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55年12月16日 (乙未年冬月初九)安史之乱爆发
在1260年前的今天，0755年12月16日 (农历冬月初九)，安史之乱爆发。
唐朝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甲子日(755年12月16日(距今1260年)星期二)，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节度使之士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十五万士兵，号称二十万，在范阳起兵。天宝十五年占领长安、洛阳，进入安史之乱的最高峰。
经过
(一)范阳叛变—— 杨国忠与安禄山不和，安禄山恐杨国忠对己不利，遂以讨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叛变，安禄山一路南下，不足两月，已攻陷洛阳，自立为燕帝，国号燕。
(二)肃宗即位—— 安禄山破潼关，活捉守将哥舒翰，直入长安。玄宗仓惶入蜀，行至马嵬驿，军士哗变，杨贵妃被逼自缢，太子李亨即位灵武，是为肃宗。
(三)禄山被杀—— 不久，安禄山被长子安庆绪所杀。郭子仪得回纥之助，收复长安和洛阳。
(四)思明叛变—— 史思明降唐，受封为范阳节度使。唐室恐怕史思明再反，欲将之消灭，究泄，史思明遂反叛。
(五)思明称帝—— 郭子仪、李光弼进击安庆绪，包围邺郡，史思明带兵援助安庆绪，合并其兵，回范阳，称大燕皇帝。
(六)平定乱事—— 史思明与李光弼相持年余后被养子史朝义所杀。李光弼再借回纥兵，大破史朝义。史朝义部下田承嗣、李怀仙降唐，史明义被杀，安史之乱遂告平定。
影响
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点
第一，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第二，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安史乱起，唐王朝分崩离析，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仿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赋不入于朝迁”，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
第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起义，形成唐中叶农民起义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所谓“靡室靡农，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唐宪宗元和年间，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农民，要负担唐朝八十三万军队的全部粮饷，所以“率以两户资一兵，其它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起义，代宗一朝，“群盗蜂轶，连陷县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起义，同年的浙西方清起义，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起义，舒州杨昭起义，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起义等等。这些起义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第四，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唐政权连长安城也保不稳了。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705年12月16日 (乙巳年冬月廿六)一代女皇武则天逝世
在1310年前的今天，0705年12月16日 (农历冬月廿六)，一代女皇武则天逝世。
武则天(624年2月17日(距今1391年)-705年12月16日，农历十一月二十六日)，通称武曌或武后，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唐高宗时为皇后(655年—683年)、唐中宗、唐睿宗时为皇太后(683年12月27日—690年10月16日)，后自立为武周皇帝(690年10月16日-705年2月22日在位)，705年退位以后，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性太上皇。
