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本站小编给大家带来古代皇帝和丞相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本站小编一起看一看。
官僚集团跟君主是一种什么关系?
官僚集团跟君子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错综复杂的。君主既要利用官僚集团进行专制统治，又要防范官僚权力过大，威胁君主的地位。为了方便你理解，我就以君主和丞相的关系为例，来说明这种复杂的情况。
我们知道，官僚集团非常庞大，从中央到地方，官员数以万计，可皇帝只有一个，他怎么管得过来呢?秦始皇、朱元璋、雍正都是超级勤奋的皇帝，连他们都不可能认识每个官员。最有效率的方法是，皇帝管理官僚集团的头头——丞相，再由丞相去领导百官。所以，丞相也被称为“百官之长”。他的职责是向皇帝提出意见和建议，帮助皇帝制定政策。同时，丞相带领官僚集团处理日常事务，执行皇帝的旨意，并对下级官员进行监督和考核。这样看，丞相的权力是很大的。
我们以汉代的丞相为例。汉代丞相拥有封驳权，就是说，如果皇帝下达的指令不合适，丞相有权驳回，拒绝执行。汉代丞相甚至敢对皇帝的宠臣下手。最经典的是汉文帝宠信邓通，给了他很多好处，让他几乎成为天下首富，丞相申屠嘉对此非常担忧，他找到个机会把邓通叫到家里狠狠教训了一通，还威胁要把他杀掉，邓通吓坏了，从此收敛很多。申屠嘉的举动，对于国家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是站在君主的角度，会觉得丞相的权力实在太大了，如果他有野心，不是会威胁到我的皇位吗?西汉后期的王莽，就是个例子。王莽先后做过大司空和大司马，这两个位置相当于丞相，王莽就借这个机会，大权独揽，成功篡位，导致西汉灭亡。隋文帝杨坚做到北周的丞相后，逐步夺取朝廷大权，最终迫使北周皇帝把皇位让给了他。
有了这些血淋淋的教训，皇帝对丞相的防范心理自然越来越重，总的趋势是，丞相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大，他的权力也被一点点分掉，到最后，连这个职位都被取消了。这里，我们讲一个标志性事件，明朝初年的胡惟庸案。
朱元璋晚年疑心病非常重，总是担心那些跟他打天下的功臣们，在他死后会造反，所以，对于大臣们拉帮结派、扩张势力的行为，朱元璋的神经异常敏感，偏偏胡惟庸就撞到了枪口上。本来，朱元璋很信任胡惟庸，洪武六年，任命他为右丞相，洪武十年又升任左丞相。然而在担任丞相期间，胡惟庸打击政敌、培植党羽，搞得朝野上下都是他的人，这让朱元璋产生了警惕。洪武十三年，即1380年，朱元璋以谋反的罪名逮捕胡惟庸，并且当场处死。随后，他又严厉处治胡惟庸的同党，前后诛杀3万多人，罢官、抄家的不计其数。在处理胡惟庸案的过程中，朱元璋感到丞相这个职位对皇帝的威胁太大了，于是干脆废除。就是说，从1380年起直到清朝灭亡，在长达5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古代的官僚政治中根本就没有丞相这个角色，这也意味着君主专制发展到了极致。
丞相的威胁是解除了，但是前面说过的问题又浮现了：官僚集团如此庞大，国家事务如此繁杂，只靠皇帝怎么应付得过来呢?那就有必要找到丞相的替代品，这个替代品既要承担丞相的一部分功能，又绝对不能让皇帝感受到危险。所以最保险的做法，就是成立御用秘书班子。下面，我们介绍两个著名的秘书班子。
一个是明代的内阁制度。明成祖朱棣登基后，深感政务繁忙，一个人力不从心，于是，他挑选几名信得过的高官组成内阁。内阁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为皇帝草拟圣旨。各地呈上的奏章，内阁先看一遍，提出意见，供皇帝参考。但风险依然存在，如果皇帝年幼，或者贪图享乐，内阁就能利用靠近皇帝的位置获得很大的权力。明代中期的张居正、严嵩，就利用这样的机会成为权臣，对政局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所以清代连内阁制也不搞了，可皇帝离不开秘书啊，怎么办呢?康熙的办法是建立南书房，让大臣进入南书房办公。雍正在这个基础上设立军机处，军机大臣负责为皇帝的谕旨打草稿，处理奏折，日常值班，参加御前会议，等等，任务十分繁重。但是，他们的权限又被卡得很死。军机大臣没有品级、不拿俸禄，只能传达皇帝的指令，自己不能做任何决定。应该说，这种限制是有力的，张廷玉、恭亲王奕、左宗棠等名臣都做过军机大臣，但没有一个对皇权构成威胁。
从丞相制到内阁制，再到军机处，我们清楚地看到，君主专制在一步步加强。这个过程可以理解成君主在驯服官僚集团，让官僚集团忠心耿耿地贯彻他的意志，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不过，这种驯服并不总是成功的，道理很简单，尽管理论上官僚集团听命于君主，但是它也会产生自己的利益，一旦君主的意志跟它的利益相冲突，官僚集团就会抵制、扯皮，甚至公开反抗。
我们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王安石变法。北宋中期，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在全国推行变法，力图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但是，此次变法严重损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极力反对，最终在宋神宗死后，变法措施基本被取消。
另一个例子是万历。万历当政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其中有二十多年不理朝政。其实，万历也曾经奋发图强，使明朝出现了中兴气象，然而后来在立太子的问题上，他跟官僚集团产生了巨大分歧。万历想立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官僚集团坚决反对，认为废长立幼不可取，必须立王皇后的儿子。万历争不过，用消极怠工的方式跟官僚集团对抗，几十年不批奏折、不见大臣，以至于作为御用秘书的内阁大学士都有好些年见不着皇帝的面。然而有趣的是，即便皇帝撒手不管，官僚政治依然保持着运转，而且，从外表上什么事都看不出来。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就描述了这番景象——下级官员还在往上递奏章，内阁还在批阅奏章，只不过送到宫里通常得不到回复;官员的考核、税费的征收、军队的训练，也在照常进行;县一级的运行更是平静，县官该收税收税、该审案审案，和从前没什么两样;科举考试也没受影响，年复一年地举行着，大名鼎鼎的徐光启，就是万历三十二年考中的进士，明末大臣杨嗣昌，则是万历三十八年中的进士，那时候万历皇帝已经有十多年不上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