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电视剧里，大家都见过丐帮大会选帮主活动吧，声势浩大，现在应该没有几个人能够看到吧!近几天，大理丐帮大会召开各路英雄齐聚行乞，我们借着大理丐帮大会，一起回顾丐帮起源和历史。
在电视剧里，大家都见过丐帮大会选帮主活动吧，声势浩大，现在应该没有几个人能够看到吧!近几天，大理丐帮大会召开各路英雄齐聚行乞，我们借着大理丐帮大会，一起回顾丐帮起源和历史。
每年农历的3月28日，为大理地区的花子会，亦是江湖传闻中的丐帮大会。云南地区的不少丐头纷纷率众前来行乞。相传这一天，是地藏王菩萨诞辰日，阎王会打开地狱的门，放出亡魂让人们祭拜，于是人们相聚到东岳庙门前的街道，祭奠亡魂、拜佛祭祖，佛念善心，人们相信这一天对乞丐施舍，行善积德会得到很多的福分，于是引来了周围众多的乞丐排队行乞，这就形成了一年一度的“花子会”。
花子会吸引上万人来参加，人山人海，浓烟弥漫，鞭炮声不绝于耳。214国道上挤满了人，白族人民在这里生火做饭，待做好饭后，端着米饭、鸡、水果、酒、茶等的盘子，带上祭祀用品往东岳庙去，在东岳庙的树下烧纸钱、松香等，白族老太太们敲着木鱼，口中念念有词，虔诚跪拜。
丐帮大会位于大理镇西门外的东岳庙周边。中午时分，大理各村镇乡民向这地方聚集，他们背着箩筐，里装着纸钱、肉菜、锅碗瓢盆等物资。她们三五成群，在树下，路边，面前摆着锅灶，煮饭，炖汤，摆上各类食品，似乎家里的厨房移到这地方。两旁的地藏王庙和白族的柏节夫人的神祠，更是中心地带，烟火缭绕，各种祭品沿路摆放。
在通往东岳庙的道路中间，来自各地的丐帮好汉，各自占据有利地形，面前放着乞讨用的盘子，里面装着白米和一些零钱。身体残疾的丐帮兄弟们，他们面前放着盆或口袋，路过的人们手里都是一把零钱，沿路挨个派发，有个丐帮兄弟做得好气势，他的袋子做了分类，一毛，两毛，五毛，一元……此情此景，完全是一幅古老的素的山村情景。这时候的施与受，似乎没有多少差别，大家都充满希望与快乐!
丐帮，在历史上曾真实存在过，亦是金庸作品中的著名帮派，成员大多数为乞丐，因人数众多，号称“天下第一大帮”。帮众擅捕蛇驯蛇，帮中绝招为以“降龙十八掌”为首的武功和代代相传的帮主信物“打狗棒”所延伸出来的武功“打狗棒法”。
丐帮号称天下第一大帮会，会员人数突破千万;帮会发展的最巅峰时会员人数直达数千万且分支机构分布与大江南北、关内关外，而且其所会员持有的官方及私人物业、投资的项目与资产数量成千上万。
从所处的位置看过去像一片大海般连绵不绝;由于物业资产在数量上无法统计的关系，故官府及当权者皆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由其发展。只要其不参与起义活动就不采取取缔行动，盖天下历朝历代无有不沦为乞丐之人;聚伙为帮会打抱不平，举止介乎正邪之间。
中国历史上是有丐帮的存在。当然丐帮帮主没有打狗棒，也不懂降龙十八掌;但丐帮势力其实很大，以下是节录内地学者周德钧先生所著《乞丐的历史》。从文献史料上看，宋代确乎有丐帮之活动。在当时的城市尤其是通都大邑当中，作为丐帮首领与标志的帮主——“团头”或“丐头”之名即已出现。宋元话本及稗记小说中多见“团头”一名，最典型的就是《今古奇观》当中“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一节的记载：南宋初年的杭州城中，有一位世袭了七代的丐帮帮主——“团头金老大”。他管辖着杭州全城的乞丐，收他们上缴的例钱并给众丐的生活提供相应的照料。“金团头”在众乞丐中俨然族长、宗老一般，在乞丐中享有相当的权威;借着众多乞丐上缴的供奉，他也趁机会挣了一个“廒多积粟”、“囊有余钱”的殷实家境，以至于可以模仿城中大户人家那样“放债使婢”，所以其家境富裕程度虽不是城中首富那样的奢华厚实，却也是城中数得着名字的富裕人家了。
丐帮帮主萧峰(胡军饰)
既然有了帮主，当然就有丐帮。故而丐帮之形成于两宋时期，当无疑义。而社会史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丐帮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与中国古代的秘密会社的发展历程是大体一致的;即它们大都形成于两宋时期，然后发展于元、明时期，大盛于清代及清末民初之际。宋代的丐帮大体以名都大城、集镇里社为聚集活动中心，他们尚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组织;且多数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群体特征，我们可以把宋代这时期的形成的丐帮理解成是二战后现代台湾地区出现的地方黑帮势力即“角头”;而元明时期的架构亦大致如此，所以可作同一理解。
清末民初之际，丐帮组织更趋发达;几乎在每一地区，都有相应的乞丐组织。尤其是通都大邑，更是十分明显。如北京的丐帮有“蓝杆子”、“黄杆子”两支。“黄杆子”系由破落贫困的八旗子弟所组成，是属于高级乞丐组成的组织;丐头则由王公贝勒来充任，相当于金庸小说当中的净衣派。