我能制之(桀骜不驯的烈马)，然需三物，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挝挝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野有遗贤，宰相之过也——武则天
在中国历史上称帝的人有数百，称王的则数以千计。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最特殊的莫过于武则天了，她不但是唯一的女性，而且登上最高宝座历程的艰险曲折令人叹为观止，她无论为政还是为人都有着众多让后人说不清，道不尽的地方。
武则天本名武照，曾被唐太宗赐名媚娘，称帝后改名武曌，“则天”来自于她晚年上的尊号“则天大圣皇帝”。其父武士镬原为大木材商人，因在唐朝开国中立功，官至工部尚书。凭借此出身，武则天14岁被选入宫，成为唐太宗的才人。尽管地位卑微，但她以出众的美貌，过人的才气和运气，得到了唐太宗及其太子李治的垂青。649年太宗死，武则天被迫削发为尼，到感业寺忍受青灯黄卷的生活。
但武则天不甘寂寞的性格决定了她必然寻求结束这种生活，而命运的眷爱也给了她东山再起的机遇。李治即位为高宗后不久，便将她召入宫，晋升为昭仪。此后几年武则天投入到了惊心动魄的争宠斗争之中，先联合王皇后一起斗倒了萧淑妃，后又以掐死一个女儿的代价来诬陷王皇后，使之被打入冷宫。655年，武则天终于登上了人生第一个高峰——皇后。
在此过程中，武则天深深感受到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守旧派对自己的敌视。当上皇后之后，她罢黜了20多位反对自己的官员，长孙无忌等也被迫自杀，同时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擢用了李义府、许敬宗等亲信。
660年，高宗的“风眩病”发作，头痛且目不能视，武则天开始名正言顺地参决政事。664年，高宗因对武则天不满，与上官仪谋划废后，武则天先发制人，控制了高宗，处死了上官仪，从此真正掌握了大权。
剩下可能阻挡武则天攀上政坛顶峰的只有她几个日渐长大的儿子。长子李弘曾立为太子并代父理政，33岁时死去，时人传说是被武则天毒死。次子李贤继立，后因对武则天不满而被废，第三子李显继立。683年高宗死，李显即位为中宗，但很快因一句戏言被武则天所废。武则天立第四子李旦为傀儡，自己临朝称制，独揽大权。
684年，徐敬业等在扬州以匡复李唐为名起兵，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同时裴炎等重臣因乘机要挟武则天归政李旦而被杀。随后，武则天为清剿朝内外的反对派，大兴告密之风，并委任崇元礼、周兴、来俊臣等酷吏进行刑讯逼供，此后15年间，包括李氏宗室在内的大臣以谋反等罪名被杀的不计其数，官场一时成为恐怖世界。武则天在清除完反对派，做好充分准备之后，于690年正式登上帝位，改唐为周。
武则天当政时代，影响最大的举措莫过于对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对人才的搜求。在科举制方面，武则天首创的有殿试、自举、武举和制科等。殿试，即由皇帝亲自对笔试通过者(称贡士)进行面试，武则天不但注重才学，而且注重相貌口才。武举的内容包括骑射、马枪、举重等，通过者由兵部录用，这两项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科举制度。自举即可以毛遂自荐申请做官，这一项为武则天时代所独有。制科是皇帝根据临时需要开设的考试，名目也根据需要而定，如贤良方正科、博学宏词科等。
除了科举制之外，武则天还通过其他各种办法搜罗人才，多次敦促各级官员举荐人才，甚至派招抚使到各地巡行以招揽人才。就搜求人才的热心而言，武则天确实为中国历史所罕见。这些措施确实也受到效果，狄仁杰、魏元忠、张柬之等均为当时名臣，而姚崇、宋璟等则为开元名相，开元盛世的人才基础，正是武则天时期打下的。
此外，武则天对盛唐诗赋的繁荣也有贡献。她本人爱好文学，不但作诗，还创造出一些汉字，如她的名字“曌”等。在她的积极倡导下，宴会赋诗、应制赋诗十分盛行，吟诗作对成为获取功名的一个捷径。在武则天时代，唐诗开始进入繁荣期，格式、内容等方面也渐趋成熟。
作为一个曾体验过民间生活的帝王，武则天也比较重视农田水利的建设。她在位期间，清查非法占田、搜刮隐户、兴修水利，提出“重农桑、薄赋徭”的主张，还主持编撰了一部农书《兆人本业》。在她掌政时期，户口数由380万户增加至615万户。
武则天的晚年生活被认为“荒淫”，因为她亲近以张昌宗、张易之为首的一班“面首”，并给以高官厚禄，但她最终决定传位给亲儿子，而不是武氏家族的人，被认为是正确之举，因为“人心思唐”，当时只有李唐传人重新登极才能服众。705年，张柬之等大臣发动政变，杀死张氏兄弟，拥立太子李显，将病榻上的武则天送进冷宫。同年，82岁的武则天在冷清中离开了人世。
