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纳粹统治虽然已经随着希特勒本人的自杀，和第三帝国的灰飞烟灭而烟消云散，但是对德国纳粹统治的种种争议仍在继续。这里面最突出的是希特勒上台的过程，以及由希特勒所在政党名称引起的“争议”。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能不从魏玛德国时期，乃至从一战刚刚结束的德国谈起。毕竟，希特勒和纳粹的产生、发展壮大直至最终上台，都是在魏玛时期完成的。
一次大战结束，第一波德国革命，卡普政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包括德国在内的交战各国都陷入了战争的泥潭，虽然苏俄退出战争似乎改善了德国的处境，但是很快，事实上已经由鲁登道夫进行军事独裁的德国方面就发现了他们自己的状况并不妙，德国人民和其它所有交战国人民一样，处于物质匮乏和精神痛苦中。1917年起，德国工人们接二连三地发动了罢工。德国的水兵中革命情绪也在滋长。但是即使是这个内外交困的时候，德国的军事领袖们还在幻想通过新型军事战术挽回败局，“保证”德国的世界强权地位。在惨败之后，这些权贵们还制造了一个“背后捅刀”的神话。也就是说，在这些老权贵们的叙事中，普鲁士德国不是输在了战场上，而是输给了国内的“叛国者”。是谁“背后捅刀”，也就是说，是谁妨碍了、阻止了这些老权贵要求的全体德国“人民”支持侵略战争的“团结”呢?就是一战之前的德国几乎唯一的反对派：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
德国在战场上举起了白旗之后，国内政治的危机也掩盖不住了。在德国政府走马灯似的变化了几次后，1918年11月，以基尔水兵起义为标志，德国革命开始了。和同一时期的俄国、奥地利、意大利乃至整个西欧一样，德国革命中也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工人委员会组织，并出现了俄国式的工兵代表苏维埃组织。与之相应，德国也出现了二元权力的并立与对峙，亦即临时政府和工人委员会(苏维埃)的并立和对峙。
1918年12月和1919年1月，德国革命在缺乏领导核心的状况下继续进行着，工人和士兵们也越来越激进。除了柏林之外，德累斯顿、莱比锡、哈雷、汉堡等城市都发生了工人起义。鲁尔和德国中部的工人们也发动了罢工。柏林工人们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们相继和艾伯特说了“再见”。起义水兵们甚至一度包围了总理府。德国革命看上去似乎比俄国的形势更好，这不仅是因为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发达、德国工人运动的悠久历史和强大基础，而且还因为，这个时候掌管德国“临时政府”的不是别的什么力量，而是历史悠久的工人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上台后的第一要务，不是推进工人阶级的革命，而是镇压工人革命。在这样做的时候，诺斯克依赖的不是别的，而正是德国右翼的武装力量，亦即由那些从一次大战前线回到德国的陆军军官和士兵组成的自由军团(Freikorp)。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希特勒是如何与自由军团结合的。换言之，不是别的什么人，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他们自己，乃至整个德国工人阶级在14年之后的失败铺平了道路。魏玛共和国从一开始就决定性地倒向了右翼，这个共和国的“缔造者”同时也是其掘墓人。大家都知道，两位著名的德国革命家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就是在这一次镇压中牺牲的。同时牺牲的还有柏林、汉堡等地的起义工人们和水兵们。同一时期德国工人在慕尼黑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也倒在了自由军团的铁蹄下。
在德国工人和革命者的血泊中，制宪会议在魏玛召开了。不过，德国的革命并没有因为魏玛共和国的建立而告终，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仍然在聚集力量。柏林工人的罢工浪潮在1919年秋天重新掀起。其后粉墨登场的是德国右翼，也就是卡普政变。在镇压了第一波德国革命，并且远征波罗的海各国比如拉脱维亚，在英国方面的默许下镇压了当地的苏维埃革命之后，自由军团们的枪口转而对准了他们曾经维护的那个政权。哀求无效之后，艾伯特、谢德曼、诺斯克们终于想起，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工人政党。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终于想起了要向德国工人发出总罢工的号召。没有任何基础的卡普“政权”也很快在德国工人的总罢工进入了历史教科书。值得一提的是，在卡普政变期间，埃卡特(Dietrich Eckart)和希特勒成了慕尼黑右翼政权的代表来到柏林和卡普进行联络。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殚精竭虑地维护德国资产阶级和普鲁士老权贵的权力和宰制，德国统治阶级的“明月”还是照在了沟渠。诺斯克手上的德国工人阶级鲜血，并没有让德国统治阶级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魏玛共和国开出许可证。
