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是指发生在正德十六年到嘉靖三年间的一场皇统问题上的政治争论，原因是明世宗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为其改换父母的问题所引起。最终嘉靖皇帝挫败了杨廷和及其依附者不顾嘉靖皇帝继位的实情而强迫嘉靖皇帝依照汉宋旧例改换父母的图谋，确保了明代法律的尊严和政治的秩序。
“大礼议”起因简单，即外藩入嗣，欲尊其生父，而廷臣逆之，于是兴大礼之狱。具体解释就是：正德十六年武宗死于豹房，武宗无子，也没有同父兄弟，廷臣只能商议迎立朱姓外藩藩王即位。
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以“兄终弟及，谁能读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为由，力推兴献王长子朱厚熜继承大统，武宗的生母张太后支持。遂以皇帝遗照、太后懿旨的形式将立朱厚熜为帝的消息昭告天下。
朱厚熜以藩王身份继承大统，按儒家传统，朱厚熜需要抛弃自己原来的父亲，以过继人的身份入孝宗一系。打个比方，孝宗是朱家长房，兴献王是二房，现在长房无人，需要从而二房过继一个继承人来继承家业。所以过继过来的人入继长房，应称伯父孝宗为父亲，称亲生父亲兴献王为叔叔，这是符合封建礼制的。
朱厚熜先答应了这一条件，正式即位，即世宗嘉靖皇帝。但成为嘉靖皇帝的他又反悔了，不想抛弃自己的亲生父亲，想追封自己的父亲兴献王为帝，即明睿宗。朝臣自然不干，大礼之议遂起。
“大礼议”的正式起因是，即位后的嘉靖按惯例商讨武宗和嘉靖生父兴献王的谥号和祭祀方式。杨廷和等朝臣主张，嘉靖皇帝以旁系藩王入继大统，必须尊伯父孝宗为父。
祭祀时，对亲生父亲兴献王改称“皇叔考兴献大王”，对生母改成“皇叔母兴国大妃”，自称“侄皇帝”。杨廷和的这种看法得到十几位重臣认同，他们联合上疏，并态度强硬，称“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
对于嘉靖来说，位子本来就是从天而降。皇位是大臣们拥立的，所以皇帝当的并不自由，时时刻刻感到朝臣们的限制。现在朝臣们又以强硬态度逼着自己认伯父为亲父，对年轻气盛的嘉靖来说，这是不可忍受的。
但刚十五岁的嘉靖政治手段怎及三朝元老杨廷和，嘉靖最开始打算用高官厚禄收买杨廷和，杨廷和不为所动，嘉靖屡次想为兴献王提升谥号都被杨廷和的内阁驳回。
嘉靖元年七月，事情突然发生了转机。新科进士张璁揣度圣意，认为顺从皇帝是政治上快速升迁的手段，所以张璁上疏，称“继统不继嗣”。就是说大明王朝没规定必须父子相承，嘉靖继承的是太祖、成祖江山，同为太祖子孙，不需要入继孝宗一系。
同时，张璁明确支持嘉靖称兴献王为生父、提高兴献王的祭祀待遇。以张璁为代表议礼派遂成。但张璁人微言轻，很快被重臣踢出京城，嘉靖也被迫妥协，对孝宗称皇考，对兴献王称“本生父”，兴献王妃为“本生母”，嘉靖通过此事得到的教训是，先稳固权力再徐图缓进。
嘉靖三年，嘉靖迫使三朝元老首辅杨廷和辞职。杨廷和虽然下野，但老人家影响还在，守礼派仍然气势汹汹，掣肘嘉靖皇帝。嘉靖认为最大的“顽固派”杨廷和已除，所以“大礼议”的方向也应该改变，本来“大礼议”只是争嘉靖是管兴献王叫生父还是叫叔父，现在变成了嘉靖要把兴献王追封为帝、兴献王妃追封为后，此言一出，守礼派官员甚是激动。
为了阻止皇帝，守礼派官员采取了极端做法——“伏阕”。九卿、翰林、督察院御史、诸司郎官、六部、大理寺属共二百二十九人跪伏左顺门，请嘉靖收回成命。嘉靖大怒，遣锦衣卫擒为首者八人，这一做法，使得百官用“哭门”对抗。
众人在左顺门大哭，嘉靖帝一见这种情况更恼怒，让宦官尽录诸臣姓名，然后把一百九十人逮捕入狱，其余之人待罪。对参与“伏阕”的官员处罚是四品以上罚俸、四品以下廷杖，当场打死十七人，此即为“左顺门事件”。此事件展示了嘉靖的决心，绝对要封生父作为皇帝，但更多的是表现自尊，皇帝决不能被臣下左右。
左顺门事件后，守礼派被瓦解，一干重臣全被免职，嘉靖的朝中异己全部被排除。而远在京外的张璁一直是嘉靖的铁杆支持者，嘉靖也记在心里，嘉靖四年张璁等支持嘉靖皇帝的人被调回京城，委以重任，议礼派得权。
嘉靖的愿望终于实现，嘉靖生父母被追封为帝、后。嘉靖的铁杆支持者张璁则以火箭式的速度上升，从嘉靖四年回京，到嘉靖八年升任内阁首辅大学士，仅四年位极人臣。
“大礼议”经过左顺门事件，终于结束了，结局就是嘉靖帝和张璁的双赢，嘉靖追封兴献王为明睿宗，兴献王生平也被写入《明实录》，嘉靖可以公开称兴献王为“皇考”，称孝宗为“皇伯考”;张璁位极人臣，一时殊荣。但是“大礼议”真的就是为争个爹的称号吗?事情远远没这么简单。
表面上，嘉靖的确是为自己亲生父母争取荣耀，但更是的一层是皇权和相权之争。杨廷和等阁臣鉴于武宗朝时期，皇权极大，皇帝肆无忌惮，对国家危害甚多，所以想以传统儒家士大夫的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为大明天下出一份力，以制约皇权为目的，加强臣下的权力，防止皇帝过度荒唐。
嘉靖皇帝的想法则正好相反，嘉靖皇帝朱厚熜以外藩身份继承大统，完全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得位全靠杨廷和等重臣推荐，本来就有寄人篱下之感;但是皇帝独尊，身在皇帝之位，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有让嘉靖又产生了对臣下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就需要通过臣下对皇帝的顺从来体现。所以两方各不相让，才有了“大礼议事件”。
“大礼议”之事本来是嘉靖想看清朝局，看清朝臣会不会服一个外藩之子来继承皇位。其中虽有嘉靖想孝顺亲生父母的意思，但更多是想验证皇权对臣下的威慑力之大小。“大礼议”事情的发展很明显，刚即位的嘉靖权力受到臣下制约，做事束手束脚，所以嘉靖才有了一时间的顺从。
但是随着嘉靖个人权力的巩固，他刻意展现皇权的独裁性，“左顺门事件”即是证明。“大礼议”之后，嘉靖皇帝也许是感到劳心劳力，遂深居宫中，一心求道，二十多年不上朝，可皇权却丝毫没有下降，臣下也未出现谋反的事件，可见嘉靖对皇权巩固的程度之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