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第一名将王忠嗣，初上战场，曾是一员莽撞冲动、无所畏惧的玩命悍将。但当他一步步成为封疆大吏后，整个人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开始变得保守持重、追求平稳。因为，地位和权力，看似给了他任性的资本，实际上给了他更大的压力和更重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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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负家仇，打仗玩命
成名之前，王忠嗣身上的标签是“忠烈之后”。他的父亲王海宾，在一场与吐蕃的战争中英勇牺牲。当时王忠嗣只有九岁，伏地痛哭，唐玄宗看他可怜，就将他收为义子，带入宫中抚养。
长大后的王忠嗣“雄毅寡言，有武略”，喜爱谈论军事。唐玄宗特别器重他，并预言：“后日尔必为良将”。尽管如此，唐玄宗并不想让他过早担任重将。因为怕他一心为父报仇，做出什么冲动莽撞之举。
直到27岁，王忠嗣才争取到一次作战立功的机会。那是733年，王忠嗣申请了几百精兵，准备向吐蕃发动突袭。结果不巧碰到吐蕃大boss在阅兵，旌旗招展，人欢马嘶。见这阵仗，手下都打算返回，王忠嗣不允，手提大刀，一马当先，径直冲向了阅兵方阵，斩杀数千人，缴获羊马数以万计。
不久，河西节度使杜希望准备攻打吐蕃新罗城，想起王忠嗣这个不要命的小将，便向朝廷申请调配。于是王忠嗣授命赶赴河西，成功攻占新罗城。屡受挫败的吐蕃，集中全国兵力向河西压来。唐军寡不敌众，恐惧蔓延。关键时刻，又是王忠嗣单骑突进，“左右驰突，独杀数百人”，带领唐军从侧翼袭击，颠覆大局，转败为胜。
接下来数年之中，王忠嗣又降契丹、灭突厥，威名跃居众将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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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镇节度，日渐保守
伴随赫赫功名的，是王忠嗣职务的节节攀升。
我们之前讲过，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便膨胀得觊觎皇位，而王忠嗣在他之前就早已身兼四镇节度使——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地都乃北方边境的重镇，辖精兵27万多人，“劲兵重地，控制万里”，有唐以来，前所未有。
如果说之前玩命打吐蕃，尚带有几分复仇情绪。那么随着身份地位的变化，王忠嗣早已摆脱家仇恩怨和个人荣耀的影响，他开始考虑风险收益比，开始操心国计民生和士卒安危——
他曾多次上奏朝廷，主张安抚边疆，不可轻易发起战端，以免生灵涂炭;他在朔方到云中郡长达数千里的边界上，修筑城堡，开拓土地;为减少伤亡，每有战事，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带头冲锋，杀个痛快，现在总要进行周密部署，提前派间谍收取情报;为了安抚人心，他把自己那副拉力为一百五十斤的弓箭放进弓袋里，表示不再使用;此外，他还要求士卒将姓名刻在弓箭上，战前发放，战后再统一收回……
于是，在他镇守边境期间，部下士气高昂，器械粮草充足，攻无不取，战无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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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原则，勇于担当
但是，对于王忠嗣的良苦用心，并非人人都能理解。尤其是晚年好大喜功的唐玄宗李隆基。
公元747年，唐玄宗下令，攻占吐蕃石堡城。
王忠嗣上书反对，“石堡城地势险要，城防坚固，吐蕃守卫森严。要攻下石堡城，肯定要牺牲数万士兵的生命，对我们来说，得不偿失，不如见机行事，等敌人露出破绽再行动。”
这时，另一位唐将董延光极力主张攻取石堡，于是唐玄宗强令王忠嗣接应董延光出兵。对于这项任务，王忠嗣表现地十分消极敷衍。当时部将李光弼忍不住提醒他说，“您连重赏都不悬，谁肯为他卖命?到时候如果董延光失败了，肯定把罪责推到您身上”。
王忠嗣回答：“石堡城虽然重要，但得到它不足以制敌，失去它也没什么害处，我不忍心用数万人的生命换取自己的官职。即使因此获罪，我大不了被降职，再不济被外放当个小官罢了”。
果然，董延光攻占石堡城失利后，把脏水全部泼给了王忠嗣。与此同时，奸相李林甫也趁机落井下石，诬告王忠嗣有造反言论。唐玄宗勃然大怒，要求论罪处死王忠嗣。尽管在哥舒翰的求情下，唐玄宗网开一面，但王忠嗣还是被贬为地方太守，一年多以后暴病而亡。后世司马光对王忠嗣之死感慨万端：自古忠贤，善于谋划国事，可惜不能保全自己啊。
王忠嗣死后，哥舒翰奉命率兵强攻吐蕃，石堡城总算拿下了，但数万唐军精锐伤亡殆尽。安禄山起兵反唐时，缺乏精兵猛将的唐军一路溃退，盛世的帷幕缓缓落下……
王忠嗣，堪称盛唐第一名将。在他身上，值得称颂的，不止英勇，还有面对现实的困境时，自己内心的那份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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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利益与价值坚守：永恒的困境
对于一个企业家而言，当你拥有选择权时，面对现实利益和价值坚守的冲突，何去何从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冯仑先生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
有一家特别大的国企要混改，需要找一家好的民营企业来参股。当然也承诺给一些条件，他们的资源和优势也可以分享。冯仑先生于是帮他们联系了一家非常著名的民营企业。联系以后，话还没有说完，对方就说这事听明白了，只是这事我们不做。
冯仑很诧异，问：“为什么不做，这不是挺好的事吗?”
对方说：“我们的原则是只要是占便宜的事都不做，因为追求占便宜只是短期的利益，但会影响到我们对战略方向的追求和坚持。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人，什么有利做什么，而忘了最初的目标。相反，只要是科技前沿、跟我们这个行业有关的最先进的科技和决定未来方向的一些企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哪怕不赚钱，我们都会投。四五年前，有一家企业要卖给我们，400 万美元，这家公司的技术非常好，虽然当时对我们没有什么用，但公司最后决定不是 400 万，而是加 50 万把它买了，放在那儿，没想到最近几年这个技术用上了，每年能给我们带来好几亿美元的利润。”
冯仑听了以后非常感动，因为他看到了一家企业不为眼前利益所引诱，顽强地坚守着他们的价值判断。
一千多年前，王忠嗣面对个人前途与内心良善的冲突时，选择了不畏权;一千多年后，这家民营企业面对现实利益与企业价值的冲突时，选择了不贪钱。在选择面前，他们并非没有挣扎，而最终能够突破这种困境，则来自目光的长远和内心的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