卡普政变过去之后，德国工人开始了进一步反击，德国工人在几个鲁尔区城镇上空短暂升起了红旗。这个时候的诺斯克似乎全然不记得他是被谁赶出了总理府，并且又一次忘记了他的政党是“工人政党”，他再次转向自由军团，乞求他们镇压工人起义。自由军团自然乐意效劳。1921年3月的“三月行动”也未能成功。德国革命在再次受挫中结束了第一波。
又一波德国革命
德国的形势并没有因为德国革命的受挫而稳定下来，德国的危机继续发展，并在1923年随着法国占领鲁尔区又一次到了顶点。这一阶段德国的最大“特征”就是载入史册的超级通货膨胀。到了1923年10月，饥饿暴动成了德国各地的日常事件，柏林则成了一座没有面包的城市。德国的大资本与此同时大发其财。值得一提的是，在超级通货膨胀把德国工人的收入吞噬殆尽的时候，德国资产阶级还在指责德国工人的工资太高，并要求工人们更加勤劳。1923年8月10日，柏林工人的罢工迅即发展为遍及德国全境的总罢工。德国的各个地区也离心离德。
德国共产党的力量也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迅速增长。和第一波德国革命一样的是，工厂委员会迅猛发展，而德国共产党则在2000个工厂委员会组织中占据优势。工人民兵运动也在全德国境内发展。在萨克森和图林根两个州，社会民主党左翼和德国共产党组成了联合政府。德国资产阶级当然不会容忍这样的情况持续发展， 1923年10月14日，社会民主党籍的德国总统艾伯特援引魏玛宪法第48条命令德国国防军对上述两个州展开军事行动。社会民主党则在长期无所作为，拒绝和德国共产党联合行动之后徒劳地要求“和解”。1923年10月，准备不足、领导无方的汉堡起义也遭到了失败。
德国的革命者们对于他们的敌人从一开始就有认识。早在1922年12月，德国共产党的卡尔贝克尔(Karl Becker)就对德国法西斯主义提出了警告。1923年，德国共产党采取了所谓“施拉格特路线”(Schlageter line)，针对德国小资产阶级和学生，亦即纳粹的社会基础展开宣传和争取活动。德共还和爱因斯坦这样的著名知识分子合作建立了国际工人救济伙伴联盟(the League of Friends of Workers’ International Relief)。1923年7月23日，德共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联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组织了反法西斯游行，这一次，又是诺斯克站在了对立面。在另一边，希特勒的目标也十分明确，在1923年的一次采访中，希特勒也明确地表达了进入萨克森和图林根，把马克思主义“连根拔起”的愿望。希特勒和德国右翼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明白地表明，他们决不会被他们自己打出的旗号所欺骗。
在德国革命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提供了大量支持。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布尔什维克就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左翼建立了联系。十月革命之后，苏联不仅派出了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作为自己的代表，并且给予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1923年的时候，苏联也给予了萨克森和图林根两州政府大力支援。当时的苏联共青团还在莫斯科成立了专门去汉堡的特殊辅助队。1923年9月，许多参加了俄国内战的欧洲共产党人进入德国，准备组织德国红军——这正是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先声。
德国右翼在魏玛共和国初期的活动
卡普政变失败之后，德国右翼并未就此止步。慕尼黑苏维埃被镇压之后，巴伐利亚就成了德国右翼的大本营，鲁登道夫、提尔皮茨等右翼头面人物纷纷离开卡普倒台之后的柏林，来到慕尼黑开展活动。希特勒也从此“崭露头角”，进入人们的视野。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在纳粹内讧中被杀死了的恩斯特· 罗姆(Ernst Roehm)在一次大战之后受德军高层的命令组织地下军队亦即右翼武装，罗姆和希特勒会面后一拍即合，并开始向纳粹党提供人力和财力支持。希特勒觉得时机到了，并发动了遭到惨败的啤酒馆政变，直到这时，魏玛共和国政府才勉为其难地对希特勒和纳粹采取了行动。
