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1770年4月11日—1827年8月8日)，女演员之子，英国杰出的外交家，他一反前任卡斯尔雷子爵的欧洲协调原则，抛弃了神圣同盟，承认了南美各国的解放，自诩用新世界来平衡旧世界，他支持希腊独立运动，1827年当了100天英国首相后就病逝于任上。
人们对坎宁的身世是否很体面这一点存有疑问。情况是这样的。坎宁的先世居于英格兰，但在十七世纪初移居到爱尔兰。他的父亲(也叫乔治·坎宁)是从爱尔兰来到伦敦的。在此之前，由于她与一个女人的不幸关系曾在家庭中引起一场小小的争吵。他每年只有150英镑的补贴，对一位绅士来说，这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为了偿还债务，而变卖了家族的宅第和继承得来的遗产，他为报刊撰写文章，并娶了一个漂亮的爱尔兰姑娘玛丽·安妮·科斯特洛。他在坎宁一岁的时候撒手人寰。坎宁的母亲，在丈夫去世后去了当舞台演员，但没有走红。在当时的社会来说，这并不是一项尊贵和受人尊敬的行业。她曾同一个演员同居。这个演员是个无赖，他遗弃了她，并把他的儿子乔治送上了“通往绞刑架的道路”。玛丽·安妮又找了一个朋友，并同他生了几个孩子。
不过，乔治有一个很有钱的叔叔，名叫斯特拉特福德·坎宁，是一位银行家。他的叔叔救了他，并让他象一个出生名门的青年人那样接受传统教育，除了定期提供他生活费，又供养他上学读书。与此同时，他母亲再此接了婚，这次是一个名叫理查德·胡恩的丝绸商，他也当上了演员。玛丽·安妮始终是令他儿子感到担忧的一个原因。坎宁在1781年转读伊顿公学，后在1787年入读牛津大学的克赖斯特彻奇学院上学。在大学里，他是十分活跃的份子，他组织了辩论会，是一位十分出色的辩论者。又主编过一种校刊---《微观世界》，他得以用50英镑的价格向一位发行人售出了该刊的版权，显而易见，他是一个具有非凡天赋的孩子。至于他的看法是否处于真心，是否具有年轻人在从政时所必不可少的严肃认真的态度，那就另当别论了。坎宁的才华某种程度上损害了自己。人们嘲笑他的才能，记着他那位当演员的母亲。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爱尔兰人。他是伦敦爱尔兰俱乐部的成员。另外，他在大学和不少人结成了好朋友，例如有利物浦勋爵、格兰维尔·勒文森-古尔和约翰·胡卡姆·弗里尔，还有他叔叔有一个很有名的儿子，外交家，土耳其问题权威斯特拉特福德子爵等等。坎宁在1791年夏天取得文学士学位，翌年取得律师资格，并在1794年7月6日成为文学硕士，但他真正的志愿是当政治家。
斯特拉福·坎宁是辉格党的支持者，所以早在1780年代，他便介绍坎宁给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埃德蒙·伯克和理查·布林斯里·谢里敦等辉格党员认识(其中谢里敦和坎宁更结成了毕生好友)。可是，坎宁清贫的家境与微薄的财力，显得他在辉格党的政治前途非常暗淡，因为辉格党的领袖们，都是一些抗衡君主的富有贵族和地主。再者，当1790年代初爆发了激进的法国大革命以后，坎宁变得更为保守。
