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博物馆发现了两个疑似中国人的囚犯：一人名为KOT LUAN KUN，囚犯编号181292，奥斯维辛解放时幸存;另一人名为LISAN-LU DANIL，囚犯编号不详，死于奥斯维辛。欢迎来到奥斯维辛，请准备好开始面对人性中最黑暗的部分。
这里的冬天异常寒冷，雪连续不断下上两天，便可以把一切都掩盖在一片纯白之中。有的时候，树上挂起一些冰凌，风吹过，偶尔会发出悦耳的叮叮声，好像风铃一般。当地人把它称作上天为亡魂奏响的挽歌，以纪念70多年前在此冤死的110万犹太人、罗姆人、残疾人和苏联战俘……
欢迎来到奥斯维辛，请准备好开始面对人性中最黑暗的部分。
挑战生理承受极限的旅程
从波兰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驱车一个半小时，便可以来到一个叫做奥斯维辛的小镇。古老的建筑在这里被保留下来，形成了面积不大的老城区，像许多东欧国家的小城镇一样安静而美丽。
尽管在小镇的许多公交车站广告牌上都能看到对老城的旅游宣传，然而来到奥斯维辛的游客，90%以上都不是来欣赏这里的祥和与美丽的。在索拉河的那一边，奥斯维辛集中营并不怎么起眼地存在着。那扇著名的镶着“劳动带来自由”字样的大门藏在一堆建筑里，很容易就会错过。
从外面看，集中营固然气氛压抑，却看不出里面的血腥和暴力。电网替代了高墙，岗楼高耸如一栋栋中世纪城堡的箭楼。营区之外便是纳粹的办公室，与营区里的红砖监舍几乎混在了一起。
奥斯维辛集中营主门
作为整个集中营最先建立起来的营区，奥斯维辛主要用于关押和谋害波兰知识分子、苏军战俘、德国的同性恋者及罪犯。由于他们都可以当劳力，为德军服务的企业也都设在此处。尽管营区的死亡率非常高，但大部分死者不是被直接送进毒气室毒死的，而是死于长时间的高强度劳动，以及饥饿和疾病。
这里是整个奥斯维辛地区集中营最主要的管理行政中心。那些毫无人性可言的命令被从这里一道道发出，再从这里开始被精准地执行。
1947年，波兰国会立法，把集中营旧址改为纪念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奥斯维辛-比克瑙国家博物馆。从那时起，一道道毫无人性的命令所造成的后果，被集中到这里展示。标着号码的监舍被改成了一间间主题独立的展馆。于是，参观也就变成了一次又一次挑战参观者心理承受极限的过程。从一栋监舍里心情沉重地走出来，步入下一栋监舍，不知道又会面对什么令人心惊胆战的东西。
面对堆成山的皮箱、鞋子、头发、毒气罐……心里不时会冒出“不会吧”“不是真的吧”这样的感慨。这并不是想要否认史实，只是为了让自己稍微好受一点，才能支撑着走完整个旅程。常常能看到某个导览团的成员走出一栋监舍，站在雪中凝望远方，目光呆滞，直到被团里其他人召唤，才又再度出发。
有的囚犯疑似中国人
从1947年被改建成博物馆和纪念馆以来，奥斯维辛没有新建过任何一栋建筑。如今管理人员办公室、旅客接待处都沿用了战时纳粹所使用的建筑。
奥斯维辛-比克瑙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大屠杀国际教育中心负责人安德列捷卡科尔奇克(AndrzejKacorzyk)的办公室，就在行政楼一楼左手到底的那个房间。
房间小得出乎意料，透过窗户就能看到铁丝网和营区。行政楼的大门正对着整个博物馆唯一一座完整保存的毒气室——波兰政府照原样修复了这间被纳粹炸毁的毒气室。“这里以前就是纳粹的行政楼。当然，里面全都整修过，和以前不一样了。”卡科尔奇克说。
从1997年到现在，卡科尔奇克已经在奥斯维辛-比克瑙国家博物馆工作了17年，从导览员一直做到副馆长。“我还记得我第一天上班的情形。当时我要给一个波兰的学生团做讲解，我非常紧张，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卡科尔奇克是奥斯维辛当地人，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集中营，他的祖辈也不可避免地和当时的集中营看守有过接触。因此，卡科尔奇克与集中营有着比别人更为复杂的联系，而直到他开始在这里工作，隐藏在这种复杂联系背后的东西才变得越来越清晰。
“在这里工作并不轻松，历史太沉重了，但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找到了工作的意义，”卡科尔奇克说，“我见到的幸存者们无不给我莫大的鼓励，在他们身上总是能感受到对生命和自由的渴求，以及为追求这些东西需要付出的莫大勇气。我的许多同事下班后还自学外语，希望能更好地告诉别人这里发生的事情。”
给卡科尔奇克带来触动的，不仅是那些幸存者和受害者的后代，甚至还包括看守的后代。“做出来这里参观的决定，对他们来说是非常艰难的。参观的过程就更加艰难。我和他们有过接触，许多看守的后代参观完之后说：‘原来这是真的，我的父辈真的做了这些毫无人性的事情。’你知道那种心理震撼是多么巨大。”
