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陈永贵接替主动让贤的原支部书记贾进才，出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在环境非常恶劣的的大寨村，他带领农民艰苦创业，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
1963年是大寨的“七灾八难”年，特大洪水、两次风灾，一次雹灾，一次霜冻，加上洪灾前的一段干旱，春播时的涝灾，大寨被蹂躏得泥泞不堪，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但大寨人凭着自力更生的精神，靠着打满补丁的双肩和长满老茧的铁手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这个大灾之年，大寨粮食亩产704斤，总产量达到了56万斤，不但没要国家一分钱救济，而且还向国家缴了24万斤商品粮。当年年底，实现了“三不要三不少”的目标，社员们永远结束了住土窑的历史，全部搬进石窑新房。
大寨人战胜天灾的事迹引起了上级领导的关注，山西全省掀起了学大寨的高潮。陈永贵在省农业劳模大会上介绍了大寨的经验。
他的讲话在全省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著名作家赵树理听了讲话后，马上跑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办公室说：“陶书记，我今天发现了一个人才!”陶书记问：“是谁?”“陈永贵!他没有一处讲到毛泽东，却处处都是毛泽东思想，没有一处提到哲学，却处处都是辩证法，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人才啊!陈永贵了不起!”
1963年底，时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李一清来到大寨，参观完后非常动情地说：“陈永贵虽然是个农民，但他身上有一股强大的魅力，他在复杂的环境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指挥才能，从他身上我看到了农民之外的东西。”
从此，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进入了高层的视野。
之后，陈永贵从虎头山走进中南海，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却坚持在地里劳动，不拿国家工资……
在1975年1月13日开幕的四届人大会议上，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同时产生了12位副总理，文化水平很低的陈永贵名列其中，排名第七。
当时，中央有关部门安排陈永贵住在钓鱼台3号楼。
1975年5月初，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批准他经常下去跑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昔阳抓点，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面，剩下的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
在这封信里，陈永贵还向毛泽东申请搬出钓鱼台。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亲自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他走进会议室，在沙发上坐下，开口就问：“永贵同志在哪里啦?”陈永贵忙站起来回答。接着，毛泽东让陈永贵坐到了自己身旁。
此时，毛泽东把陈永贵写给他的那封关于搬出钓鱼台和三个三分之一工作计划的信还给陈永贵。陈永贵接过来一看，只见上边有毛泽东的亲笔批示：“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
毛泽东对陈永贵说：“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呀!”“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嘛!”接着，毛泽东又说：“永贵提出搬出钓鱼台，我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嘛。”
1975年8月中旬，陈永贵从钓鱼台搬到了交道口一条胡同的小院里。
陈永贵在京贵为国务院副总理，但家人没跟上享福，严于律己的他叫妻子带着孩子在大寨挣工分，连城市户口也不给她们转。山西地方上的领导曾经背着陈永贵给他的家属转过户口，还想把她们送进京，手续全办了。陈永贵获悉后拍桌子吼道：“谁办的!我不同意!谁
敢!”结果，此事自然就黄了。
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其妻宋玉林一直在村里办的托儿所给人看孩子。到大寨来参观的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客人提出要见她，她不好意思，觉得自己衣服也不干净，穿得也不好，就到处东躲西藏。可是陈永贵不在乎，非要找她出来不可，并对她说：“你有什么不好意思见
人的?劳动最光荣。”还开玩笑道：“有人造谣，说我娶了个20多岁的大姑娘，你也让大家看看嘛。”
作为副总理，按级别中央是要给配专门厨师的，可陈永贵宁肯自己做饭，也不要这个厨师，为什么?就为每个月多出来的50块厨师补助。
令人无法相信的是，陈永贵这位副总理自己也没有城市户口，也挣工分。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票，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给陈永贵捎去。在那个年代，身为副总理的陈永贵竟然有时自家的口粮不够吃，就多吃些杂面。
宋玉林心疼丈夫，经常单独给他做碗白面面条吃。可是后来她发现，给陈永贵盛一大碗他说吃不了，改盛一小碗他还说吃不了———他是要分出一些来给她和孩子们吃。
陈永贵身边的工作人员觉得他穷，想给他增加点收入，就申请报客饭补助。陈永贵搬出钓鱼台以后客人多了，昔阳的干部、各地的劳模、国务院的同事常来，按说这笔客饭补助也是个不小的数了。国务院正好也有这方面的规定，一申请就批了下来。但陈永贵却拒绝报销
，说，“我的客人让国家报?退掉!”
到了植树季节，身为副总理的陈永贵经常参与植树。一次，他从警卫班的战士手中抓过铁镐麻利的挖树坑，身手比年轻人还麻利呢。
他视察云南、贵州，返回时发现随行人员带的有云烟和茅台，发了一通火让人家务必把钱寄过去。到拉萨视察，他不去布达拉宫参观。他说：“庄稼地是最有看头的东西。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的农田建设场面，才是最美的!”
改革开放以后，陈永贵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之后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
1986年年初，陈永贵肺癌晚期，到了交代后事的时候。
这时候他有一笔存款，到底有多少呢——半辈子抠下来的工资，以及农村老家旧宅基地补偿做价款，总计8300余元。
陈永贵弥留之际，立下遗嘱：把这8300元全交了党费。
但妻子宋玉林不干，为这事还跟他吵架了。
是宋玉林舍不得8300元钱吗? 当然不是。
原因是很令人心酸的。宋玉林说：“还有几个月老四就要参加高考，你不给他留点钱，他拿什么上学。”
妻子宋玉林说的“老四”，就是他们的小儿子陈明亮。
家里只有这8300元钱，妻子宋玉林说的也是实情，陈永贵还能说什么，只好心不甘情不愿的改了遗嘱。
临终时，陈永贵掉着眼泪对即将参加高考的小儿子陈明亮说：“我原来打算再活四年，现在看来四个月也不允许了，陈家没出过大学生，我想看着明亮大学毕业。”
他又说：人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我作为一个农民，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刘继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