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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在“农战”政策以及二十级军功爵制的刺激下，战场上的秦军堪称脑袋收割机，他们“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多次出现单场战斗斩首敌方数万、十余万甚至几十万的记录，这也是秦国被称为“虎狼之国”的重要原因。
那么，秦军在消灭对方军队、抢下城池后，对于那些没有武装的寻常百姓是怎么处理的?是像后世战乱时期那样大肆屠城，还是妥善安抚、收为己用?史记中的记载，与我们的想象完全不同。
“屠城”未见记载，“遣返”反而常见
屠城，是古代战争中最为血腥、最不人道的行为，楚汉相争中的刘邦、项羽都有过这类劣迹;甚至吟唱着“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貌似颇有悲天悯人情怀的曹操，这种事也干得不少。
而“屠城”这个字眼，最早正是出现在战国。《荀子·议兵篇》中说：
王者有诛而无战，城守不攻，兵格不击，上下相喜则庆之，不屠城......
结合上下文来看，荀子想要的意思是：行军作战，不能乱杀无辜。对于负隅顽抗的敌人绝不手软，但对那些主动退让的敌人则要网开一面;对于寻常老百姓，则更不能横加屠戮，除非他们帮助敌人，即“百姓有扞其贼，则是亦贼也”。因此，打仗要爱憎分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前来投靠的则免除其罪过：
以故顺刃者生，苏刃者死，奔命者贡。
那么，在战场上凶残无比的秦军，是不是同样热衷于屠城呢?笔者查看了《史记》、《战国策》、《资治通鉴》，并未看到此类字眼，反而发现了秦国数次向对手归还人口的情况：
公元前324年，“使张仪伐取陕，出其人与魏。”张仪帅秦军夺下魏国的陕邑(今河南省陕县)后，将城里的魏人归还给魏国;
公元前314年，“秦人伐魏，取曲沃而归其人”(曲沃即如今的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
公元前286年，秦将司马错率军攻打魏国，后者被迫献出安邑求和。安邑是魏国前期的国都(位于今山西省西南部运城市内)，秦国接受此城后，把城里的魏人赶回了魏国：“秦出其人归之魏”。
而在赶走敌国百姓后，秦国则开始从本土向这些占领区迁徙人口：
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
公元前280年，秦将司马错攻打楚国后，也采用了这种方式：“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
第二年，白起大举伐楚，占领了鄢、邓，其后秦国仍选择从国内迁移罪人予以填充：“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
由上可见，秦国对上述占领地采取的是“腾笼换鸟”之策，驱赶敌方百姓、安置本国人口。
秦国为什么不吸收、消灭敌国百姓?风险太大
那么，秦国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直接消化原有的百姓不行吗?或者退而求其次，既然人头等于军功，秦军为啥不把这些敌对方的百姓全部杀掉?遣返后岂不增加了对方的实力?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秦国鼓励以首级换取军功，但这只限于战场上。据《商君书》记载，每次战斗结束后，秦军都会将获得的首级示众三天，确认无误后方能因功授爵：
以战故，暴首三日，乃校三日，将军不疑致士大夫爵。
这既是为了杜绝军人割取阵亡战友首级的现象，也是为了防止一些将士“杀良冒功”。但这并不是出于心慈手软。
秦国变法的核心手段只有两个字：赏罚。但这里会出现一个问题：按照秦军动辄斩首数万、数十万的战绩来估算，秦国人岂不个个都能享受荣华富贵?
没这么容易。秦国的法治思路是：“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即奖赏的标准极为苛刻、惩罚却毫不手软，甚至是“轻罪重罚”，既能让让人们珍惜爵位、不敢轻易违法，还可以消耗功名、将财富收归国有。用我们现代语言来说，这就是“套路”。想拿毫无抵抗力的老百姓来换军功?门儿都没有。
因此，秦军不需要屠杀对方老百姓。
其二，秦国的目标是兼并天下，而不是屠杀
无论秦国也好、三晋也罢，说到底同为华夏族;那些诸侯国，祖上要么是亲戚、要么是重臣，说白了都是“自己人”。
但只要存在利益，就会有产生冲突和战争;随着各国的发展、姻亲关系逐渐疏远，春秋时期日渐“礼崩乐坏”，各国间开始了持续不断的兵戈相向。不过在那个时期，除了“大鱼吃小鱼”的兼并外，大国间的战争目的是称霸、问鼎中原，战场上的行为相对克制，获胜方往往大规模抓捕俘虏，用以充当奴隶、换取财富。
而在战国时，大国间也开始了残酷的兼并战争。但各方相对均衡的雄厚实力，决定了这是一场持久战;因此，在战场上尽量消灭对手有生力量就成了普遍操作。
对于寻常老弱妇孺，则没有这个必要性。结合上文荀子的言论来看，大肆屠杀平民百姓的行为在当时并不为各方接受。屠城固然能极大削弱对手的实力，但带来的副作用更可怕：
使本国贴上残暴、堪比蛮夷的标签，彻底沦为众矢之的，连横、合纵等外交策略将会遭受极大阻碍;
逼迫各国军民在今后负隅顽抗、拼个鱼死网破，客观上会大大增加军队的攻坚力度，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从这个角度而言，秦军不能屠杀对方老百姓。
其三，本国人更靠谱