史学界对武则天的评价差异之大，变化之快为历代帝王中所罕见。武则天受人指摘主要在于大兴告密之风，任命酷吏，杀害无辜，滥封官吏，以及生活淫乱等。实际上武则天既用小人，也用君子，小人帮她夺权，君子帮她治国。她虽然使政治上层一度动荡，但社会经济仍保持平稳发展，使她在实现二千年封建史上未有的变局之时，只遇到若干短时的反抗。总的来说，她的统治“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评价还是恰当的。因为她在政治上的成功，在维持唐朝盛世方面的贡献，以及在科举制度等方面的影响，她被列入本排行榜中，居第93位。
点评：武则天对官吏的杀戮和在人才选拔上的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此两者都是服务于同一个目的的，就是巩固她的统治。对官吏的杀戮，使得人人自危，没有人敢对她的执政合法性提出挑战;而大量选拔人才，则可形成一个尊重她执政合法性的新群体，也为未来的盛世储备了人才，这正是武则天的高明之处。
1598年12月16日 (戊戌年冬月十九)露梁海战爆发
在417年前的今天，1598年12月16日 (农历冬月十九)，露梁海战爆发。
1598年12月16日(距今已417多年)，露梁海战爆发。当日，日军岛津义弘为营救被围困在顺天一带的小西行长部，出动战船500余艘(共2万人)进行救援，遭到以陈璘、李舜臣率领的中朝联合海军(中国战船65艘、朝鲜战船85艘，共 15600人)的拦截。战斗中朝鲜名将李舜臣及中国将领邓子龙先后阵亡。日军在中朝战船的联合围攻下被歼灭300余艘(200艘被击沉，被俘100余艘，1万余人战死)，中朝军队阵亡约670余人(1艘明军战船被击沉)，岛津义弘率残余船只败退。日军小西行长所部则趁两军战斗之际乘船逃跑。露梁海战后，朝鲜半岛残余日军全部被消灭，日本侵朝战争宣告彻底失败。
点评：如果后世的清朝能有明朝的魄力和勇气，绝对不会遭受近代史的如此悲惨，满人的落后决定了这一切。
1773年12月16日 (癸巳年冬月初三)波士顿倾茶事件
在242年前的今天，1773年12月16日 (农历冬月初三)，波士顿倾茶事件。
1773年12月16日(距今242年)，波士顿倾茶事件。
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 又称波士顿茶党事件。1773年发生的北美殖民地波士顿人民反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茶叶贸易的事件。1773年，英国政府为倾销东印度公司的积存茶叶，通过《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该条例给予东印度公司到北美殖民地销售积压茶叶的专利权，免缴高额的进口关税，只征收轻微的茶税。条例明令禁止殖民地贩卖"私茶"。东印度公司因此垄断了北美殖民地的茶叶运销，其输入的茶叶价格较"私条"便宜百分之五十。该条例引起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极大愤怒，人们饮用的走私茶占消费量的十分之九。纽约、费城、查尔斯顿人民拒绝卸运茶叶。在波士顿，一批青年以韩柯克和萨姆尔·亚当斯为首，组成了波士顿茶党。1773年11月，东印度公司装载342箱茶叶的船只开进波士顿港。12月16日，波士顿八千群众集会，要求停泊在那里的东印度公司茶船开出港口，但遭拒绝。当晚，反英群众在波士顿茶党组织下，化装成印第安人闯入船舶，将东印度公司三只条船上的342箱茶叶(价值18，000英镑)全部倒入大海。英国政府采取高压政策，1774年先后颁布系列法令，封锁波士顿港口，取消马萨诸塞州的自治，在殖民地自由驻军等。这更激起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抗，使英国政府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尖锐，公开冲突日益扩大。
波士顿茶叶事件是一场由麻萨诸塞波士顿居民对抗英国国会的政治示威。
由于约翰·汉考克领导抵制英国政府所经营的英属东印度公司，致使其茶叶销量一落千丈，1773年，英国国会颁布茶税法，以帮助本国商人向北美倾销，并由英属东印度公司垄断茶叶贸易。同年12月16日，一批茶叶被运到波士顿港口，自由之子--由60个当地人组织而成--打扮成印地安人偷偷摸到三艘船上，将船上货物捣毁，并将342箱茶叶倒入港口内，整个过程相当平和及安静。
不过此举被认为是对殖民政府的挑衅，英国政府派兵镇压，终于导致1775年4月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声枪响。
“北美人民为什么要拒绝比自己进口还要便宜一半的东印度公司的茶叶?”