而“蓝杆子”是由普通乞丐所组成的组织，首领从普通乞丐中选出所以可看作金庸小说当中的污衣派。而在河北西南部、山东西北部则分布着一支规模庞大的丐帮，名叫“穷教行”。有时又称为“理情行”，其内部的成员有死捻子、活捻子和杆上之分。“穷教行”帮中有派，如死捻子又分为韩门、齐门、郭门等。在吉林海龙一带，丐帮有“大筐”和“二柜”两种：“大筐”由瞎、瘸、聋、傻、哑、瘫等残病乞丐组成，“二柜”则由一般乞丐所组成。无锡的丐帮有“流门”、“矗门”两支派系，“流门’是由拥有医、卜、星、相、地理、书、画、棋、说书、弹词、铎、募化、花鼓、唱莲花等技能在内的“乞丐”所组成;而“矗门”又分东行、西行两类。而江湖上有“三十门大矗，七十二小矗”之说，大抵也是一些江湖技艺和贱役苦力乞食的乞丐所组成。泉州的丐帮分为本地丐、外地丐。开封的丐帮称为“穷家行”或“杆上的”;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丐帮有“三江”、“两湖”等等的派系之分。例如汉口的丐帮多属西湖派系，派下有门宗;门宗下又分“字”，可谓枝繁叶茂。广州的丐帮规模也属可观，名曰“关帝厅人马”;其组织网络以广州为中心，影响所及直到附近南海、番禹、东莞、顺德等县。重庆有聚集在洪岩洞的丐帮;云南的丐帮则称为“舵”上，帮主曰“舵头”;其组织形式与名目与哥老会颇有渊源。兰州的丐帮称为“砂锅子”，丐头叫“万师父”，也曾繁盛一时。
三百六十行，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祖师爷，丐帮也不例外。被丐帮弟子尊为祖师爷的有范丹、朱元璋、武松、秦琼、伍子胥等，其中范丹是最具“神威”的一个，因为孔老夫子的命就是他救的。据说孔子当年曾在陈国断炊，接受范丹的救济才不致饿死，因此后世的乞丐供奉范丹为祖师爷。他们挨家挨户向门上贴有春联的商户乞食，替祖师爷向孔子的徒子徒孙们讨回一点人情，东汉的范丹是历史上著名的穷汉，和春秋时代的孔子竟也能扯上关系，当然是穿凿附会以讹传讹的结果。
近代乞丐供奉朱元璋的愈来愈多，朱元璋就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洪武，幼时孤寒，被送到皇觉寺当和尚，但命运多舛的朱元璋又被逐出庙门，落到挨户乞讨的地步，传说敲打牛骨头就是从他开始。穷家门的人称那牛骨头为“太平鼓”，上面有十三个小铜铃，相传一个铜铃可吃一省，十三个铜铃可吃遍全国十三个省份。
当年朱洪武曾北上进京赶考，未中功名，途中忽患伤寒，幸获穷家门人救助始愈。当上皇帝后的朱洪武传旨，从此乞丐使用安上十三个铜铃的太平鼓。另有一说唱花鼓行乞源于朱洪武平定天下后，为恢复家乡凤阳的元气不惜下旨;迁徙江南地区的富户十四万人至凤阳生活，并严律私归者有罪。由于连年征战导致田地荒芜，凤阳地方流离失所沦为乞丐者甚众。于是移居于此的江南富户每至冬季必扮成穷家门人，藉行乞潜归原籍，久而久之竟以行乞为业。一首花鼓歌谣唱得好：“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元璋，十年倒有九年荒，背起花鼓走四方。”
丰衣足食的太平岁月，只要掏掏炉灰、倒倒溲水，穷家门人不难在富贵人家的伙房混口饭吃，甚至将厨余打包带走。遇到喜宴节庆，说唱逗笑逢迎些吉利的顺口溜，更能讨得酒食或赏钱，乐上好一阵子。当乞丐也得拜师，乞丐头权威无限，负责地盘分配，小乞儿若是不能按时孝敬头儿，挨顿打骂事小，被赶出地盘成为流丐是常有的事，甚至遭受帮内私刑丢了性命，所以“高高山上一根棒，好活一阵是一阵”。沿门乞食的叫化儿乞丐，不论男女老少、瘸瞎聋哑都是如假包换的穷家门人。乞丐组织门户森严且分行分类，行有武行、文行;武行有叫街丐、钉头丐，柱头丐、蛇丐等，甚或强讨硬要恶形恶状;文行有响丐(打太平鼓、打竹板说数来宝、唱花鼓等)、吹乐丐、诗丐等哀乞者皆属之。
在当代，有许许多多的人开始可干起来一种古老的行当：“乞丐”，他们或是“个体经营”，或是“公司化”成群结队，拉帮结伙。在当代的这个“职业”已于以前的大不一样了，他们是使用这种手段来赚钱，甚至致富发财。针对法律的漏洞和躲在道德监督所不能完全监督的地方做这种一般人认为是耻辱的乞讨行为。
他们混迹已于人海的商业街、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周围，他们混入真正的乞丐和无人照顾、须露宿街头的残疾人之中，但是我们一般人无法辨认他们，而他们所遭到的法律的惩罚和道德谴责还远远不够。当一个人放下自尊向所有陌生人伸手索要维持基本生存所需的财物时，他的生命无疑就掌握在他人手中。然而时代在变，乞丐也不例外。在鱼目混珠真假难辨的现代生活中，乞丐也成为某些惯于不劳而获的懒人瞄准的目标“行业”，且应验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在资本主义席卷全球之后，金钱的重要性越来越凸现出来。而各种道德律法的改变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不良思潮的影响，比如：拜金主义的流行是一些人不顾任何法律道德的疯狂“掘金”。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某一句话：“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大胆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
大理丐帮大会召开，帮主和各路英雄齐聚一起行乞，这样的场面如今应该，只有在大理丐帮大会才能够看到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