秦军抢下来的城池，既是扩充本国实力的财富，也是今后发动进一步扩张的前沿。因此，秦国对占领地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稳。即：必须保证城里的百姓绝对可靠、不会在背后捅刀子，避免让秦军面临腹背受敌、基地被端掉的处境。
而在那时，各诸侯国经过数百年的各自为政后，互相间的差异越来越大，文字、货币、度量衡、道路规格都不尽相同，互相间的认同感无从谈起;
此外，秦国与三晋常年交战，动辄在战场上斩首数万、十余万，各国对秦人抱有深仇大恨。如后来黄歇劝说秦昭襄王时所言：
王无重世之德于韩、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韩、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将十世矣。
这些矛盾，并不是短期内就能消融的，与其在身边埋雷，不如将他们悉数遣返。(同时由黄歇这句话可知，秦国杀死的只是成年男子，并未涉及妇孺)
以上只是从秦国的角度进行分析。若从东方各国百姓的视角来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们确实不愿意当秦人，但跟仇恨无关。
”强扭的瓜不甜”，各国百姓难以接受秦制
其吏民皆安为赵，不乐为秦。有城市邑十七，愿再拜献之大王。
公元前262年，当韩国上党地区沦为孤岛后，郡守冯亭这样的一番言辞，成功将祸水引向了赵国。赵王为什么会对此不深信不疑?因为这句话所言非虚。
《商君书·徕民第十五》中说，秦国地广人稀，已被开垦的土地还没占到国土的2/10;但反观隔壁的三晋(韩、赵、魏)，虽面积狭小，却人口众多，他们的房屋错综复杂、密密麻麻的叠在一起，甚至有一半国民挖洞而居。
但这些三晋百姓就是不愿意来秦国。至于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怕苦。
在“农战”体系下，秦国的老百姓只有两条路可以走：打仗、种田，其他的诸如经商、游学、偷鸡摸狗都是被明文严厉禁止的。同时，努力干活会得到奖赏、偷奸耍滑将受严惩：
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即：干活卖命，耕织成绩优越的，可以免除徭役;而因为不务正业以及偷懒而导致贫穷的，直接剥夺人身自由、发配为奴隶。
这种日子，三晋百姓可受不了。《商君书》称：
其寡萌贾息民，上务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
很多三晋的老百姓靠经商获利，上无爵位、下无土地住宅，靠着耍奸欺诈的工商业来维持生计。
《史记·货殖列传》也称，赵人“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就是喜欢玩耍、赌博、盗墓，同时还很会享受生活;野王地区百姓则“好气任侠”，相当豪气、潇洒。
所以，即使隔壁的秦国日渐富裕，三晋百姓仍不愿意入秦，正是因为“秦士戚而民苦也”，即：秦国虽富裕强大，但官员百姓都像随时被绷紧的弦，压力相当大;当初在商鞅推行变法的过程中，曾一度出现了“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畜怨积仇比于丘山”的惨烈景象;
相对而言，三晋虽日渐贫弱，但没有那么多严刑峻法的束缚，百姓生活虽苦，但只要你胆子大，反而有机会轻松自在。
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秦国也开始逐渐打起各国劳动力的主意。
内生速度赶不上扩张的幅度，秦国尝试吸引三晋百姓
秦昭襄王在位后期，秦国的扩张幅度进一步加快，战线日渐拉长、人力物力的消耗加大，依靠内部的人口增长，已远远不能满足秦国的劳动力需求。在长平之战后，秦国开始尝试主动招募三晋百姓入秦。
《商君书·徕民第十五》，通篇研究了如何以政策吸引三晋百姓。针对这些民众惧怕贫苦、战争的心理，提出了以下思路：
诸侯之士来归义者，今使复之三世，无知军事。
即：各国百姓若主动归附秦国，不仅可以免除三代人的徭役，甚至可以不用参战、专心务农。同时还建议，秦国境内的丘陵、洼地、山坡等待开发的资源，一律免征十年赋税。秦国意图以这样的方式，吸引百万民夫入秦务农;而秦国原本的百姓，则可专注于作战：
今古秦民事兵，新民给刍食。
同时，这种措施还有一个好处：以免税为吸引力，吸引各国百姓投奔秦国，削弱对手的有生力量：“十年之内，诸侯将无异民”。
根据文中的相关字眼来看，《徕民》篇出现于公元前260年后，作者是秦朝廷的某位法家官员。这一措施具体施行得如何，各类史书中并没有相关记录。
但据《荀子·议兵篇》的说法来看(此文同样诞生于长平之战后)，后期秦国在消化夺来的领土方面进行得相当有成效。他说“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即兼并别国领土容易，但凝聚吸收很难;其后他列举了齐国吞并宋国、燕国占领齐国这两大反面案例加以证明。紧接着，荀子说：“韩之上地，方数百里，完全富足而趋赵，赵不能凝也，故秦夺之”，上地即上党之地，秦国能最终消化吸收这一战略要地，不大可能完全依仗武力。
总而言之，古时的战争年代，各方的举动与道德关联不大，更多的是出于利益的考虑。战国时期战争虽多，但并不是战乱，基本的规则仍旧存在;秦军放过老百姓一马，只是因为这样对他们最有利。后世的战乱时期，那些枭雄们动辄屠城，既是由于纯粹弱肉强食大环境的刺激，也有节省粮食、削弱对手的考虑。虽然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但在古代社会，也许只有那些和平时期，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梦想才能暂时得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