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我打算去南山游玩，但是怕爱卿你责怪，所以就半路停下了。”这是《资治通鉴》里唐太宗惧怕大臣魏征的故事，而李世民也因虚心纳谏、廉政爱民被后人传为佳话。“古代反腐的实质是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崔永东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古代反腐既和律法制度有关，也和君臣的政治斗争密不可分。“封建君主专制要求皇帝在加强手中权力的同时，也强化对于手下官僚的控制，最终才能稳坐江山。”崔永东说，历朝历代的规律显示，官场腐败必然导致政权垮台，所以，历代有作为的君王都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君臣之间，谁怕谁，古代官员的工资非常低，很多新官上任后，其首要任务就是还债，在不够养活家人的工资体系下，不得不以身犯险。在各种君臣关系中，有皇帝“怕”大臣的，像唐太宗和魏征，就是君臣合璧开创了贞观之治，也正是在唐朝，出现了严惩贪赃枉法的“六赃”(《唐律疏议》规定的六种非法获取公私财物的犯罪)，这对中国历史上反腐定罪的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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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大臣怕皇帝的，比如朱元璋采用高压政策治贪，一度令朝臣惊恐，贪官收敛;还有大臣和皇帝相互都不怕的，比如崇祯一味地要求大臣节俭，结果大臣们收入太低，认为不贪污不行。难怪历史学家吴晗曾在《论贪污》中写道：“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
然而，唐太宗真的怕魏征吗?据史料记载，魏征生前曾经向唐太宗秘密推荐杜正伦和侯君集，说他们有当宰相的才能。可是在魏征死后，杜正伦因为负罪被罢免，侯君集因参与谋反而被斩首。唐太宗开始怀疑魏征有因私营党的嫌疑。不久，唐太宗又得知，魏征曾把自己给皇帝提建议的书稿给当时记录历史的官员褚遂良观看。唐太宗怀疑魏征故意博取清正的名声，心里很不高兴，下旨解除衡山公主和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后来他越想越恼火，竟然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
有学者认为，唐太宗对魏征的“怕”，只因他是历史上少有的开明君主，为了开创大唐盛世，才给了魏征“无限话语权”，让其直言劝谏自己。实际上，这段君臣佳话也体现了古代反腐的一个重要内容，即监察制度。崔永东认为，古代的监察官员多数是对各级官员进行监察，也有一部分是直接对皇帝提出批评意见的，魏征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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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制度对抑制腐败发挥了积极作用。崔永东介绍说，首先，其是垂直领导，即监察官员是归皇帝直接领导的，不受地方政权的干扰;其次，监察区划和地方行政区划往往不重合，这也避免了监察权的地方化;第三，不同的监察机构之间可以互查互纠。比如，明朝的都察院和六科就是相互监察，而且监察官员如果自己触犯法规或者贪腐，就罪加一等。
遗憾的是，即使罪加一等，也不能完全阻挡贪官的腐败。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魏敏告诉记者，古代反腐的律法跟现代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规定更严格、更细致。《唐律疏议》就被誉为东亚国家最完善的法典，可惜的是，这种完善的立法在执行中却并不完善。
自秦朝开始，历朝都设有御史作为监察官员，但其品级都很低，是“七品芝麻官”，魏敏称其“官小言微，话语权不够”。加上古代官员的工资非常低，而很多人在成为官员之前就借了不少债来读书和疏通关系。很多新官上任后，其首要任务就是还债，在不够养活家人的工资体系下，也不得不以身犯险。而清廉的官员，像海瑞之类几乎都活不下去——在这样一种官僚体制下，贪腐自然屡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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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崔永东看来，真正影响反腐效果的，不是君臣关系如何，而是皇帝的个人意愿。比如，每个朝代的开国初期，有作为的帝王其反腐力度都较大，而到了王朝的后期，平庸的君主不重视反腐或不得其法，以至于贪腐盛行，最后导致民不聊生，政权垮台。
明朝的朱元璋是平民出身，深受贪腐之害，所以他反腐的决心很大，惩治贪官的手段也极其残酷。他的铁腕反腐确实对贪官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其打造的吏治清朗长达60余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可惜从明朝中叶开始，皇帝昏庸无能，贪官污吏又东山再起。正如吴晗所说：“这是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朱元璋尽管是最有威权的皇帝，他能够杀人，却改变不了社会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