东印度公司倾销的茶叶虽然比较便宜，但毕竟是外国的，假如北美人民都饮用了东印度公司倾销的茶叶，那么北美人民自己生产出来的茶叶销售就会受影响，，北美人民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另外北美人民认为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扶植的，假如他们饮用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就等于他们还继续受英国殖民者的压迫、剥削。……
点评：它是北美人民反对殖民统治暴力行动的开始。
1945年12月16日 (乙酉年冬月十二)日本侵华罪魁近卫文磨自杀
在70年前的今天，1945年12月16日 (农历冬月十二)，日本侵华罪魁近卫文磨自杀。
1945年12月16日晨，发动全面侵华及太平洋战争的罪魁近卫文磨为逃避人民的审判，在美军占领当局刚刚发出对他的逮捕令后服毒自杀，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1891年10月12日(距今已124多年)，近卫出生在门庭仅次于天皇家的五摄家(即藤原豪族的近卫、九条、鹰司、二条、一条等五家。摄家是具有担任摄政、“关白”资格的门弟)之首近卫家。
近卫文磨作为藤原家庭的嫡流、近卫家250年来第一个由正妻所生的长子，自出世之日起即被视作掌上明珠，受宠无度。
1917年，近卫从京都大学法学科毕业，同年经西园寺推荐入内务省工作。1919年1月，随西园寺参加巴黎和会。这一时期，他先后发表《排除英美本位的和平主义》、《战后欧美见闻录》等文章，阐述了对国际政治的看法。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既成的强国”与“要求打破现状的国家”间的战争，美英垄断殖民地的现状，“有悖于人类机会均等原则”，“德国想打破此种现状，诚为正当的要求”，“日本不能不给予深切的同情”，“领土狭小、原料缺乏的日本”，“为了自己生存的需要，不能不象战前德国那样，做出打破现状之举”。他确信，日本“向外扩张，诚为顺乎自然之势”。可以说，从青年时代起，近卫就树立了侵略有理的思想基础，并用以指导一生的活动。
1936年，冈田内阁因“二·二六事件”垮台，元老西园寺推荐近卫组阁，以稳定政局。但近卫对发动这一事件的皇道派军人持同情态度，对处理善后感到为难，结果以健康原因推辞。其后成立的广田内阁和林内阁，皆因无法控制局面短命而终。林内阁于1937年6月辞职后，组阁大任再次降到近卫头上。6月4日，第一次近卫内阁宣布成立。
无论是元老重臣，还是军部、政党、财界、民间右翼势力，都对近卫登台一致表示拥护，尽管它们的想法不尽相同。的确，近卫有高尚的血统，46岁的美妙年华，曾因辞掉首相给人留下没有权力欲的良好印象，对整个统治阶级来说，他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
近卫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统治阶级各阶层利益的共同要求，那就是大力推进对外扩张。他在组阁当天即表示，“属于‘非持有国’类型的我国必须确保我民族自身的生存权力，我国的大陆政策是建立在这个确保生存权利的必要之上的。”新内阁负有实现“国际正义”的使命，而“实现国际正义的较好方法，是获得资源的自由，开拓销路的自由，为开发资源所需劳动力移动的自由”。无异一纸夺取殖民地的宣言。
1937年7月7日，即近卫上台后的一个月又三天，驻华北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点燃了全面侵华的战火。7月底，华北日军与前来增援的关东军、朝鲜日军攻占了京津地区，并继续向华北腹地进犯。8月13日，日军开辟上海战场。11月12日占领上海，旋即攻占京沪铁路沿线城市。12月13日占领南京，进行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遇难的中国军民超过30万人。次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一年多时间，日本即攻占了半个中国。
