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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通鉴》卷201记载说：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
武则天之所以这样，大概是由于高宗多病，武后又办事干练，有很多政事，没有请示高宗，自己则擅自处理了，所以，高宗认为武后“专作威福”。
另外，还有的史籍，所记与此略有不同，说武则天立为黄后，“已得志，即盗威福，施无惮避，帝亦儒昏，举能钳勒，使不得专，久稍不平"。这条史料与上述那条有所不同。是说高宗“儒昏”，处理朝政，不如武后那样，英明果断，因此，高宗处理朝政而“使不得专”，受武后掣肘，时间久了，便忿然不平。这一情况，也许是符合史实的，因为这时，武后的地位已经巩固，因常常参与军国大事，政治地位变了，于是她也变得不那么温良恭顺，乃至于独断专行，因此招致了高宗的不满。
不仅这时武后有些“专作威福”，就是由她所提拔的李义府也有恃无恐，变得越来越跋扈了，这也引起了高宗的反感。
李义府时任右相(中书令)，主持官吏的选举工作。他虽被贬官后，升为宰相，仍是恶性不改，重操旧业。在他改迁祖父坟墓时，周围的七个县令亲自出马，征调民间牛车，为他祖父载土筑坟。
其中高陵令不堪劳苦，累死在途中。在安葬时，他又兴师动众，70里长的路上人流相继不绝。
唐初以来，即使王公送葬，也从没有这种宏大的排场。李义府本无藻鉴官吏的才能，又“怙武后之势，专以卖官为事，铨序失次，人多怨讟”。尽管他把选官事，搞得乌七八糟，怨声载道，但是，百官畏惧而不敢上言。时间久了，高宗也对李义府的一些丑事有所耳闻。
663年(龙朔三年)4月的一天，唐高宗从容地对李义府说：“闻卿儿子、女婿皆不谨慎，多作罪过，我亦为卿掩覆，未即公言，卿可戒勖。勿令如此”。
本来，高宗好意从正面告诚他，不要让其子、婿等亲属，胡作非为。不料，李义府听了以后，不但不反省自律，反而勃然变了脸色，气呼呼地质问高宗，这是谁告诉陛下的。高宗见他如此蛮横无理，也十分气愤地说：“但我言如是，何须问我所从得耶!”
李义府虽见高宗有些恼怒，却一点儿也不在乎，反而若无其事一样，“殊不引咎，缓步而去”。
李义府自以为背后有武后撑腰，有恃而无恐，并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大概这一次唐高宗执意要惩治李义府，而武后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高宗下令将李义府逮捕入狱。由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御史、大理寺的官员共同审理这一案子，并由司空李勣总监其事。经过审查，罪证确凿无疑，三天之后，即下诏罢掉李义府的一切官爵，远流隽州(今四川西昌市)，其诸子、女婿也都罢掉了官职，流放到庭州。高宗除了朝廷中的一大公害，真是大梦快人心，“朝野莫不称庆”。
也活该李义府倒霉。这时恰巧有个叫杜元纪的阴阳先生，说李义府居宅有“狱气”，当积累20万缗钱，才能镇压这刑狱之气。李义府信以为真，急忙千方百计，大肆搜刮，以凑足20万缗钱，于是闹得群议鼎沸。
时李义府正遇有母丧。朝廷每月初一、十五给两天哭丧假，但他却不在家哭丧守灵，却常常脱去官服，换上平民服装。与杜元纪悄悄地来到长安城东，登上古坟。观察风水。
他虽然行动诡秘。但还是被人发觉了。有人告发他鬼鬼祟祟，行踪可疑。说也凑巧，他的儿子李津，时任右司议郎，借其父权势，私下召回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从中受贿700缗，让长孙延做了司津监官。此事也被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告发。
这次，唐高宗不顾武后的可否，决心要严惩李义府，故将他流放后，规定即使遇到大赦，他也不在赦免之内。因此，李义府被流放到隽州之后，再也没有生还的希望，不久便忧郁成疾，很快一命呜呼，命归西天了。
只是过了30年以后，武则天做了皇帝，思念他诩赞皇后有功，追赐他为扬州大都督，还赐李义府之子左千牛卫将军李湛实封300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