随着资产阶级政治的发展，亦即进入所谓的“群众政治”(mass politics)阶段，以前资本主义贵族为主体的老式右翼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卡普政变的失败也说明了老式右翼完全不考虑“社会”和“群众”的传统手法已经不可能行得通，这个时候的右翼组织如果想要上台执政，就必须取得社会中的一部分的支持，以使他们的统治获得形式上的“正当性”，也就是说，新的右翼组织和政党必须是“群众”性的——他们吸引的“群众”，就其主要部分来说，只能是小资产阶级。这样一种新的右翼组织也就是右翼民粹主义(Right Wing Populism)。第一个“新式”右翼“领袖”是号称“德国海军之父”的阿尔弗雷德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早在一战期间，提尔皮茨等德国右翼就开始认为德皇，以及普鲁士德国的“法治国”体制太过软弱。一战刚刚结束，提尔皮茨就成了“祖国党”(the Fatherland Party)的第一任党首——1920年发动政变的卡普就来自该党。和希特勒一样，提尔皮茨也和白俄以及比如施宾格勒这样的右翼知识分子、其它右翼政党和组织比如德国国家人民党密切合作，他在1923年的啤酒馆政变中也插了一手。不仅如此，提尔皮茨本人已经和希特勒携手，这也是普鲁士权贵和希特勒结合的第一步。1923年之后，魏玛共和国的形势虽然随着道威斯计划中美国贷款的流入暂时稳定下来了，但是德国右翼并没有就此罢手，他们念兹在兹的，始终是如何推翻魏玛共和国，恢复他们的流金岁月。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魏玛共和国同时受到了社会主义者和右翼的反对，但是魏玛共和国的司法机关根本懒得掩饰其态度。1919-1922年间德国右翼进行的354起政治谋杀(总数是376起)中，有326起没有受到惩罚，即使受到惩罚，平均刑期是4个月。正如诺伊曼指出的：“每一条据说是既针对共产党也针对纳粹的法律不变地用来针对社会民主党和整个左翼，而几乎从不用于针对右翼”。
当然，德国右翼不是孤军奋战，他们得到了欧洲其它右翼的支援。凯洛格(Michael Kellogg)对俄国右翼对于德国右翼的支援进行了研究。一战之后，通过干涉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各国特别是拉脱维亚，德国右翼和俄国右翼建立了直接联系和直接关系。当德国干涉军从乌克兰撤退的时候，参加了科尔尼洛夫叛乱的一些俄国白军军官在随着德军逃离，来到了德国。在德国，这些白俄流亡者们散布《锡安长老会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这样的反犹主义赝品，和德国纳粹们开展“学术交流”。埃卡特(Eckart)和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这两个对希特勒的思想最终形成有重大影响的人物都受到了白俄的影响。希特勒本人也在《我的奋斗》中承认了《锡安长老会纪要》对他的影响。德国的右翼和俄国右翼之间的联系与结合不止是思想和文化上的，而且也是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比如，白俄军官和自由军团一起成了卡普政变的后盾。德国右翼和白俄联合建立了一个名为“重建组织”(Aufbau Vereinigung, Re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的组织。这个组织，正如其名称显示的，寻求的是在俄国复辟罗曼诺夫，在德国复辟霍亨索伦。这个组织的领袖们和早期纳粹的 “领袖”们高度重合。重建组织不仅和自由军团携手在德国国内进行政治恐怖活动，例如暗杀埃尔茨伯格(Erzberger)和拉特瑙(Rathenau)，还密谋进攻苏联。1923年的啤酒馆政变也是两个组织携手合作的。即使在1923年之后，重建组织仍然为纳粹提供了大量资金，并在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等方面为纳粹提供支持。在希特勒的侵苏战争中，该组织中的哥萨克“领袖”波尔塔维茨-奥斯特拉尼察(Poltavets-Ostranitsa)还组织哥萨克参战。
德国右翼在磨刀霍霍，德国左翼又如何呢?很不幸，就在这个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辞藻里，在资本主义永远稳定发展的幻想中，在议会活动里消磨时光。他们更是对魏玛时期德国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垄断化视若无睹。直到1933年1月初，德国社会民主党还在幻想和施莱歇尔(Kurt von Schleicher)携手合作反对纳粹。德国工会也在这个时期逐渐官僚化。德国共产党则更加不幸，这个时期，恰好也是苏联共产党内部激烈斗争的时期，或者进一步说，是斯大林开始对反对派进行清洗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德国共产党和其它西欧共产党一样，不是忙于组织工人阶级，开展活动，而是忙于跟着苏联共产党尤其是斯大林的指挥棒开始一次又一次的清洗，德国共产党也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清洗中瘫痪了。虽然德国共产党的党员们仍然在街头和纳粹分子们战斗，德国共产党的红色阵线战士同盟在街头照常进行游行，德国共产党剧作家们写的戏剧在柏林的剧院人气极高，但是到了真正的关键时刻，他们已经无力行动了。1927-1928年，斯大林命令各国共产党搞的那个臭名昭著的“第三时期”政策还在把社会民主党视为最主要的敌人，甚至在希特勒已经上台之后，其代言人们还认为希特勒会和社会民主党勾结。之后斯大林的剧烈摇摆更是众所周知。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文化上，德国工人阶级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德国右翼的思想文化准备