坎宁在真正涉足政治的时候，他选择了保皇的托利党，某些批评他的人认为这种变化太突然了：背叛变节早已司空见惯，谁也不想去抨击这种行径;但是这类例子却是前所未闻;一个学生也会改变他的面孔。据说(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就说过)，一天，激进分子戈德温在舰队街拜访了坎宁。他对坎宁说，当革命到来时，英国的政治激进派想让他当领袖。人们还说，这一可怕的前景迫使他投入了托利党的怀抱。当时正处于这样一个时刻，由于欧洲大陆发生的事变，托利党变得更加保守，而辉格党则分裂为两部分人：一部分虽然没有宽恕恐怖时代，但却容忍了法国革命(如霍兰勋爵)，激进的查尔斯·格雷勋爵要求进行改革运动;另一部分则被这场革命吓破了胆，如埃德蒙·伯克，应该说，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仇视对坎宁有深刻的影响。
翌年，利物浦伯爵中风了，情况严重，而且很明显，他绝不能康复了。托利党中的右翼可怕的认识到，坎宁是最可能的继承人。坎宁肯定会力促天主教徒的解放。在此问题上，他同托利党的半数人有争执。在这种情况下，托利党中的右派强烈要求国王任命威灵顿。坎宁的反击毫不含糊，“先生，你父亲摆脱了辉格党的控制。我希望陛下你将不再受到托利党控制之苦。”国王的脸红了。“要是那样我就不是人。”他说。
1827年，坎宁在57岁时出任首相。当时他已经是一个垂死的人了，靠服鸦片酊度日。同时，他也遇到了麻烦。自从维罗纳会议以来，威灵顿一直对他抱有恶感。在那次会议上，威灵顿作为英国的代表，被迫违心的执行坎宁的政策。当时，欧洲各君主国为了帮助波旁王朝，决心出兵西班牙。威灵顿是赞成这个计划的，但他却承担了令人烦恼的任务;英国将不参加这一干涉。因此，威灵顿感到耻辱。现在，他拒绝在坎宁领导的政府中任职。更有甚者，他辞去了总司令的职务。罗伯特·皮尔也不愿意担任职务。同时间，利物浦勋爵的五名内阁官员，和40名初级官员也不愿追随坎宁，组成新政府。在当时，托利党已出现了严重分裂，分成了“高级托利派”(又称极端份子，)和温和派，当中，只有温和派支持坎宁。坎宁发现自己难以组成政府，便唯有邀请辉格党成员加入政府，其中包括兰斯多恩侯爵等人。在新政府不讨论有关国会改革的议题由于任用辉格党人，坎宁给自己制造了新的困难。坎宁反对国会改革，而辉格党则支持改革，很久以前曾受过坎宁欺压的查尔斯·格雷勋爵，使坎宁受尽凌辱。天主教徒解放问题被迫搁置起来，他提议修改谷物法的主张也受到挫折。
他在对外事务方面比较成功。为了援救正在为反对奥斯曼帝国、争取独立自由斗争的希腊人，他同俄国和法国结成了联盟，这一联盟达到了它预期的目的，土耳其舰队在纳瓦里诺海战被摧毁了。当这一消息传到英国时，坎宁已经与世长辞了。
多年来，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在温莎参加约克公爵的葬礼而着凉后，他的病急剧恶化了，由于非常痛苦的腰部风湿痛折磨着他，他住进了奇克奇的德文郡公爵的别墅(巧合的是，福克斯于21年前在同一所房间逝世)。1827年8月8日，他在那里去世，正好当了100天的首相。他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他的遗孀被封为女子爵。威灵顿公爵写道：“坎宁先生若是晚些去世，好处可能更大，不过他的去世仍然是一大幸事。”
坎宁担任首相的时间比其他所有的首相都要短，他是一个集各种观点于一身的奇特人物---在诸如对外事务和天主教徒解放问题上，他是一个开明派，但在处理日益高涨的社会动乱浪潮时，他采取的是一位传统的托利党人的做法。正如格雷维尔所说，他本来可以控制变革的浪潮，但是，“白痴一样的托利党极端分子用他们的疯狂、愚蠢的敌对行动把他逼死了。”他去世前的几周曾说过：“我们正处于财产和人口之间进行一场重大斗争的边缘。”只有制定一项最开明的法案，这种斗争才能避免。舞台已准备就绪，改革之戏剧即将开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