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董卓之乱后，当时关东两大联盟就是冀州袁绍、兖州刘岱、荆州刘表“三国协约”与扬州袁术、幽州公孙瓒、徐州陶谦的“三国同盟”，曹操是袁绍的小弟刘岱辖区的东郡太守，刘备是袁术的小弟公孙瓒的小弟，孙坚则是袁术的“直辖小弟”。谁能想到两位“带头大哥”袁绍、袁术都被干翻了，他们的小弟甚至“小弟的小弟”开创了“三国”，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本站小编一起往下看。
从初平二年(191年)被袁绍表为东郡太守，到初平三年(192年)被济北相鲍信迎为兖州牧，再到初平四年(193年)被吕布袭破兖州几乎投奔袁绍，曹操的发展一直不如袁绍。初平二年(191年)袁绍就是冀州牧，后来更是控制着“河北四州之地”。如果没有出现“弯道超车”，曹操一直都是袁绍的马仔。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在荀彧等人的建议下奉迎天子，又在董昭等人的建议下把天子接到荀彧老家的颍川郡许县，并把许县改名许都作为东汉首都。曹操此举不仅是与荀彧为首的颍川集团“结盟”，也是与汉献帝为首的东汉朝廷“合作”。正是在颍川士族的人脉资源、智力资源支持下，曹操“奉天子以讨不臣”才在四战之地站稳脚跟，并消灭了吕布、袁术等集团，招降了张绣等势力，具备与袁绍决战的实力。
建安五年(200年)初的“衣带诏事件”宣告汉献帝与曹司空之间“蜜月期”的终结，但两人还维持着表面上的“君臣友好”，可怜的国舅董承只好“背锅”。如果说官渡之战前曹操必须用汉献帝的名义安抚后方甚至分化敌人避免四面受敌，那么官渡之战后特别是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统一河北四州之地后，汉献帝对曹操逐渐失去了利用价值，反而成为刘备等人反对曹操的“精神领袖”。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趁着刘表病逝夺取荆州，但随即在赤壁之战中被孙权、刘备联合击败。曹操在刘备、孙权等人眼中不再是“汉臣”而是“汉贼”，也就说明汉献帝对曹操已经是“负资产”。曹操与汉献帝的矛盾逐渐不可调和，“功高盖主”意味着曹操要么对汉献帝“取而代之”，要么交出兵权被汉献帝诛杀，当年的蒙恬、韩信甚至霍光的下场，熟悉历史的曹操并非不知道。
曹操在赤壁之战后迟迟不愿意称帝，看起来是爱惜自己的名声，其实是让自己处于尴尬中。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夺取邺城后，离开许都“搬家”去邺城避开汉献帝，这已经说明“一山不容二虎”。如果赤壁之战打赢了，曹操当然可以完成全国统一后再“废汉自立”。但赤壁之战既然失败了，而且“挟天子”已经无法号令刘备、孙权等诸侯，那么曹操就没有必要继续使用汉家旗号。
曹操如果在建安十四年(209年)正式称帝，改封汉献帝为陈留王(汉献帝称帝前的爵位)，以曹丕为太子，建立魏朝，那么曹操就可以放开手脚征讨四方。此前曹操一直要亲自指挥军队，那是因为他只是人臣而不是人君，一旦把军队交给他人谁能保证不会冒出个“衣带诏”来废黜自己?曹操一旦称帝，就可以光明正大要求大家“站队”，支持自己的当然被重用，不支持自己的只能被边缘化甚至清洗。
后来曹操在征讨马超甚至进军关中途中多次发生后方叛乱，那是因为曹操“欺君罔上”引起汉臣的不满。如果曹操堂堂正正称帝，就可以自己坐镇后方，派出忠于自己的大将征讨四方，或者让太子曹丕监国自己征讨四方，哪里需要战场与邺城之间“往返跑”?
曹操如果在建安十四年称帝并册立太子，当时只有曹丕成年，显然曹丕具有无可争议的接班人地位，也就无需陷入后来的“世子位之争”内耗中，以曹操的强势也无需通过向世家大族妥协来换取他们称帝。曹操此后可以“一口气”消灭马超控制凉州而不是因为后防不稳匆忙撤军，也可以“得陇望蜀”夺取东川后乘胜夺取西川，这样一来“东汉十三州”中孙权、刘备也就只能龟缩在荆州、扬州、交州“三州之地”，如何对抗曹操控制的“十州之地”?
曹操可以顺利完成天下一统，开创魏朝基业。曹操完成了后来司马懿祖孙三代完成的天下一统基业，司马家族的崛起也就失去了可能性，魏朝就会成为秦汉以来又一个“大一统”王朝。可惜曹操不懂得汉献帝在赤壁之战前属于“优良资产”而赤壁之战后成了“不良资产”，还是习惯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焉不知曹操功劳太大做不了“周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