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海军中将小笠原长生在他所作《圣将东乡平八郎》一书中记载，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前，留英而归的日本海军名将东乡平八郎率舰到汉城，曾专程谒见清廷负责朝鲜事务的大员袁世凯，两人相谈甚久。袁氏态度热情，反应敏捷，说起东亚局势来如数家珍。事后东乡对袁氏评价甚高，称其貌似温和爽朗，却在不经意间一一指出若开战日本方面的弱点，以及中国方面可以采取的种种对策，谈笑间挥洒自如，游刃有余，充分展示出了“有备无患”的态度。东乡感叹若非对“清国”的情况了如指掌，仅这一席谈，袁氏的“虚声恫吓”足可让日方知难而退。
然而，在日军的主动挑衅之下，甲午战争还是打起来了，而且晚清苦心经营的“中兴”事业正因为在此战中失利而翻成画饼。
弦高犒师是两千多年前的事情了，在今天的战争环境里完全无法照抄，计谋永远要依靠于实力才能产生效果。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已经充斥清王朝的中枢和地方，将这个腐朽的老大王朝之内幕无情传到日方手中，使伊藤博文和大山岩们按捺不住动手的欲望。无论袁世凯多么干练，也无法改变当时中日间的实力差别和体制带来的致命问题。这是袁世凯的悲哀，大概也是几乎所有那个时代中国领导层人物都不得不面对的困境。
真实的袁世凯身材肥矮，传说中称其为蛤蟆精转世。其行事略带土气，不拘小节，经常吃完饭后拿衣袖把嘴巴一擦就算了事，全无大人物的形象。流传到今天的一张外国明信片，显示了袁世凯亲自指点后改造的总统府正门，很难让人相信这就是今天威严雄伟的新华门。这位大总统居然在新华门外修了一圈不土不洋的动物园式栅栏围墙!其不伦不类的风格被文汇出版社总编叶文龙先生笑称为“地主家的土围子”。至于这究竟是出于老袁独特的审美观还是他有着超前的反恐意识，可就耐人琢磨了。
但是，一些细节却显示袁氏并非昏庸之辈。
比如，在清末民初的大员之中，袁世凯留下的照片颇为丰富，姿态各异，即便和一群比自己高大的人物站在一起，也照样神情自然，毫无武大郎开店的窘迫。
同样是矮个子的拿破仑对身高问题十分敏感，动辄对比他高大的将军挑衅——“您比我高一个头是吗?如果我乐意可以立即消除这个区别……”但袁世凯要有气度得多。华人作家雪珥先生曾在他的著作中考证袁世凯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的最初交往。1884年日本在朝鲜策动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发动甲申之变，驻朝日军趁机行动欲挟制其王室火中取栗，以控制朝鲜半岛。时任在朝通商大臣的袁世凯果断纵兵回击，粉碎政变，打垮在朝日军。局势稳定之后，袁世凯忽然想起在汉城海关还有一批中国官民，十分担心他们的安全，遂急去看视。走到海关门前，却见那里已经筑起街垒，一条身材魁伟的大汉，腰插双枪，正站在那里左右指挥，风采湛然。见此情景，形貌上对其只能仰视的袁世凯毫无芥蒂，竟然心中“满是仰慕”，当即趋前结交。此人便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唐绍仪，袁唐之间长达二十多年的合作就此拉开序幕。
袁世凯拍的照片明显多于同时代的其他几位民国总统，如冯国璋和黎元洪，而且经常向亲朋友人和外国驻华人员赠送，可算一种独到的“照片外交”。笔者曾在拍卖市场见到一张袁氏照片，上面竟然题写曰：“赠萨先生”，于是欣然购之一见.者皆以为是老萨穿越回民国见了袁大总统，实际上这位“萨先生”乃是清末最后一任海军总司令萨镇冰。而他在担任北洋大臣期间赠送给日本记者德富猪一郎的照片，显示其神态坚定，双目炯炯有神，枭雄之姿跃然纸面。
在传统的历史观中，袁世凯名为“窃国大盗”。如果全面解读袁世凯的一生，这样的评价就像评价曹操仅仅是“篡汉奸雄”一样，似乎不够全面。无论是在清末主持改革，废除科举训练新军，还是在民国初年维护中国对边疆地区的主权问题上，袁世凯都曾经展示出过人的政治才能。
然而，袁氏仍然无法回避“窃国大盗”的称谓，只因为他晚年实施了称帝的倒退举动，不但被一般人民所唾弃，甚至连其身边的段祺瑞等北洋亲信也就此分崩离析，离心离德，使其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最后身败名裂而死。
连小凤仙这样的妓女都坚定地站在共和一边，帮助蔡锷将军举旗反袁。袁世凯如此精明强干的一代枭雄，怎么会干出这等逆民心，犯众怒的蠢事呢?
