年3月，高孝贞改名高真，带着儿女，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国统区，投身到解放区，她被选为华北人民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担任河北省及北京市的政协委员。
他生前的心愿，她最终都帮他一一实现。
1983年11月，高孝贞病逝，享年81岁。 1996年11月，高孝贞的骨灰移入同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闻一多墓中，一对恩爱夫妻，最后终于同穴而眠，永生永世，永不分离。
从不爱到深爱，从毫无感情到情不自禁，爱情悄悄降临，为那个人痴为那个人狂，顾不得什么面子里子，喜怒哀乐全随那个人变化去了，原来，情到深处，人是不自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