但是，与日本法西斯预想相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到1938年底，抗日战争开始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在军事上未能灭亡中国，诱降阴谋也未见实效，近卫内阁在侵华对策上已一筹莫展，加之在与德国签订军事同盟上与陆军发生分歧，遂于1939年1月实行总辞职。
1940年7月22日，近卫再次登台组阁。
第二次近卫内阁在强化国内法西斯体制上抛出的新花样，是开展所谓新体制运动，亦称“近卫新体制”。近卫声称，开展新体制运动是“为应付前所未有的内外动荡局势，建立强有力的举国政治体制”，使“一切政党、派别、经济团体和文化团体统统归依于公益优先的精神之下”，“官民协同”、“实践翼赞大政的臣道”。
近卫新体制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在政治上是效仿希特勒的纳粹党，由近卫本人发起建立直接辅助天皇的政治组织大政翼赞会。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近卫已开始了筹建新党活动，组阁前的6月24日，又辞去枢密院议长，全力实施这一计划。到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后的一个月左右，现存的各政党和团体，或自动解散，或被强制取缔。在“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口号下，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分子纷纷投入近卫的怀抱。10月12日，大政翼赞会宣布成立，近卫亲自兼任总裁，其他要职分别由宫廷贵族、军政官僚及法西斯分子头目担任，并在各都、道、府、县设立支部，由当地知事任支部长，将居民编入“邻组”组织，实行严密的法西斯主义统治。
1940年12月，近卫内阁通过《经济新体制纲要》，为实现“国民经济一体化”，加强国家的战时经济统制，设立钢铁统制会等产业统制机构，以保证战争物资的生产和调配。同时还设立全国金融协议会，颁布资金运用令，加强对金融业的统制。
此外，近卫内阁制定《确立劳动新体制纲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大规模的产业报国运动，建立各种产业、行业报国会，通过劳务统制，把全国人民驱赶到为战争服务的轨道。
伪实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与“德意三分天下”的迷梦，近卫内阁在加强中国占领区统治，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前提下，紧锣密鼓准备“南进”，夺取被英美视为自己势力范围的东南亚地区。为实现这一目的，经松冈外相斡旋，1940年9月签订了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次年4月又与苏联签订“日苏中立条约”，企图通过外交手段压美英对日本的“南进”采取绥靖政策。但是随着德国入侵苏联，这一外交阴谋实际宣告破产。
然而日本仍坚持“南进”计划，在1941年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再次确定“南进”政策，并“不辞与美英一战”。不过在策略上则仍做两手准备，即一面继续与美国谈判，谋求外交解决问题，一面制造“北进”假象，加紧备战，一旦谈判破裂，即行对美英开战。为此，1941年7月16日，近卫以内阁总辞职的方式，撤换了对贯彻这一方针不利的外相松冈洋右。
继而成立的第三次近卫内阁，除更换了少数成员外，继续坚持政府的既定方针。9月6日，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决定以10月上旬为限，如日本的要求“仍无实现的希望，就决心立即对美、英、荷开战”。对“南进”和御前会议的决定，近卫始终是积极赞同者，但到10月上旬日美谈判仍无进展时，他感到对美开战尚无“百分之百”的取胜把握，与主张立即开战的东条发生对立，遂于10月16日向天皇提出辞呈。
近卫辞职后，仍作为政府重臣参与制定重大国策，后来也提出过尽早结束战争之类的主张。但他最关心的是“保存国体”和防止“共产主义蔓延”。日本战败投降后，曾担任东久迩内阁国务相和币原内阁“内大臣府御用挂”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