在当了一年博物馆导览之后，卡科尔奇克受聘进入办公室，开始参与博物馆的教育计划，这给了他大量与参观者交流、接触的机会。2001年，博物馆加入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Alliance)。2005年，波兰加入欧盟，博物馆的参观人数连年增加。去年，奥斯维辛的参观人数达到了150万的历史新高。参观者主要来自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以色列、西班牙、法国和捷克。
“这里成了许多国际教育项目的合作方，因此我们的参观者中有70%是青年。我们会和他们讨论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种讨论非常开放。”卡科尔奇克说，许多年轻人参观后，会产生关于人生的哲学思考：“他们会开始想自己人生的意义，自己的人生对别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70多年，博物馆的资料搜集和研究工作还在进行。“我们会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档案馆合作，比如俄罗斯，因为奥斯维辛是被苏联红军解放的，俄罗斯收藏了大量的史料。我们会以此对一些遇害者和幸存者的档案进行细节上的修改。”卡科尔奇克说。
在研究这些材料时，他们也发现了两个疑似中国人的囚犯：一个囚犯名为KOT LUAN
KUN，1916年10月9日生于Tejlen-Telmen，1944年4月9日被从波兰卢布林马伊达内克集中营转移到奥斯维辛，囚犯编号181292，奥斯维辛解放时幸存;另一个囚犯名为LISAN-LU DANIL，1896年5月10日生于Tschufru，被从白俄罗斯维捷布斯克转运到奥斯维辛，囚犯编号不详，1943年12月26日死于奥斯维辛。
“档案上的记录只有这些，没有照片，没有更详细的资料。我个人猜测，他们当时应该是参加了苏联红军，被俘后才被送到这里来的。”卡科尔奇克说。
博物馆名沿用德语“Auschwitz”
尽管卡科尔奇克很小就知道集中营的存在，但去参观，还是上中学以后的事。“你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去和一个孩子解释这里发生的事情。”卡科尔奇克说。
博物馆的参观须知上，写着“不建议14岁以下的儿童参观”。在奥斯维辛周边地区，绝大部分居民都是上中学之后才去参观集中营的。“我读书时去参观过，就那么一次，以后再也没进去过。那地方太可怕了!我想我以后可能会带着孩子再去吧。”在克拉科夫长大的小伙子波夏米克说——尽管他的日常工作就是接受游客包车前往奥斯维辛。
“我们并没和学校有固定的参观合作项目，但这就像是一种传统，周围的学校一定会组织够年龄的学生来参观。”卡科尔奇克说。
来奥斯维辛参观的人大多住在克拉科夫，来回加参观需要一整天。曾经有人提议在奥斯维辛周围就近建造酒店和商业设施，遭到强烈的反对。反对者说，这是一个伤心之地，不是迪士尼乐园。
交通上的这点不便并没有影响到参观者人数。卡科尔奇克说，博物馆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给这么多人创造了解奥斯维辛历史的机会，以及如何保障建筑物和参观者的安全。博物馆的日接待能力上限是8000人，参观虽然免费，但参观者被要求通过网络登记或者参加导览团，以控制人数。
如果自己坐巴士或者火车前往奥斯维辛，一定会在一个地名上产生一些困扰。奥斯维辛小镇及小镇上的车站，用的是波兰文“Ocim”，博物馆却沿用了德语“Auschwitz“。波兰政府对于任何人使用“波兰的集中营”这样的说法都非常敏感，博物馆沿用德语“Auschwitz”就是为了让人们记住，当时的波兰是被占领土，尽管当时用于屠杀犹太人的几个主要的集中营都在波兰境内，却和波兰人没有丝毫关系，而仅仅是“纳粹德国建于波兰境内的集中营”。
作为一个纪念死难者和记录战争罪行的机构，奥斯维辛-比克瑙国家博物馆每年用于研究和维护的预算高达上千万欧元。这些费用除了来自波兰政府和欧盟的拨款之外，主要由各国政府和机构捐献。2009年，专门用于集中营旧址保护、发掘的奥斯维辛-比克瑙基金成立，筹款目标为1.2亿欧元，仅德国一国就捐赠了6000万欧元。
奥斯维辛-比克瑙国家博物馆内部
研究的成果则完全是公开的。博物馆有自己的数据库，可以检索受害者资料。博物馆和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德国国际失踪人口追踪组织合作，分享数据，提供相关服务。
“辛德勒的犹太人”重返故地
离开奥斯维辛营区，往西驱车约10分钟，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瞭望塔。这里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比克瑙营区。