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日本《大陆》杂志驻北京记者井上一叶，在袁世凯称帝前一年，已经预言了袁氏的危机，并指出了一个可能造成袁世凯误判形势的重要原因。
传统的观点认为袁世凯为了称帝，对日签署了《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以获得日本对其全力支持。但今天看来，袁和日本的关系十分微妙。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列强在亚洲出现力量真空之机向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条约，意在将中国变为其保护国。这一条约并非袁世凯为称帝而向日方提出。而且，在实力悬殊之下'袁世凯方面曾努力试图抵制日方要求，与其进行了长达一百零五天的马拉松式谈判，并通过故意向国外媒体泄漏消息等方式，试图获得国际社会的帮助。最终的结果，使《二十一条》中最为严苛的第五条“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等项之顾问”等被取消，并承认中国对胶州湾(青岛)主权，日本仅获得部分经济利益，其政治野心未能实现。
尽管如此，袁世凯仍被此事刺激甚深，遂将条约确定的五月九日定为“国耻日”，并召集政府要员开会，发表秘密讲话称：“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直到袁世凯死去，仍留遗言道：“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可见其耿耿于怀。而日本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也的确态度暧昧，并非如一般传言般对其坚决支持。
因此，其时日本舆论对于袁世凯的评论，实际上也是众说纷纭，并非一边倒的褒美之辞。
井上一叶是当时日本在华的资深记者，针对当时中国的局势，他在日本1915年《大陆》杂志第十九期发表署名文章，题名为《喷火山上的袁世凯》，对袁的倒行逆施表示十分的不看好。
井上在文章中这样描述当时北京的形势——“民国三年(1914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袁世凯在天坛举行了祭天仪式，同月约法会议通过的《大总统选举法》，确定了袁总统成为终身不易的国家元首。民国四年元旦之际，袁总统接受百官朝贺，向国务卿(即国务总理)以下各国务总长及各机关重要大臣赠与爵位……欧洲的和平天使仍未降临，即便是基督徒视为最高节日的圣诞节，也在腥风血雨中度过;在日本，皇太后的去世和攻陷青岛的消息使国中气氛起伏不定。只有中国的袁总统一顺百顺，万事如意，在庆祝约法成立的提灯游行中，不时有总统万岁的呼声……对这种情况从另一个角度窥看袁总统的所作所为，会感到其所作所为恐有负于中国人民所期待的和平与幸福，其背道而驰带来的后果似十分悲观。袁总统行历代帝王所做祭天之事，引来相当大的非议。且在平民政治的名义下给公卿士大夫赠送爵位，在平民之上生造出若干等级，在这些特权阶级头上的大总统招来非议可谓理所当然，想一想也会觉得以五族共和为基础的民国前途堪忧。这样下去，就算还有共和之名，也没有共和之实……祸乱发生不可避免。”
从结果看，这位井上先生的预见还是很有几分准确性的。
按说共和代替帝制，在中国是无法阻挡的潮流，袁世凯何以错判形势呢?“我认识的中国人感叹说，现在的袁总统，不是当年精明的袁总统了。”井上描述道。他总结袁世凯之所以会作出错误决定，和改变了一个习惯有关。
援引他从袁世凯身边近侧人那里获得的信息，井上称袁世凯此时已经处在一种被蒙蔽的状态，原因是“一步不出府门，以致见闻日贫的袁总统，聪明渐失是不争的事实。在实行内阁制的时候，袁总统会读各种报纸。自从实行总统制之后，由于工作特别繁忙，只能命令幕僚将每日的重要消息做成剪报进行阅读了。自此之后，袁身边的阿谀之徒便只给他看对自己有利的新闻，长此以往，袁所看到的都是外国人对他政治手腕的钦佩，国民对总统德政的讴歌，或者将其比作华盛顿，或者将其比作尧舜。耳目闭塞的袁因此变得越来越自负就不奇怪了。袁总统若是加冕称帝，似乎也是一片首肯之声。那些阿谀奉承之辈，早就把劝进的文书准备好了。”
因为这样的原因，袁对于共和所谓的忠诚，早已是司马昭之心。但实际上，袁修改大总统选举法，使总统任期达到十年，并可以无限连任，已经在国内舆论中引起轩然大波，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故此井上在离袁世凯实际称帝还有数月之前，便预言了袁世凯的称帝和必败命运，称其未来“可怜可悲”，可叹袁世凯自己却仍然蒙在鼓里。
把袁世凯走上窃国的不归路，归于其阅读剪报，未免有些片面，但中方史料的确记录了当时袁曾被身边的亲信蒙蔽，导致对称帝盲目乐观。
据说蒙蔽袁世凯的主要人物，是他一心想做“太子”的长子袁克定。因为袁世凯特别信任《顺天时报》，故此袁克定伪造该报，每日送达袁世凯身边，营造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氛围并刊载有利于袁克定的舆论。后此事被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和女儿袁叔桢无意中发现，袁世凯大怒，曾责袁克定“欺父误国”，可惜为时已晚。
不中，亦不远也。能够在袁世凯自己意识到被骗之前就发现问题，井上一叶这样的“狗仔队”拿到今天只怕也是十分合格的。令人浮想联翩的是，这一信息1915年就在日本公开刊出了，假如袁世凯部下有人能够读到并将其送给袁大总统看看，袁世凯称帝的事情会不会改变?
只能说，历史无法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