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中平元年到建安二十五年这三十六年间，诸侯割据，互相攻伐兼并。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东汉末年，朝廷的权威日新衰弱，中央与地方的均衡状态被打破，地方势力迅速崛起。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的董卓势力、张鲁势力、公孙势力和士燮势力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割据一方，能够左右东汉末年政局的强大地方势力。
他们在迅速赃起的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被卷入到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混战的历史潮流之中，从政治的边缘走向了东没末年的政治中必，对东汉末年的政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在与各大势力的周旋之中，他们又迅速走向了衰亡。他们迅速崛起的原因何在，何以又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内纷纷走上了败亡之路?
一、趁乱而起
东汉末年，地方灾荒不断，各地农民起义频发，尤其是黄巾军起义，声势浩大，影响巨大，全国陷入一片动荡不安之中，而在中央朝廷，宦官、官僚和外戚三股势力长期相互斗争，官僚集团在与宦官的斗争中，先后经历了两次党铜之祸，大量的清流之士被禁铜，退出了东汉的政治中也，元气大伤。
在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之中，显赫一时的窦氏外戚亦彻底退出了东华朝廷的权力中。取而代之的何氏家族不再是声望高的世家大族，而是以平民起家，但最后大将军何进为了掌握中央的权力，与扶持何氏家族的宦官势力矛盾日益激化，最后宦官张让等先发制人，将何进杀害，外戚势力从此一跟不振。
而官僚集团在袁绍的带领之下，大肆诛杀宦官，宦官势力亦被消灭殆尽，此时的中央朝廷出现了权力的真空。此时奉诏入京的董卓，借此机会迅速掌控了京城中的局势，并通过拥立献帝的方式，达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树立了自己在朝廷中的威信。
然而董卓这种想独揽朝中权力的行为，引起了关东豪族们的强烈不满，他们以袁绍为盟主，纷纷联合起来，共同讨伐董卓，这就进一步加剧了整个东汉末年政治混乱。这种混乱打破了东汉长久以来形成的固有的社会结构体系，原来处于权力中央的一些实为强大的传统豪强逐渐衰弱，一部分彻底走向消亡，这就给予在地方上逐渐成长起来豪强势力以迅速幅起的机会。
公孙家族在化东本来地位低下，被江东的豪族所轻视，但是公孙度通过董卓的关系，获得了江东太守的职位。再利用手中的权力，排除异己，树立自己在边东的威信。
由于海东地处偏远，再加上董卓之乱后，东汉朝廷名存实亡，公孙度便趁此机会，长期割据江东，公孙家族也就由原来一个弱小无地位的家族迅速成长为一个统治迁东地区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地域势力张鲁家族在巴蜀地区通过五斗米教起家，在巴蜀地区信徒众多，而汉末的黄巾之乱，进一步扩大了五斗米教的影响力。
刘焉为了达到长久的割据益州的目的，联合了张鲁家族，张鲁掌握军权，并在协助刘焉攻打汉中的过程中，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力量，进而占据亡汉中，在汉中地区利用完善后的五斗米教来进行统治，与益州的刘焉父子形成了长期的对時。
士燮势力的崛起是在交州动乱之际，交州刺史被杀后，刘表、曹操和孙权王股割据势力为了争夺交州的控制权，相互斗争，彼此都不希望对方得到交州后实力迅速壮大。
颇具政治才干的士燮，与其兄弟趁机占领了交州的各个要职。曹操为了牵制刘表和将来南征的战略意图的需要，对士燮家族采取扶持的政策，肯定了士燮在交州的合法地位。士燮家充分利用地方动乱和各大割据势力相互博弈的有利时机，实现了其在交州的统治。
二、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
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是各大边缘势力的长期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迁东的公孙势力和交州的士燮势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公孙势力在公孙康之时实力较为弱小，怕被势力强劲的袁绍集团所吞并，便采取了向袁绍称臣的政策。
但当袁绍被曹操击败，曹操的势力迅速壮大之后，公孙康便转变了其政治立场，采取弃袁投曹的政策，将前来投奔辽东的袁尚兄弟的首级献给了曹操，以表明其投靠诚也。公孙康立场的转变，顺利保住了其在辽东的统治地位。而接替公孙康之位的公孙恭延续了这一做法，使得靳东和曹魏之间依旧保持着和睦共处的关系。
但是到了公孙渊时期，公孙渊想要摆脱曹魏势力的控制，便一改昔日公孙家族向曹魏称臣的立场，联合孙权和鲜卑，对曹魏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对此在魏明帝时，先后对公孙渊发动了三次讨伐战争，最后才将公孙渊诛杀，平定了迁东。交州士燮势力为了在豪强林立的割据势力中生存，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政策。
为了对抗荆州的刘表，士燮先是向朝廷称臣，获得了曹操的支持，趁乱掌管了交州。当曹操在赤壁败于孙刘联军之后，面对刘表集团覆灭，孙权逐渐强盛的局面，士燮为继续保住其对交州的控制，放弃了与曹操的联盟，转而投向孙权。
同时通过送质子、每年定期向孙权进贡等方式，向孙权传达士其对孙权集团的忠心，最终贏得了孙权的信任，保全了士燮家族在交州的统治。但在士燮死后，其子士徽由于不满孙权趁机夺取交州的权力，便与孙权集团发生了剧烈的冲突，结果士徽不敌孙权势力，投降后被斩首，士燮家族在交州的统治亦随之结束。
汉中的张鲁亦是先采取了与刘焉联合的策略，才得以掌握军队和割据汉中的，同时他与西凉的马超、韩遂等亦有所接触，有效的遏制了曹操向汉中的进犯，稳定了汉中的局势。
灵活的外交政策对一个地方势力的生死存亡虽不具决定性的作用，但其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一个地方势力能否长期稳定地存活下去，如不予以重视，则会加剧自身势力的衰亡。
三、地理位置和政治格局的影响
