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西周的历史并不贫瘠，它有很大一块埋在地下——青铜器上的铭文。周人从商人那里继承了一个很好的习惯，遇事时，喜欢把大致经过刻在泥范上，然后倒模浇注成青铜器。
西周的难题
西周令人向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留给我们一片云山雾罩。西周之后的时代，留下很多记录，拿东周来说，至少有“春秋三传”、《战国策》和《国语》这些，外加诸子丰富的言论。再往后，就更不用说了。但西周不一样，西周不是没有记录，《尚书?周书》里基本都是关于西周早期的，还有一本《逸周书》，当然《诗经》也勉强能算一部分。以这些文献为底本，司马迁凑合写了《史记?周本纪》(但很遗憾他没看过魏国史官编的《竹书纪年》)。但这些文献有两个特点，一短二散，主要的人物、事件都有提及，但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叙述。比如，“烽火戏诸侯”事件，在陈述上就犯了因果倒置的错误。
周秦铜车马
但西周的历史并不贫瘠，它有很大一块埋在地下——青铜器上的铭文。周人从商人那里继承了一个很好的习惯，遇事时，喜欢把大致经过刻在泥范上，然后倒模浇注成青铜器。比如，谁替周王打赢了一仗，赐一个大鼎，上面就写谁在哪里大胜，俘虏了多少人、车、牛、羊和马。历史上到今天，这样留下铭文的青铜器被发掘出来的相当多，铭文也相当丰富;而且，大部分铭文都能和传世文献中的人名、事件对应上，这就给《尚书》之类古奥难懂且字数有限的文献提供了颇为充分的验证和补充。于是，有人试图利用青铜铭文结合文献，重建一部《西周史》。
然而，这种尝试有一个挺尴尬的不确定性。西周人的确留下了大量的青铜器，可还有多少长眠于地下?正当研究者依靠现有的金文材料，整理了翔实、完整的西周史事，还没来得及出版，不知哪里又挖掘出了非常重要的贵族墓地，出土了铭文丰富的精美青铜器物，就很可能对研究者的结论和判断造成致命打击。那么，作为古史研究者，我们除了要严谨对待已出土的金文文献外，免不了还要问一句：西周人哪来那么多铜原料制作青铜器呢?
南金!南金!
一般认为，离周人活动区域最近的大型铜矿位于晋南的中条山，迄今仍是重要的铜矿石产地，这或许是周武王把儿子唐叔虞分封在晋南的一个因素。但考古研究显示，构成西周大量青铜器的铜矿石原料并非来自靠近西周核心区域的山陕等地。事实上，今天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矿料，来自长江中下游的鄱阳湖平原周边，这里仍是中国最主要的铜矿产地，这一地区的大冶、瑞昌、德兴、铜陵铜矿还在继续开采，而且保留了大量商周以来的遗址。
铜岭遗址实景
研究人员甚至模拟出商周时代获得江南铜料的路线，就是从河南信阳穿过大别山，出豫、鄂之间的武胜关，途经武汉——北京到武汉的高铁也走这条路——就可以一路向东抵达江西的瑞昌、铜岭等矿区。(但另一项基于“铅同位素考古”的研究显示，商代的铜、锡、铅等矿石来源可能还要远到长江上游的滇东北一带。)可以肯定，西周人最早接替商代的统治时，也继承了商人在长江流域的采矿业，当然，铜矿的开采者和运输者都是当地人。
大量文献也证实了周人对铜料的品味。《周礼?夏官司马》提到“东南曰扬州”时，认为该地“其利金、锡、竹箭”，这和《尚书?禹贡》描述“淮、海惟扬州”的贡赋时，将“惟金三品”置于淮河流域人群贡品的首位基本一致——这里的“金”就是铜料。
当然，贡物不是白给的，谁替周王负责征收这些铜料呢?据《逸周书?王会》记载：周成王在成周(洛邑)接受四夷贡献时，“周公旦主东方所之”。周公不但擅长“解梦”，还是成王的叔父，第一代鲁侯伯禽的父亲，成周洛邑的营建者。事实上，周公及其后裔都肩负着为周人征集南方铜料的重任。春秋时期，周公的后人鲁僖公在《诗经?泮水》说自己仍能“既克淮夷”，并提及淮夷进献的宝物——“元龟象齿，大赂南金”，即大龟、象牙和南方的铜料。
现在，除了为周人掌管铜料征集的鲁人外，还知道这些原料的更下级来源——淮夷。至于铜矿的直接开采者，显然是生活在鄱阳湖平原周边的原住居民。不管怎样，周人认准了淮夷就是铜料的源头，可淮夷愿意老老实实地献上铜矿原料吗?答案是否定的。“既克淮夷”中的“克”字生动地表现了周人维持铜料的手段。这不是一个关于礼仪和朝贡的故事，慑于周人的武力，淮夷只有源源不断地献上周边地区的矿物资源。
颇有讽刺意义的是，大量凝聚了淮夷血汗的青铜器铭文显示，周人与淮夷诸族间的大规模族群冲突，从周昭王、穆王时期后便屡见于西周金文，比如《录(冬戈)卣铭文》提到：“淮夷敢伐内国……”虽然，周人方面的铭文记录总是把自己描绘为正义的一方，把淮夷呈现为犯上的“叛乱者”，却从来不提淮夷叛乱的理由，而仅仅表示，淮夷们再次为自己的不轨缴纳了多少悔过的“吉金”，“大赂南金”中的“赂”字仿佛就是淮夷们屈辱的罚单。从一个更全面的视角，我们或许应该明白，这些加倍的“罚金”反过来构成了淮夷下次叛乱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