除了政治和社会之外，德国右翼在思想文化上也在做相应的准备。事实上，从一开始，德国右翼知识分子们就把消灭魏玛共和国看作德国“重生”的标志，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德国右翼的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诸方面就步调一致地以魏玛共和国，不用说德国的左翼和工人运动为敌人。一场如此不彻底的，保留了右翼几乎在所有方面“霸权”的革命在右翼看来还是太“激进”了。除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之外，魏玛时期德国右翼的思想文化“准备”就是所谓“保守革命”。
在这场“革命”中，施宾格勒(Spengler)、云格尔(Ernst Juenger)，海德格尔等知名右翼知识分子们发展出了一套相当系统的右翼理论。德国右翼思想的发展结果，就是一种结合了膜拜现代技术与神秘主义的政治反动的思潮。(因此，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里的观点是片面的，鲍曼只注意到了手段的“现代性”，而没有注意到目的和政治。)毫无疑问，和任何其它社会思潮一样，德国右翼思潮也要有一个诉求的对象，正如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分析的，德国右翼的这种思潮打动的正是那些享受现代生活而又怀念昔日的德国小资产阶级们。如果说，前述的自由军团把他们对战争的狂热付诸行动的话，这些右翼知识分子们把这种战争狂热上升到了理论高度——这是在19世纪末期以来的诸种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帮助下完成的。
当然，这些右翼知识分子们炮制的理论中也含有神秘主义、反犹主义，以及镇压工人阶级斗争等右翼理论的常见内容。这些右翼知识分子们的“贡献”在于“克服”了传统浪漫主义理论中对于现代技术的仇视，使得运用现代技术的右翼政治成为可能。科学技术也因此失去了带领社会进步的能力——右翼知识分子们也根本否认社会进步的可能——而是成了完全“中性”的工具，甚至更糟，成了右翼反动统治维系自身的手段。这些右翼知识分子们有的时候会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帜，但是这种“社会主义”的内容和工人阶级的斗争与解放根本无关，这些右翼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招牌只是为了让德国工人接受以“民族”名义出现的剥削和压迫。很明显德国右翼的理论也是为了吸引德国小资产阶级，使德国右翼完成从传统右翼到右翼民粹主义的“转型”。
另一个值得特别提出的人物是目前国内学界的红人卡尔· 施米特(Carl Schmitt)。如果说前述右翼理论家诉诸的是右翼“群众”，那么施米特诉诸的就是一个“主权独裁者”(sovereign dictator)，一个拥有政治决断意志的“主体”，亦即右翼“领袖”。施米特的保守主义和神秘主义，指向的不是现有秩序——就当时的德国来说是既存的资本主义秩序——的维持，而是既存资本主义秩序在危机时刻针对革命力量亦即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镇压。作为第一位放弃了复辟普鲁士旧秩序企图的右翼知识分子。施米特的理论为德国右翼指出了“新的”路。同时，如果说前述的各位右翼知识分子把技术不再服务于理性，那么施米特就把政治非理性化了，也就是补上了前述施宾格勒、云格尔等人理论中技术所要服务的那个对象。二者结合是怎样一种结果，我们已经在纳粹那里看到了。桑巴特(Werner Sombart)则把各个社会经济范畴，例如资本主义，转化成了种族范畴。这些右翼知识分子替希特勒准备好了几乎所有“话语”。事实上，这些理论的拥趸并不限于哲学领域，德国工程师中的纳粹拥趸相当多。例如，1933年德国技术院校中41%的大学生支持纳粹。同样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右翼知识分子们的理论在纳粹执政后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实行。上述右翼知识分子也并不是一些孤立的边缘人物，这些右翼知识分子处于魏玛德国舞台的中央。
希特勒开始登堂入室
