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罗昌,知道的人不多。说起康有为,不知道的不多。罗昌就是康有为的弟子,也是康有为的女婿,他娶了康有为的次女康同璧。
康同璧,字文佩,号华鬘,广东南海人,先后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09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毕业,是从这所女子学院毕业的第一位中国学生。辛亥革命后,历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山东道德会长、中国妇女会会长。她集诗人、画家、名媛、社会活动家于一身,是名副其实的女中豪杰。鲜为人知的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她应载涛(涛贝勒,光绪之弟,后来晋封郡王)请求,与之结拜为姐弟。
“罗昌,字文仲,祖籍虽然算是广东宝安县人,但他于1883年出生于美国檀香山一个殷实的华人家庭,从小就接受了当地所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父亲期望他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创建新中国的栋梁之材,所以很早就送他到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留学,毕业后又进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军事,后又转到英国的牛津大学攻读历史和法律,并在那儿获得了文学士(B.A.)的学位。”“从牛津毕业以后,罗昌旋即回到国内,在京师参加了专门为回国留学生而组织的科举考试,并且获得了举人的头衔。1912年,他受聘成为首届民国政府中交通部长的秘书,从此开始了他的官场和外交生涯。”(引自《被淡忘的康有为爱婿——北大教授罗昌》一书)
历史学家章立凡对罗昌的评价是:“罗先生学贯中西,娴于国际法,尤精希腊、罗马文学历史。民国时期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山东交涉使、厦门关监督,以及驻新加坡、伦敦、加拿大总领事。退出政界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学府,教授欧洲古代史、古希腊罗马文学等。1949年后奉命接管北京师范大学,任文学院长并代理过校长。”
出任山东交涉使
罗昌出任特派山东交涉使(也称山东外交特派员)的时间是1914年。关于这段历史,康同璧在《山东外交特派员罗昌济南退敌纪实》一文中作了专门介绍。
据康同璧回忆:“1914年,德人企图将原订铁路两旁三十里内的开矿权扩充为六十里,又有了划界的争执。是时先夫文仲(罗昌)任职交通部,因他曾任职邮传部,对于胶济路事较为熟悉,而且他素游欧美,久经练达,敏于外交。经内阁会议决定,乃派他为山东省外交特派员,办理中德交涉事务。接任后,公馆设在济南商埠纬三路,与德国领事馆为近邻。”
熟悉济南的人都知道,商埠街道状若棋盘,以经纬路命名:东西为经,南北为纬,与地球经纬方向相反。经路以胶济铁路为基准,由北向南依次排开,如经一路、经二路、经三路;纬路从东向西依次排开,如纬一路、纬二路、纬三路。
德国领事馆位于经二路路北、纬二路与纬三路之间,这座建筑保存至今。纬三路北头,直对着正在扩建的胶济铁路济南站。公馆设在这里,既可及时与德方交涉,又可及时了解铁路动态。公馆离胶济铁路,垂直距离仅三百多米。
战事之前,“交通杂乱,旅客人心惶惶”。罗昌随即与德方胶济铁路当局交涉,要求“派专车接送青岛难民,又在济南募款筹办收容所”,对难民予以安置。当时康同璧恰在青岛避暑。通过她的文字,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紧张氛围:
“七月中旬,欧战起后(注: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侨民往来蹀躞,行旅拥挤。八月一日起,青岛宣布戒严,并对新闻纸及邮电等施行严格检查。八月三日开始征发各种军用物品。四日拒绝投递敌国信件。五日令驻青俄人一律于午夜前离青,同时将散处哈尔滨、胶济沿线及青岛附近之德侨召回青岛。八日驻青英领事将英领馆及英侨民的利益托美领事护理(注:美国当时奉行中立)。次日,法领事亦托美领馆护理法国利益。驻青岛的德国常备及后备兵此时皆已严阵以待。胶济铁路行车,亦须事先征得市政府之许可,方能开行。战事迫在眉睫,我亦屏当回济。”
当时胶济铁路已经有了特别快车。据济南大事记记载:“1914年6月,胶济铁路首次开行特别快车,每周往返一列:星期二早5时30分自青岛开,下午2时04分抵济南;星期日早5时38分由济南开,下午2时20分至青岛。”屈指算来,全程约8个半小时。