如果说奥斯维辛营区给人造成的不适感是一点点叠加的，那么比克瑙就是最后一记致命的重拳——它的全称是“比克瑙灭绝营”。1942年1月20日，纳粹万湖会议通过“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这里成为最主要的杀戮现场。300座木屋在波兰辽阔的平原上整齐铺开，焚尸炉联排而立，那些烟囱曾经一刻不停地冒着烟。据统计，当时每天被屠杀和焚烧的人超过8000。
走在比克瑙的营区里，整个人是麻木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波兰冬季的寒冷——比克瑙太大了，占地175公顷，比175个足球场还大。什么都是最简陋的，杀人的地方不需要太好的条件，那些昏暗透风的木屋里什么都没有，三层铺位的最下面一层就是地板。在这里熬过波兰的冬天存活下来的人，都堪称生命的奇迹。
“从在集中营里被解放的那天起，我的人生被分了两部分。”
在奥斯维辛镇的图书馆里，幸存者大卫维斯尼亚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说。
他出生于波兰，曾经在比克瑙营区呆了两年，又被转送到德国达豪集中营。1945年，他被美军从达豪集中营解救，之后移居美国至今。当时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他足够健康，能够劳动。这次他从美国重返奥斯维辛，是为了参加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纪念活动。他将和欧洲多国领袖及其他幸存者一起，参加纪念弥撒，为死难者点燃蜡烛。
“我昨晚做了噩梦。回到这里那么多次，这是我第一次做噩梦。”维斯尼亚这次回来，还给一个德国青年参观团讲了自己当年的经历。“我没有什么好谅解的，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我想告诉年轻人的是，人是可以做选择的，选择做一个好人或者一个坏人。如果对某些东西没有敬畏，完全相信自己能主宰一切的话，你就有麻烦了。”他说。
虽然在灭绝营里活了下来，维斯尼亚在比克瑙仍然历尽屈辱，曾被纳粹看守脱光殴打。“我听他们用德语说‘上帝与我同在’。我也是教徒，我就在想，我们相信的难道真的是同一个神吗?为什么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人，在宣传鼓动下会变成这样?这句德语一直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他说。
像所有的囚犯一样，维斯尼亚的手臂也被刺上了囚犯编号，他的号码是83526。初到美国，很多人问他手臂上的号码是什么意思。“6个月后，我被问烦了。我告诉他们，这是电话号码。”维斯尼亚后来想办法把号码挖去了，但伤口没恢复好，手臂上明显的疤痕时刻在提醒他那段过去。
在比克瑙，维斯尼亚经历了“选择”，才被送去做工。当时火车一停下，犹太人就要经历“选择”，那些被认为没有价值或者不能劳动的人，直接被送进了毒气室。
“你要问我最恐惧的时刻?就是站在纳粹医生约瑟夫比聂兹在一群围着电脑打游戏的当地孩子身边，回忆起当年被火车误送进比克瑙的情景。
“我们是辛德勒工厂的犹太人，本来要被送去捷克斯洛伐克的，结果300位女性被送到了这里。狗叫声、德国人催促下车的声音，剃头、脱掉衣服去淋浴……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她说。
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
比聂兹是“辛德勒的犹太人”里年纪最小的姑娘。她战后在德国呆了两年，之后随父母移民美国。“那两年我们住在德国的乡下。那里的人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对我们非常好。是他们让我学会了宽恕，忘记仇恨。只有学会宽恕，人生才能继续向前。”
维斯尼亚移居美国之后，常年担任唱诗班的领唱。他的一个儿子搬去了日本，娶了个日本姑娘，这让他感慨地理距离和种族界限都变得越来越模糊。“你问我对生活有没有希望?我跟我太太结婚64年了还没有离婚，可见我对生活始终有希望。”
维斯尼亚笑着说。
比聂兹在美国读书、结婚，有两个孩子和四个孙辈。这次回到克拉科夫，她觉得一切都很亲切，这里毕竟是她从小生活的地方。
而他们所参加的奥斯维辛解放70周年纪念活动，是巴黎《查理周刊》遇袭事件之后，欧洲又一次种族和民族团结的活动。“这会再一次让欧洲人明白，我们为什么会团结在一起。”卡科尔奇克说。
只是，这一切都建立在抹不去的伤痛之上。“过去深深地扎进你的灵魂深处，永远都无法摆脱。”德国犹太人、奥斯维辛幸存者露丝瓦拉格-宾汉姆1998年接受采访时说的这句话，至今仍留在奥斯维辛博物馆的墙上，令人无法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