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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在时局变换更加频繁的战国时期，两百多年的光景更是够诸国“变”上好多回：
·魏国重用李悝，开启了战国法家变法之先河;
·楚国命吴起进行变法，虽以失败告终但仍显著提高了楚国国力;
·秦国推行了商鞅变法，进而发展为威胁东方六国的一方强国;
·韩国由申不害推动变法，使韩国一时间“国治兵强”;
·齐国在齐威王的推动下由邹忌开展变法，使齐国这个老牌强国多了些新气象;
·赵国与燕国也在国内推行了改革。燕国改革虽效果相对平淡，但赵国的“胡服骑射”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
可以说，战国七雄的崛起，没有哪一个离得开他们的改革。以法家代表为核心的变法，更是这些改革的代表。但有趣的是，最先推行法家变法的魏国，或一度因法家变法而强盛的韩国等，都很快败在了秦国手里。在七大强国中，只有并未重用法家施行改革的赵国，最后能同以商鞅变法为关键的秦国分庭抗礼。都是改革，赵国这是凭什么?
一、凭赵国中央集权的加强
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中，中央集权是秦汉建立以后的事。但各大诸侯国在战国时期推行改革，一个重要的目的就已是加强中央集权。秦国加强集权的典型举措是商鞅施行的诸如废除世卿世禄制、推行统一的度量衡等。而赵国，其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则可追溯到赵国建立。
在三家分晋之前，赵氏就已深刻认识到太原盆地在政治地理上的重要性。因而在分晋前，赵氏即假托天神意志，将赵氏的根基扎在了以晋阳为中心的太原盆地。后来赵国建立，晋阳从原本的赵氏势力范围中心沦为边境，赵国便将都城迁到了中牟，迅速建立起新的统治中心。
而赵国的另一次迁都，即迁都到我们更熟悉的邯郸，本质上也是为满足赵国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的需要。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对赵国疆域的记载，也正说明了这一点。邯郸当时正位于赵国地理中心点略偏南之处。
同时，赵国在官僚系统建设方面和郡县制推行上其实都走在了战国七雄的前列。赵烈侯时期，赵国就开始用非世袭逐渐取代贵族世袭。三家分晋前，赵氏也已在势力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到了战国后期，即便是少数民族活动频繁的西北地区，都被赵国通过郡县制纳入了管辖。
于是，在中央控制有力的大局下，赵国的经济、军事等都出现了长足发展。
二、凭赵国农业与经济的繁荣
赵国在战国前中期的农业，全然可用“相当发达”来形容。就生产工具而言，赵国农业广泛使用铁制农具;就农业技术和思想而言，精耕细作和荀子的农事思想即为典型;就粮食产量而言，《史记》载赵国“粟支数年”……
数千年以来，人类社会经济的繁荣都离不开农业的保障。而当初的赵国，在农业发达的情况下，利用赵国沟通各国的地理优势，确实也发展出了繁荣的工商业和手工业。这和农业一起，为赵国提升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给予了重要支持。
三、凭赵国胡服骑射的改革
赵国军队的实力，与赵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改革息息相关。赵武灵王时期，赵武灵王“下令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打造出中原政权有史以来的第一支强大骑兵队伍。改革推行不久后，赵国就灭掉了中山国，把疆域北推了千里。
后赵惠文王继位，赵国继续用这支改革后的强大军队打败过老牌强国齐国和新晋强国秦国。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赵国之所以能在秦国面前有其他东方五国所没有的硬气，正是因为有这支强大军队在撑腰。
四、凭秦国“远交近攻”的策略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赵国在战国中后期的发展，其实也离不开秦国“创造机会”。
公元前四世纪下半叶，伴随着商鞅变法和胡服骑射改革，秦赵两国的实力都出现了明显上升。两国间的交锋也随着战略冲突的激化而增多。但到了秦昭王时期，在名相范睢的建议下，秦昭王更改了外交策略——远交近攻。与秦国中间还夹着一个魏国的赵国，这时候便收到了秦国主动抛来的橄榄枝。
秦国同赵国“交好”的这几年，成了赵国发展自身实力的最后稳定期。后来两国因上党郡而在长平爆发长平之战，追根究底都是赵国彼时相信自己有与秦国分庭抗礼的实力，因而先秦国一步夺走了秦国图谋已久的上党郡。
只不过长平之战的结局，以及随后赵国的命运，我们早已知晓。曾凭借自身努力(尤其是并未重用法家)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因为放缓甚至停下了发展脚步而最终被秦国远远甩在身后。这也许算不上是战国法家变法者们的“胜利”，但确是赵国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