1914年8月15日,日本给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言及为保持远东和平起见,在中日领海内的德国军舰须一律解除武装,并须于九月十五日前将胶州湾交与日本,然后由日本转交给中国,并限德国于八月二十三日午前答复。德国届时未予答复,日本遂于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三十分向德国正式宣战。”
为了迟滞日军的进攻,“八月二十三日,德人将胶济路重要桥梁炸毁;九月三日,战争开始。”
外交内政一肩挑
当时我国与日本约定,以胶济铁路潍县为界,以东为特别军事区域,以西为中立区域,日军不得侵占。但日军无视约定,不仅侵占了潍县车站,还继续向西大举进发,图谋整个胶济铁路及沿线各地。
山东将军靳云鹏(1914年6月30日,袁世凯将各省都督改称将军)、巡按使蔡儒楷(英若诚的外祖父,英达的曾外祖父)、济南道夏朴斋、镇守使马良(1938年3月任日伪山东省省长兼保安总司令)以及其他官员等,不明情势,日夕在惊恐之中。渐次官府逃避一空,不仅外交事务,及内政、财务等各种事件,无不就商于特派员。罗昌对康同璧笑言:“什么事情都说归我管,就是大洋不归我管。”
非常时期,罗昌勇挑重担。那一年(1914年),他才31岁。
官吏逃跑,百姓自然紧张。为了安定民心,康同璧“日携子女往来于街头”。罗昌夫妇有两个孩子:儿子罗荣邦,出生于1912年9月28日,当时才两岁;女儿罗仪凤,出生于1914年,当时不满一岁。看到外交官一家这么从容,“市民乃渐安定”。
这种安定,还来自于罗昌的未雨绸缪,积极斡旋。
“一天,奥兵六百余人过境。”是单纯路过?还是另有图谋?我们不得而知。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与德国是同盟国。由此,不能不给人以奥兵过境是为了助德国一臂之力的猜想。如此,便会有战火在山东扩大的可能。罗昌“阻之于市外,谓我国已通告世界,在大战中恪守中立,过境者必须解除武装方可通行。该六百余人,悉数解甲,始得出入”。
这期间,由于战况紧迫,“除官府日夕电请罗昌商量各事外,商会及银行界也不断来衙谈情军情”。当时日本势力很大。一些官吏绅商见风使舵,派人与罗昌商量,拟将驻济南的德国领事馆以及德商的一切财产,悉数献出,交给日本领事馆接收,以博其欢。
罗昌以国际公法及国际事务中的惯例向他们解释:“中国尚未参战,恪守中立,凡交战国的财产以及外交人员、侨民等,应当依国际公法加以保护。”那帮官吏不以为然。罗昌无奈,声称外交人员及侨民安全由他负责,“与你们毫无干涉。需知国家体面为重,苟且不得。”
众人见罗昌执拗,笑着说:“既然文翁愿承担这份责任,我们就放心了。”
当时最难受的当属德方。欧亚两地开战,自顾不暇,一些领事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一日,德领事来访,通知德国公使由上海返北京,将于某日过济南。可是,顷得密报,日本浪人准备届时到车站扰乱,并将予公使以人身攻击。
罗昌挺身而出,以中立国应尽的义务和外交特派员的职责,自告奋勇负责接送公使过境。但请公使化装,以避众人耳目。于是,德国公使化装为中国农民,隐匿于三等车内,罗昌在前一站接待,陪同他潜过济南。是日,济南车站上,日本浪人到处搜找公使,无着乃罢。这座车站,就是津浦铁路济南车站。
只身喝阻两万兵
那段时间,在康同璧眼里,丈夫“日夜忙碌”,就连晚上也睡不安稳。一天晚上,罗昌回家刚吃饭,将军署接连打来电话,并派人前来,请他立即与日本人交涉。原来将军署接到探报:“日本神尾将军率领两万日本军队进迫济南,将于是夜开进商埠,占领胶济全路。”
这一消息,瞬间传遍全城;各方闻讯,皆来外交司署探听消息。这一幕,康同璧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文仲是晚十分镇静,在打发了众人去后,饭也未吃完,即令人预备点灯出门。他坐着绿呢轿,带了两个打灯笼的护兵,先去走访日本领事分馆的书记官冈森。”
冈森已经睡下,被罗昌从睡梦中拉出,陪同前往车站。他们换乘摇车开赴日军火车头前。
这种摇车,有4个车轮,利用杠杆、曲轴、齿轮等机械原理驱动。通常由4个人,也有的是两个人驾驶,相对站立,双手握住杠柄,如跷跷板上下交替轧动,车子即可行进。途中遇有列车,须抬出轨道,避让后再继续行驶。如今,北京、云南、香港等地的铁道(路)博物馆可见到它的踪影。
话说回头。罗昌把手摇车开到日军火车头前,让冈森把神尾将军请出来。他根据国际公法和中立国条例与之力争:“这儿是中国的土地,无论任何国军队应尊重我国的主权,不能越过一步。犯之者即是有意破坏国际公法,亦即有意侵犯中国,与中国进入了交战状态……”继之又称:“今夜只要你们进来,明晨我就将这事实公诸世界。”
在蛮横的日军看来,这不过是虚张声势,于是以“大军压境,尔将立成齑粉”等语相威胁。罗昌大声斥责:“个人性命事小。国家主权所在,决不容你们猖獗。如你们不听忠言,一定要进入市区,试先过此界线一步。现在我的摇车在此,请你们即刻发动机器,从我的身上压过去。你们的车轮如没有我的鲜血,就决不允许你们进入济南。”
