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虽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但是，在“文革”之初，也差点被打倒。
“炮打”康生的，不是别人，偏偏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后，前度发出《二月提纲》的中宣部首当其冲。
某一日，中宣部院内的大墙上，突然贴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署名刘淑晏。
她就是陈伯达的妻子。
刘淑晏不是中宣部的人，但她有一个超人本事——写的大字报影响很大，很有“战斗力”。她的大字报一贴出，中宣部立即掀起了造反高潮，陷入一派混乱之中。
接着，中宣部办公楼内又出现第二张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是批刘少奇的“黑修养”——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署名“孺子牛”。
此人也是陈伯达的手下。
没过几天，在中宣部附近的沙滩大街，又有人贴出揭发有人在两年前编撰《刘少奇选集》的大字报，内容很简单，未指名道姓，但是，把编辑《刘少奇选集》之事透露出去了。
其实，无论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编辑《刘少奇选集》，都与一个人有关，那就是康生。
从1961年开始，康生就由中央书记处决定担任《刘少奇选集》编辑组的组长。结果，他折腾了两年也没编出《刘少奇选集》，只是在人民日报上重新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陈伯达剑指的，就是康生。
自然，有人立即报告了康生。
可是，康生一声不吭。
过了几天，此事居然无人提起，竟然就过去了。
后来，康生对人谈起此事，悻悻地说：“当时中宣部很乱，大字报很多，这张大字报很快被别的大字报覆盖。大字报上未点我的名，我没有吭声，躲过了一劫! ”
为什么陈伯达的大炮失了效?
原因就是康生所说的：一是“炮打”康生的大字报，被别的大字报覆盖了;二是没有点出他康生的名字，所以没引起更多人的注意。而覆盖这几张大字报的大字报，正是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发动北师大的造反派去中宣部造反而贴上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