卡普政变失败、祖国党出局以及提尔皮茨于1930年随着其肉体生命的结束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德国右翼最主要的两个竞争者是德国国家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 DNVP)和纳粹党。1918年11月成立的德国国家人民党是一战前普鲁士德国几乎所有保守派组织的汇集，也因此集中了德国上层和上层中产阶级、普鲁士贵族、教化资产阶级。换言之，这个党集中了一战前普鲁士德国统治阶级的绝大部分——该党和纳粹之间的联盟也就意味着普鲁士统治阶级和纳粹的联盟，把上述社会集团连结起来的，则是对魏玛共和国体制的仇恨，以及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仇恨。此外，这个党从一开始就继承了普鲁士保守主义中的反犹主义倾向，以及德国“民族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主张：支持德国的海外扩张，要求德国有获得殖民地的“权利”。也就是说，在几乎所有问题上，德国国家人民党的目标和纳粹毫无二致，充其量只有程度的不同。1931年起，发现他们已经落后了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领袖们日益模仿纳粹党的手法，例如建立名为“俾斯麦团”(Bismarckbund)的类似纳粹冲锋队的组织，强化党首胡根堡的个人权威。很明显，这样一个政党如果上台执政，其结果会和纳粹上台有质的不同么?纳粹上台并开始清洗德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乃至德国民主党和天主教中央党的时候，德国国家人民党熟视无睹——如果不是拍手称快、欢欣鼓舞的话，因为纳粹贯彻的正是德国国家人民党之前的主张。
从一开始，正如学者赫尔曼同时又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从而不至于像卡普政变那样轻而易举地被推翻。纳粹之所以击败德国国家人民党(以及别的右翼组织)，正是因为其更加“彻底”，更加“团结”，更能在危机时代吸引右翼的“群众”，也因此能够更加强有力地贯彻德国右翼的种种主张。同时，这也是因为，普鲁士统治阶级昔日的美好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已经不可能重建了。
从1932年起，大量德国“教化资产阶级”把他们的选票投给了纳粹，这些人在纳粹党及其外围组织中的人数也大幅度上升。正如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观察到的，“只要纳粹看上去保证了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德国的资产阶级就准备把纳粹扶上台纳粹党卫军中法律职业、医生和牙医的人数也特别多。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德国地主们也正是因为对德国国家人民党在现实中的无力而不满而不断“激进化”，从而转向纳粹的。根据学者的统计，转向纳粹的选民正是以“民族自由主义”和保守派君主主义这两个集团为最主要部分的。魏玛共和国的司法部门和官僚机构，正如本文之前部分指出的，一直以来就站在右翼一方。
希特勒的最终上台
就在德国右翼的磨刀霍霍中，在德国左翼的无所作为中，德国迎来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由于道威斯计划造成的德国经济对美国的依附性，德国在经济危机中受到的打击特别大。随着危机的深化，本来就是勉强弥合起来的德国社会的裂痕再也掩盖不住了。魏玛共和国“主流”党派，例如德国国家人民党、自由主义的德国人民党(DVP)和德国民主党(DDP)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的衰落和“两极”政党选票的上升就是其表现(事实上除了德国工人政党的选票比例大体保持稳定之外，德国天主教中央党的选票数量和比例也保持了稳定。剧烈衰落的是德国两个自由主义政党和保守派的德国 国家人民党。这部分选票流向何方一目了然。这个表说明了“纳粹吸引了一切没有被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或天主教反文化吸纳的人们的选票”)。纳粹党就是这一过程的获益者之一。这成了一些人炮制的“纳粹靠选票上台”这个神话的依据。但是，这些神话炮制者们只看到了纳粹选票的增长，他们没有看到纳粹的选票数量并不足以让其按照“正常”的议会政治规则组织政府。 即使在1932年7月的最高峰，纳粹也只拿到了总选票的37%，纳粹也不是在这一次选举之后受命组织政府的。事实上，在希特勒受命组织政府之前3个月不到，在1932年11月6日的德国议会选举中，纳粹党受到了重挫，失去了大约200万张选票。
