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inrich von Kleist
Born 1777.10.18
1801年，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在瑞士的阿热河的一个小岛上租了一间房子，临近图恩，住了下来。他读康德，读得眉头紧锁：真理是不可捕捉的，理性是个幻觉，启蒙运动弘扬的那套价值，他曾敬信不止地度过了过去的几年时间，如今变得十分可疑。他才24岁，但精神危机已经将他的生命扯成了许多无法拼凑的碎片，绝望像暴风骤雨，从图恩一带终年明净的蓝天掩杀过来。
这两年来，面对拿破仑的攻势，普鲁士军队一溃千里。在巴拉丁伯爵的领地，克莱斯特见识到了真实的肉搏：后脑勺被生生扭到了背脊，脖子中间钻出了刀刃，脑浆流了一地。他们家出过好多位效忠于普鲁士的将军，却没有给这个男性后代留下足够的财产和坚硬的心肠。现在，摇摇欲坠的国家也无可依靠了。他写了几篇鼓吹民族主义的作品，不想后来被希特勒读到，如获至宝。
拿破仑可想不到，有个瘦弱的普鲁士年轻人，把冲着他而来的苍凉的仇恨压抑在心，写出一些疾风骤雨般的句子，在一个世纪以后，被另一个野心勃勃的德国人视若珍宝，全民族的精神食粮，最终用坦克和炮弹撞开了法国的国门。克莱斯特在《赫尔曼战役》里，把战争幻想成一次彻底的洗牌，在《蓬特希莉亚》里安排亚马孙族女王咬死自己的心上人阿契里，《智利地震》里则有一幕：一个杀人犯把小男孩扔到空中，又抓住他，把他不停地砸向教堂的柱石，砸到脑髓横飞。
不过，在1801年，他还沉湎于康德的世界里。他在小屋里闭门读了一个礼拜的《纯粹理性批判》，然后写信给他唯一的倾诉对象威廉明娜·冯·岑格：“我无所事事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我坐到敞开的窗户旁……我把脑袋贴上沙发的靠垫，一种无法言说的空虚充斥着我的内心，就是那最后的手段，直起身来，也失败了。”同威廉明娜的关系，他想把它上升到一场布尔乔亚的精神婚姻的高度。他固执地请求一个确认，即她是爱他的：
“带我走进你心灵的圣坛吧，我还无法确定你心中的感受。我相信……你得亲自赐予我一个最深刻的瞬间，那是完全的愉悦，你必须亲手写下三个词：我爱你。因为我爱你的事实并不表明你也必须爱我。”
威廉明娜对他不冷不热，虽然是未婚妻的身份，但她似乎预感到克莱斯特会做出点什么事来。他信里的措辞热情洋溢得过分，跟他这个人紧张、焦虑的精神状况反差太大。“你不该为任何事高兴，”他在信里说，“除非这事跟我有关。”
他还是有其他朋友的。时不时地，他坐马车到伯尔尼去一趟，见见文学圈的人，把自己写的东西念给他们听。一般情况下，那些人都拍手叫好，把他赞上了天。在瑞士，他开始考虑在波茨坦种种地——这很自然，一个诗人从未想过做农民，倒是奇怪了。
“我们一起吧，”他写信说，“波茨坦是个不错的地方。”
威廉明娜拒绝了他的提议。克莱斯特立即表示放弃，因为他的生命是计划好的，有一个个节点，一点一滴的时间都不能耗费在等待和纠缠上面。接下去的十年里，他还将酝酿许多计划：加入他所讨厌的法国军队，改革普鲁士金融体系，跟歌德搞好关系，把他的戏剧《破瓮》搬上魏玛的舞台，以及，设计世界上第一艘潜艇。
这些计划都被他放弃了，也许真的做成了他就将崩溃吧。他那么恨拿破仑，但他似乎只想完成想象中的报仇，甚至于，也许他是爱皇帝的，只是他没有条件，法国人也不允许他去当面表达这份爱。于是，因为自从《赫尔曼战役》等作陆续完成，他就在寻找一个让自我升华的最终方案：他到处找人，找朋友，找情人，告诉他们他有一个计划，一个无论如何都要完成的计划。
距离拿破仑的覆灭还有四年，1811年11月21日，波茨坦的万湖，响起两记枪声，第一枪击中一个名叫亨利埃塔·沃格尔的女子，她已被乳腺癌折磨了多年，便同意加入克莱斯特的计划，与他签订一份自杀协议;第二枪，他打死了自己。刚毅果决的普鲁士人，说话当然是算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