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政治”一直是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政治抱负。在三、四十年代，蒋介石的确在表面上为“好人政治”提供了两次实验的机会：第一次是1935年的所谓“人才内阁”，蒋介石有意搜罗一些专家学者进入政府或准政府机构，如吸收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为政府高级咨询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同时在此机构挂牌的有胡适、丁文江、蒋梦麟、陶孟和、周炳琳、杨振声、周鲠生等人，皆为一时俊杰。从这时起，胡适已从体制外的批评者转变为体制内的建言者。但胡适始终没有加入国民党，此时国民党有意拉胡适出任政府部长级职务，包括行政院长的职务，胡适均推辞，最后于抗战期间(1937-1942)出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胡适自称那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其任务是为国民党争取美援并促成美国对日作战。
第二次机会就是1948年的所谓“行宪国大”。在此之前，胡适曾致书毛泽东，重弹他的改良主义老调，劝毛泽东“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党”。此时国民党正撕毁和平协议，发动内战。但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失利，连援助国民党的美国也大感失望。于是蒋介石想出一个召开伪国民大会的把戏。主要为了向美国表示自己是搞民主的，蒋一度设想由胡适出任总统，自任握实权的行政院长，并遣王世杰探询胡适意见，希望胡适能够出山，其时胡适正为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毫不客气地写了自己的小传送了上去，作竞选总统用。 但结果证明这只是一场故作姿态的骗局。 其后，胡适一直没什么行政职位，一直到1958年4月才从美国回到台北，出任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
好人没好报，好人政治不可能有好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