上述神话制造者们同样没有看到，在同一时期，德国共产党的选票数量也在增长，而且德国两个工人政党的总选票比率大致保持稳定，亦即德国工人阶级并没有像现在的某些人那样被纳粹的名称迷惑。尤其是1932年11月6日的德国议会选举中，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总数相加已经超过了纳粹党的选票数量。但是，不仅斯大林的错误政策阻止了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哪怕暂时合作，德国的政治结构是更大的阻碍。本文前面已经提到了普鲁士权贵控制的魏玛德国各个机构对德国左翼人士的迫害，很明显，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兴登堡和普鲁士老权贵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尚且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遑论德国共产党?如何指望普鲁士的老权贵们授权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组织政府?也就是说，即使德国选民的所有选票，德国议会的所有议席都被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瓜分，普鲁士权贵们也决不会把组织政府的权力授予这两个政党的其中任何一个的。
何况，从布吕宁(Heinrich Bruening，此人在一战期间正是德国陆军突击队的一员，他之所以被兴登堡挑中，其背景正是重要原因之一，而不是因为资本主义议会政治的一般原则即多数党原则)政府起，德国政府已经不再依靠议会中的投票而运行，而是依靠兴登堡根据魏玛宪法第48条颁布的行政命令运行。也就是说，当时的德国政治，即使在形式上都已经不再按照议会政治的规则运行。纳粹也好，德国共产党或者任何一个其它德国政党也罢，能否上台执政，和其所获得的选票数量都没有直接关系。毋宁说，在日思夜想复辟的普鲁士权贵仍然掌控着魏玛政治高层的情况下，他们的“选择”毫无疑问地只能在右翼中进行，也就是说是在德国国家人民党和纳粹之间进行。因为到了这个时候，普鲁士老权贵们的“诉求”除了克服经济危机之外，就是要消灭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亦即魏玛共和国、德国共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这个任务显然不能交给右翼之外的政党。这样一种情况下，只要纳粹的选票比其它所有右翼政党的选票多，证明其拥有“社会基础”，它就可以受到普鲁士权贵们的青睐。而这也正是实际发生的。
就具体过程而言，则是这样的。一开始的时候德国资产阶级对布吕宁政府寄予厚望，不过由于布吕宁政府仍然依赖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容忍，虽然他采取了增税、削减社会福利、大幅度裁减政府雇员并削减剩余雇员的工资等措施，但这些措施并没有满足德国资产阶级的期望，德国资产阶级很快对布吕宁感到了失望。这个时候，德国资产阶级转向了巴本(Papen)。正是巴本把纳粹引入了德国的实际政治活动，亦即把纳粹“推荐”给普鲁士统治阶级特别是兴登堡。这个过程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没有被普鲁士权贵们和德国资产阶级忘记，他们的耿耿忠心再一次得到了应有的报答。这一次普鲁士权贵们瞄准的目标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普鲁士邦政府。1932年6月，兴登堡把普鲁士邦政府的总理从社会民主党的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换成了巴本。当时的德国宪法法院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的诉讼置之不理。1932年8月，巴本、施莱歇尔和希特勒之间就纳粹党进入政府展开了第一次谈判，但无果而终。1932年11月的议会选举之后，德国总理换成了施莱歇尔。可是危机并没有因此解除。在1933年1月，巴本和希特勒之间再一次开展了秘密谈判，在各有所求的情况下，1933年1月20日，希特勒被兴登堡任命为德国总理。
纳粹上台了，普鲁士老权贵们弹冠相庆之后，很快就一个接一个地发出了末日的哀鸣直到他们和纳粹一起覆灭，纳粹德国资产阶级也从工人单位工资的下降和军事订货，以及纳粹集中营的奴隶劳动中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希特勒兑现了他于1932年在杜塞尔多夫的工业俱乐部演讲中所做的保证。当然，纳粹的影响并不限于德国，事实上，全欧洲的右翼、保守派、天主教徒们也陆续在纳粹的旗帜下聚集起来了。纳粹的传播并不限于欧洲，而是远及东亚地区和北美。在日后的岁月里，纳粹将把德国和整个世界带入血泊中，也会让扶植自己上台的普鲁士权贵们遭受灭顶之灾。回首德国纳粹上台的过程，纳粹的性质，以及它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已经不成为问题。我们不得不说，德国纳粹是完全有可能被扼杀在襁褓里，或者被扼杀在萌芽状态的。或者进一步地说，纳粹是对普鲁士统治阶级乃至社会民主党镇压德国革命的“报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感伤，而是为了让历史昭示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