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中旬，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早已有名无实，只剩下以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为代表的一个空架子。
这时，他们一路逃窜，跑到了河西走廊的最后一个重镇——甘肃酒泉。但是，谁也跑不动了。不少人于是暗中酝酿起义。刘任见势不妙，决定乘坐自己控制的最后一架飞机逃去重庆。
晚上8时，他打电话给公署收支处长孟企三，令他速来开会。
孟企三也是一路狂逃，浑身疲惫。风雨欲来。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刘任的住处。还没进门，就发现情况不同寻常，门卫由原来持长枪的双岗，突然换成了持驳壳枪的4个人，而且还有一名军官带岗。门岗们的目光，一直盯着他不动。
孟企三毛骨悚然地进到内室，只有刘任夫妇二人在座。
刘任一见孟企三，就问： “这里的情况你知道吗?”
孟企三陪着小心问：“什么情况?”
刘任冷冷地说：“这里要投降了。航空站最后一架飞机，给我留下了3个座位。你们财务人员得罪的人不少，共产党来了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我有个副官不去了，给你留下来个座位。你准备一下，明日3时起飞。”
孟企三说：“我有大小3部汽车，原来不管什么时候走，只消说一声上车就行了。谁知撤退得这样仓促，桥头上过不了汽车，家属丢在兰州了。”意思是走不了。
说完后，他就告辞退出来。
不料，刘任的妻子竟然送出门来。这在平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孟企三正在诧异间，忽见门上的官兵都把驳壳枪打开了机头，这才意识到刘任这次叫自己来，打的是什么主意了。刘任的妻子假装送行，实际上是给门岗发暗号!
孟企三迟疑了一下，对刘任的妻子说：“刘太太，长官要走了，路费是否充足?”
刘任的妻子说：“我问一下。”
孟企三随她一同又进到里面的屋内，刘任说;
“我为长官公署出了那么大的力，才给了我3000元的路费，你们不是不掌握钱吗?”
孟企三听出了话音，忙说：“多数不掌握，库存还有80两黄金，我想给长官送来50两，余下30两留下给我作路费。”
刘任一听，十分高兴，当即让副官随同孟企三去取那50两黄金。
就这样，聪明的孟企三用50两黄金，从刘任的手中买回了自己的一条命。
刘任拿了黄金后，当夜在亲信护送下，来到酒泉机场，逃去了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