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场发展出一套半制度化的送礼名目，什么“别敬”、“程敬”、“炭敬”、“冰敬”、“三节两寿”等等。这几个“敬”要解释一下。所谓“别敬”，指地方官赴任前向京官告别时致送的礼金;“程敬”是以路费名义送出的礼金;“炭敬”、“冰敬”是冬夏两季送给京官和地方领导的礼金;“三节两寿”则指春节、端午、中秋及领导本人、夫人的生日，这也是必须要送礼的日子。
这种种名目的送礼惯例，又总称为“陋规”。陋，是丑陋、见不得人的意思;规，可以理解为规则。“陋”而且“规”，说明这已经是一种半制度化的官场守则。尽管任何正式的官方文件都不会给官员规定送礼的义务，但是，致送陋规的官场守则，无疑是所有官员心照不宣并共同遵守的，连礼金的规格都有了约定俗成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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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叫张集馨的官员，以其亲身经历，将他为官二十年来的送礼清单都记录了下来，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份了解清代官场送礼政治的珍贵资料。
张集馨被任命为陕西督粮道时，出京之前向京官送礼辞行，一来感谢诸位此前的照顾、提携，二来拜托各位以后多多照应，共送出别敬一万七千两银子，折合人民币约250万元。当时张集馨并无积蓄，别敬的钱是向广东洋行、朋友和西洋人借来的。不过，他任督粮道一年，不但连本带利还清了借贷，还给仪征老家寄回一万多两银子。可见督粮道的权力含金量确实非同小可。这笔权力收益当然是来自对百姓钱粮的浮收，张集馨也心中有数，因此“心每不安”。我觉得，能心每不安，算是有良知的好官了。
其他张集馨记录在案的别敬还有：任四川按察使(相当于省高院院长)时送出一万五千余两;任贵州布政使(相当于副省长)时送出一万一千两;调任河南布政使时送出一万二三千两。别敬具体如何分配，张集馨也有记述：军机处(清廷的决策机构)大臣每处四百两;上下两班章京(军机处办事员)每位十六两，如有交情或相通信、协助办摺的章京，一百、八十两不等;六部尚书、都御史一百两;侍郎五十两;其他部门领导五十两，按级别依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有世交的朋友，概行应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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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别敬的份额，大致是按京官的权力等级进行分配的，比如军机处大臣实权最大，所以孝敬的数目最多，章京虽然是小办事员，品秩很低，但“有交情或通信办摺”的章京，因为掌握着影响张集馨仕途命运的隐权力，也需要奉上较多的银子。
以上是“别敬”的支出，以其他名目送出的礼金，也是一个大数目。张集馨的记述说，他担任陕西督粮道时，驻西安的将军过三节两寿，督粮道每次得送礼八百两银，另外还有表礼、水礼八色，门包四十两一次。驻西安的两名都统(军区长官)，每节每员送银二百两，水礼四色。八名协领(军区中层将领)，每节每员送银二十两，上白米四石(折银约八两)。将军、都统还推荐家人在粮仓工作，其实也就挂个名不干活，按节领工资。这是地方文官对驻地满族军官的尊敬与照应。当时的八旗兵骄横跋扈，如果招呼不周，他们领粮米时就会百般挑剔，平日以刁难老百姓为能事的粮仓管理员，这时也是秀才遇上兵，只能忍气吞声。督抚以下的地方官又无权节制官兵，所以对管兵的将领们需要先打好关系。
给陕西巡抚的礼金则按四季致送，每季送一千三百两银，一年下来，就是五千二百两，巡抚三节两寿，还要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这个接受张集馨贿赂的陕西巡抚，正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给陕甘总督的礼金按三节致送，每节一千两，再加上表礼、水礼、门包杂费，派人到兰州呈送，一年合计也得三千多两银。另外，每年春节还要给部分京官送去炭敬，至于数目多少，张集馨没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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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集馨的宦游人生后期，由于遭受弹劾，数度被革职，又起复，几经宦海沉浮，见惯官场险恶，萌生退意，加之权力值下降，收入减少，因此对于官场应酬、联络人情的慷慨程度已大不如前。尽管如此，他任甘肃布政使时，给地方实权派、按察使明绪张罗的母丧奠银达一万两之多;在任福建布政使时，送给总督与巡抚的寿节礼金及门包，也有八百余两银。
张集馨三十七岁出任知府，六十六岁请假回京，宦游三十年，扣除中间被参革职和丁忧离任的十年，主政一方的时间达二十年之久，所送出的各种“敬”究竟有多少呢?我估算了一下，张氏有记录在案的，按记录的数目计，没有记录的三节两寿礼金，按较低标准的每年一千两算，合计起来，二十年来，张集馨至少送出了十万两银的规礼。应当说，这个估算是非常保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