罗昌的凛然正气,让神尾“为之震慑,乃下令就地扎营,暂不进入市区,一面与冈森委婉地商请文仲返衙,彼等保证不更进一步。”如此看来,他们还算守点儿规矩。当晚形势稍缓。其实,这不过是神尾的缓兵之计。日军进取济南,如探囊取物,迟早而已。
据康同璧回忆,罗昌返回家中的时候,已近拂晓。没想到刚刚睡下,“即闻外传火警,起火地点正是纬三路。文仲料到这是日本浪人放的火,他们打算与日兵里应外合,使日军可以乘势一举而取济南。文仲事先已布置有军警防护,此时闻讯即披衣起床,亲率军警,将火扑灭。是夜幸无风,火势不大,未曾蔓延。”
自此,罗昌坐镇济南,日军没再前进,但也不肯退兵。“济南的官吏绅商们趋于安定。文仲一人阻敌两万兵的故事传为美谈。”
神尾并不甘心,通过日本政府向中国施压。不久,罗昌被调回外交部,另派陈缪鼎为山东外交特派员。
此后,日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又在纬三路建立了五座炮位,对准衙门及市区内部的要地。
市民念及罗昌御敌壮举,联名请求当局,转请外交部,请罗昌复职,未果。罗昌闻后感慨:“事未发生时可以制止,而今事已如此,不独本人无计能力,即将外交部迁去,与其理论,恐亦无济于事矣。”
弃官治学身后事
10月6日,日本军队侵占济南车站,占领胶济铁路及沿线城镇。
11月7日9时20分,驻青岛德国军队向日本军队投降。
同月,美国驻青岛领事馆奉本国政府指示撤离青岛。
11月13日,日本派出陆军大佐与德军凯伊什尔少校在青岛东吴家村协商,释放青岛战区非交战国及中立国居民。
11月21日,日军山田大尉与德国丰塔克德斯哈姆男爵会见,将美国驻青岛领事裴克(Willys R. Peck)等人接出,并在胶济铁路济南站(旧站)前拍照留念。从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到罗昌的身影。
“从1919至1924年间,他分别出任了驻新加坡、伦敦和渥太华的总领事。此外,他还于1923年分别兼任了甘肃省省长的法律顾问和民国政府交通部的顾问。1927年,他又分别担任了外交部和政府内阁的顾问,并于同年获得了四等嘉禾勋章的嘉奖。他的语言、法律和外交才能在这段时期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引自《被淡忘的康有为爱婿——北大教授罗昌》)
尽管罗昌在官场干得风生水起,但他更喜欢执教于高等学府。45岁那年,他弃官治学。上世纪二十年代,北大英文系群贤毕至,罗昌即是陈源、杨荫庆、温源宁、林语堂、徐志摩、郁达夫、潘家洵、张欣海、杨宗翰、王文显、吴宓等著名学者中的一位。
在北大任教的同时,罗昌还在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和中国大学等校兼任讲师,同样受到学生的欢迎。1931年,原北平师范大学和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合并,成立新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罗昌接受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聘请,出任外语系主任和教授,由此担当起了在另一个著名大学组建外语学科的艰巨任务。
解放后,退下来的罗昌由于身体不好,生活比较低调。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康同璧由于在北平和平解放前曾被傅作义将军选为代表,跟解放军商谈和平入城事宜而声名大噪。后来,康同璧被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从事康有为译著的研究整理,风头胜过夫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对罗昌这位北京名士的淡忘。
罗昌1955年病逝,康同璧1969年病逝。两人同葬于京郊的福田公墓。一同葬在这里的,还有他们终生未嫁的女儿——燕京大学才女、通晓数国外语、娴熟中外文学的罗仪凤(1974年去世)。他们的儿子罗荣邦(1912年-1981年)后来成为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国古代海权史的专家和康有为传记的作者。
一家四口,个个才华横溢,人人学贯中西。只是,如今能够记起他们的没有几人。长眠于地下的罗昌或许想不到,他去世半个世纪后,名字居然会被人们重新“捞”起。
2014年7月27日,四川建川博物馆发布日军侵华新罪证,其中之一就是罗昌1915年写的一封信。这是他对日交涉后给外交部的回函。如今,这封信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透过这几张薄薄的信纸,我们仿佛看到罗昌的铮铮铁骨,看到他站在蒸汽机车前,只身喝阻两万兵的高大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