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激烈紧张的争夺不仅在硝烟弥漫的军事战场进行，同时也在另一个看不见的文化战场展开。一大批狂热的日本作家、记者紧急开赴中国前线进行“笔征”。他们既拿枪又握笔，蘸血为墨，以笔助战，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组成了一支鲜为人知的“笔部队”。
在这支部队中，著名作家石川达三的经历，极为耐人寻味。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石川达三已经是一名获得过芥川文学奖的优秀作家。他不满于日本报刊上那些千篇一律的战争报道，决心亲自前往中国战场一探究竟，以创作一部主题更为深刻的文学作品。
1938年1月8日，石川达三辗转来到担任南京警备任务的第16师团。这是一支凶悍的日军部队，南京大屠杀中臭名昭著的“百人斩”杀人竞赛就发生在该师团。
在第16师团采访的7天中，那些参与南京暴行的日军士兵手舞足蹈地向石川达三炫耀自己的各种“战功”，讲述如何花样翻新地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显然还沉浸在意犹未尽的兴奋情绪之中。这些日本舆论广泛吹嘘的所谓“神兵”如此凶残可怕，让石川达三深感震惊。
1938年2月1日，石川达三回到日本。他顾不上劳累，一口气完成了8万字的小说《活着的士兵》，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作品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原本都是日本社会善良的老百姓，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然而随着战争的深入，这群出身底层的质朴士兵却逐渐变成了残暴冷血的杀人机器。
石川达三的原意是想区别于那些只知歌功颂德的“御用文学”，从艺术的角度，深度还原日本士兵人性畸变的复杂过程。然而，由于《活着的士兵》罕见的高度真实性，却意外地使这部作品成为侵华日军的暴行写真集，更是他们心灵变异的详细病历记录：
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一等兵近藤是个医生，他在日益麻木冷酷中丧失了起码的同情和良知，仅仅因为怀疑一个中国年轻女子是“间谍”，就当众剥光她的衣服，“他什么也没说，使尽平生力气，将右手的匕首刺进女人乳房的下部……她经过一阵痛苦的折腾后，终于不动了，死了。围观的士兵就站在紫黑色的血泊中。”
“随军僧”片山玄澄来到战场是为了超度亡灵，本应崇佛向善，但他在战场上大杀中国人时，“良心上非但没有感到丝毫痛苦，反而心花怒放，感到无比的愉快”。他左手腕上缠着佛家的念珠，右手挥着一把工兵锹，一刻不停地接连劈死五六个中国人。当他那凶狠的锹头接二连三地劈进中国兵的脑袋时，他手腕上的佛珠发出哗啦啦清脆的响声。
一等兵平尾原本是一位浪漫感性的青年，在战场上却陷入狂躁的神经质。因为一个中国小女孩趴在被日军杀死的母亲身边哭泣，影响了日军休息，平尾便狂吼着冲上去用刺刀一阵乱捅，将孩子捅死。而上等兵武井则仅仅因为被强行征来为日军做饭的中国苦力偷吃了做饭用的一块白糖，就当场把他一刀刺死。相反，他为无法给团长做饭时放点糖而“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日本军国政府一直欺骗舆论，竭力把侵华战争美化成“解放亚洲”的“圣战”。《活着的士兵》这样一部直逼战争真相的作品，使其精心编织的谎言不攻自破。日本当局气急败坏，这部作品发表的当天就被火速查禁，石川达三很快以“违反新闻法”遭到警视厅逮捕调查，并被判4个月徒刑，缓期3年执行。连带《中央公论》的有关编辑、发行人、印刷责任人全部受到起诉，被判有罪。
这是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当局制造的仅有的一起“笔祸事件”。军部正是要通过“杀一儆百”的方式，警告日本文坛必须彻底地服从“战时体制”，如果胆敢与“国策”宣传背道而驰，势必招致严重后果！这一举措非常有效，此后像《活着的士兵》这样真实反映日军侵略行为的作品，在日本文坛基本绝迹了，报刊上连篇累牍充斥的尽是歌颂“圣战”的作品。
石川达三被判刑后，从名作家跌落到阶下囚，感到了一种“成为罪人的屈辱”。但日本军部很快就给了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判决十几天以后，石川达三再次作为《中央公论》的特派员，被派往武汉战场采访创作。
为了争取早日恢复“名誉”，也为了偿还对受到牵连的《中央公论》杂志那份歉疚，噤若寒蝉的石川达三这次倍加卖力。1939年1月，他拿出了“改过自新”的作品——《武汉作战》。
《武汉作战》全力渲染日军在武汉之战中的“文明”之举，把战争带来的所有灾难，统统推到了中国军队一边，不放过一切机会攻击、诬蔑抗日的中国军队。在石川达三的笔下，中国军队每撤离一处就放火投毒，而日军每占领一地就努力“宣抚”拯救难民；中国军队在撤离九江时投放了霍乱病毒，日方军队如何仅用了两周时间就消灭了病毒，救助了中国的老百姓；日本人在九江如何善待中国老百姓，九江人民“表现出了最为亲日的感情”，使刚刚经历了战火的九江城店铺开张，商业繁荣，老百姓安居乐业……他还肉麻地吹捧道：“我们以三千年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军，把战火推到了从未有过的广阔地域，深入到了大陆的最深处，应该说这是日本民族在东洋的跃进。”
石川达三最终放逐了一个作家最后的良知，和那些他鄙夷不屑的“御用文人”们走到了一起，完全变成了粉饰侵略、掩盖真相的历史罪人。
日本战败后，美国占领军决定追究在侵略战争中负有责任的日本作家。可关键时刻，《活着的士兵》居然因所谓“反战”色彩，成为石川达三的“护身符”，使他免于处分。
那么，石川达三真的具有“反战”思想吗？从他对南京大屠杀前后判若两人的解答，就可见其极为矛盾的心态。1946年5月9日，他接受《读卖新闻》采访时说，“我到达南京时，街上尸体累累，惨不忍睹。”在同年接受国际检察局的审问时，他还承认自己“把南京的屠杀替换成发生在其它战场上的事件写入了小说中”。而1985年，他在去世前3个月却这样改口道：“我到达南京时距日军进城已有两周，丝毫不见大屠杀的痕迹。我想几万人的尸体在两三周内无论如何也是处理不完的。屠杀一事我至今难以置信。”就连他在《活着的士兵》中描写的那些基本事实也不愿承认了。
其实，与晚年的石川达三一样，真心忏悔的日本“笔部队”作家寥寥无几，大多数人反而一味强调日本也是“受害的施害者”，显得诉苦有余，反省不足。军国主义的迷狂和幻灭，最终使他们陷入难以自拔的惶惑失落，整个精神世界出现了一望无际的“黑洞”。这也可以解释在战后的日本，为何相继有众多作家走上了自杀的不归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