地理因素在古今政治、军事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冷兵器时代，地理因素发的作用更加突出。董卓之所能够在短时间内成为左右东汉末年政治局势的风云人物，主要是他抓住了中央朝廷经过一系列党派斗争出现了权力真空的时化，动用手中强有力的军事力量，迅速掌控了中央的权力。
但是董卓拥立献帝，掌握了中央的权力之后，却引发了另一场巨大的政局变动。即陈西势力与关东势力为了争夺中央权力的斗争。以袁绍为首的关东势力纷纷联合起来，要求董卓释放献帝，董卓为了躲避关东联军的锋芒，西迁长安，同时亦可接近其势力范围凉州地区，支援其对关东军的作战。
董卓能够与关东势力相抗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凉州强大军事力量的支持，而凉州和并州的军队是当时最富战斗力的军队。董卓西迁之后，内部陷入分裂和斗争之中，凉州集团与吕布为首的并州集团矛盾日益凸显，吕布备受排挤，险些丧命在董卓的手上，最后吕布联合王允将董卓诛杀。
张鲁势力、公孙势力和士燮势力得以长久地维持其势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当村特殊的政治格局。张鲁所割据的汉中，是连接巴蜀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咽喉，再加上汉中地区地形复杂，地势险峻，兼易守难攻，无论是刘璋还是曹操，想要在短时间内攻占汉中是非常困难的。
当时益州的刘璋懦弱无能，无法对张鲁形成强有力的打击，而曹操虽有意于汉中，但在中原和汉中之间却有马超和韩遂的割据势力，曹操要发动对张鲁的讨伐就必需先要解决西凉的马超和韩遂势力，才能顺利的讨伐张鲁。在这种形势之下，张鲁势力得以长时间的维护对汉中的控制。
但随着刘备入川，占据益州，以及马超和韩遂被曹操击败之后，有利于张鲁的格局被打破了，较为弱小的张鲁势力夹在曹操和刘备两个实力强劲的割据势力之间，只有走向灭亡的命运。士燮家族所统治的交州，地处南蛮之地，远离中央朝廷，在动乱不已的东汉末年，朝廷更是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
同时交州与荆州和东吴接壤，在战略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荆州的刘表想占领交州，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形成对东吴的强有力的威胁;北方的曹操虽然在短时间之内没办法南下，但其亦不希望刘表和孙权任何一方得以掌控交州，影响其将来南下统一天下的计划。
因此，曹操对士燮家族采取了拉巧扶持的政策，通过对士燮家族的拉化扶持，有效地遏制了刘表势力的扩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孙权。但是在刘表集团覆灭，曹操在赤壁之战溃败之后，这种政治格局被打破了，孙权势力迅速强大起来。
士燮在采取投靠孙权策略之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其势力的衰亡，但是孙权要消灭士燮家族夺取的交州的目的却是始终不变的。孙权在士燮死后，马上从政治和军事上控制了交州，士燮势力就此消亡。江东的公孙家族在各大边缘势力中，维持时间最长，从东汉末年一直到三国初期。
这首先要得益于迁东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它地处偏远，再加上行军的环境极其恶劣，中原的军队想要讨伐还东，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在魏明帝之时，虽然多次发动了对江东的讨伐，但都因冀东路途遥远，行军艰难，往往无功而返。
而当时曹魏的主要敌人是蜀国和吴国，曹魏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与这两者之间的斗争之中，对辽东的公孙家族还无暇顾及。但随着三国之间的对战陷入僵局，彼此之间的战事渐渐缓和下来，以及公孙渊政治立场的转变，迁东成为了曹魏政权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最后公孙渊在没有等到孙权支援到来之时，被司马懿击败。
四、民众与豪族的支持
董卓的败亡，一是由于内部的斗争，二是没有得到百姓和中原豪族的支持。两汉时期逐渐形成了以仕选官制度，朝中官员文官成为主流，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之下，日渐形成了重文轻武的传统。董卓作为一个武将，不受文官集团的重视，坦然董卓解除党籍，积极提拔有名望的士人入朝当官，但是依旧得不到他们真心实意地拥护。
而董卓滥杀无辜，纵容其部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行为更是加深了老百姓对董卓的痛恨。在缺乏民众的支持之下，董卓势力的败亡显得尤为迅速。张鲁在统治汉中的时候，便充分利用五斗米教，在汉中建立了一个理想的社会，让广大饱受战争之苦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公孙家族在公孙度刚接管陇东的时候，虽然对反对他的豪族采取了残酷的屠杀政策，但是在此之后，公孙家族却长期的维护了辽东地区的稳定，使得江东地区成为没有战争的净士，大量中原的百姓和士人纷纷迁往江东避难，支援了迁东的开发和发展，该在一定程度上也巩固了公孙家族在辽东的统治。
士蛮在镇压交州的动乱之后，亦妥善地处理了交州与各个割据政权之间的关系，维持了交州长久和平稳定，促进了交州地区的发展，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拥护，巩固了其势力在交州的统治。
五、总结
究其原因，公孙度、张鲁和士变等人并无长远的政治计划，他们割据一方，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历史的偶然。他们往往固守一隅，以维持其在当地的统治作为最终政治目标，这样必然会导致他们变得目光短浅，不思进取。
而无论是曹操还是孙权和刘备，他们都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并且有着具体可行的政治蓝图，他们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地盘，使自己的实力得以不断壮大，所以他们在汉末的政局之中是处于主动地位的。战争不只是军事的角力，而是政治、经济、外交、地利、人和等综合因素的较量，而其中的“人谋”则显得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