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上曾经并存过三个独立的政权，新罗、百济和高句丽，这段时期，被如今的朝韩人士称之为半岛的“三国时代”。但此“三国”与中国“魏、蜀、吴”三国具有本质上的差别，彼此间并无民族认同感，因为它们不是从统一王朝分裂而来，而各有其不同的形成史。如果非要说这三者的文化之间有某种相似性，那么也仅仅是它们都受到了中原文明的熏陶。
（图）箕子朝鲜和卫满朝鲜
关于朝鲜民族的起源，至今仍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一种说法认为，朝鲜民族系由中国商周之交的中原移民与半岛上的原住民融合而成，这一点在中国以及朝鲜文献中都有反映，具体为“箕子朝鲜”。
据《史记》记载，殷商王族箕子在周武王伐纣后，带着商代的礼仪和制度到了朝鲜半岛北部，被那里的人民推举为国君，并得到周朝的承认，史称“箕子朝鲜”。朝鲜的早期历史文献，如《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也都赞同这种说法，并肯定箕氏王朝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
“箕子朝鲜”有可能已经具备了明显的国家政体特征，也可能只是具有共同利益的部落联盟。抛开有争议的具体历史人物，可以认为在朝鲜半岛上所出现的最早政体与中国文明有直接关系。
这个政治共同体在中国秦汉时期为燕人卫满所灭，他依靠这里的中原移民力量取代“箕子朝鲜”，定都王险城（今平壤），史称“卫氏朝鲜”。
西汉武帝在公元108年发兵灭亡卫氏朝鲜，在其旧地设乐浪、真番、临屯、玄菟四郡，将朝鲜半岛北部收归西汉政府郡县体系之内直接管辖。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今天的大同江流域，汉朝实施了与中原地区完全相同的行政管理。
朝鲜半岛上成熟的国家形态，至晚出现在公元2、3世纪前后，即半岛南部百济与新罗的出现，大体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百济先后以慰礼城（今韩国首尔）、熊津城（今韩国公州）、泗沘城（今韩国扶余郡）为都城，领土大致在朝鲜半岛西南部。
新罗首都为金城（今韩国庆州），最初领有朝鲜半岛东南部，后统一朝鲜半岛。
在中国中央政府控制力难以抵达的边疆地区，出现了诸如新罗、百济这样的文明共同体，东亚不再只有中国一个区域拥有成熟的政治体制，对于大一统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最高统治者来说，如何处理对外关系成为新的战略命题。
（图）燕国侵略箕子朝鲜前的形势图
在中国第一帝国阶段，汉朝皇帝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思想出发，不承认东亚存在与自己权力对等的国家，仍旧努力将所知世界纳入王朝的直辖统治范围。随着汉王朝的崩溃，中国与朝鲜半岛结成的联合体宣告破裂，这给后来历代中原政权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处理与朝鲜半岛的关系。
朝鲜半岛与中原地区的历史渊源，使中原历代政权都认为，朝鲜应该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可是这种观念与现实的差距却如此之远。那么，就需要一种新的联合方式，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即中国满足于朝鲜半岛名义上的臣服，而放任其处于实际上的独立状态。
公元372年，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王遣使至中国东晋朝廷，双方建立起正式的朝贡关系。晋文帝册封百济国王为镇东将军，并领乐浪太守，百济作为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的特点还十分明显。
南北朝时期，百济与南朝、北朝都保持着朝贡关系，但与南朝的关系更为密切。稍后，新罗也开始向中原王朝正式朝贡。只不过因为新罗位于朝鲜半岛西南端，交通不便，与南北朝的交往相对较少。
唐太宗推行的“羁縻制”，成为中央政府对边远地区管理的可行性方案。
应该说，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朝鲜半岛最终建立起逐步独立的民族国家，但其早期是从属于中原王朝的，之后也与中国保持着持续、制度性的政治联系。这种从属性一直到唐朝，虽然有所减弱，但是本质未变。
（图）朝鲜的三国时代
朝鲜半岛的“小三国”中，最为特殊的是高句丽。
作为一个地理名词，“高句丽”首见于《汉书》。西汉时期，高句丽是隶属于玄菟郡高句丽县的一个部族，其最高官职名称为“主簿”，与当时大汉王朝行政体制内的佐属官员名称一致。
发源于中国东北的高句丽地方政权，逐步统一了散落各处的部族政权，在向西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中央政府的压制，于是转而向朝鲜半岛北部开拓，逐步将势力渗透、扩张到原西汉中央政权在东北亚地区设置的“汉四郡”，其势力逐渐取代了汉朝原来的郡县体制，这也是朝鲜半岛古国百济屡次向南迁都的重要原因。
高句丽的扩张，导致了其与汉朝中央政府的直接武力冲突。大汉朝廷的军事压力迫使高句丽迁都到丸都城（今吉林省集安市西面的丸都山）。
东汉末年，高句丽曾主动配合刚刚成立的曹魏政权攻打辽东郡。曹魏攻下辽东后，高句丽终止了与曹魏的合作并发兵突袭辽东西部。公元244年曹魏反击，摧毁丸都城。
七十年后，高句丽重建丸都城，并袭击辽东、乐浪和玄菟诸郡。
正是由于高句丽进入朝鲜半岛，使得这个原本与朝鲜半岛历史不相干的中国地方政权首次进入其历史范畴。其标志性历史事件是公元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时值北魏政权的崛起，强大的北魏遏制了高句丽向西扩张的步伐。
随着高句丽从东北地区进入并控制朝鲜半岛北方大部分地区，它开始与朝鲜半岛原有政权百济与新罗处于频繁军事对峙时期，三国经常相互攻伐，公元551年，百济和新罗联合攻打高句丽。
公元594年，高句丽与百济、新罗几乎同时向隋朝朝贡，试图从大陆政权那里获得合法地位，以期对对方形成政治优势。
但在隋朝基本完成中国统一大业的598年，高句丽先发制人攻打辽西，引发第一次高句丽政权与隋政权之间的战争。隋文帝准备兴兵问罪，高句丽王上表谢罪，自称“辽东粪土臣元”，隋朝罢兵。
高句丽表面臣服，暗中仍四处联络反隋力量。当隋朝在突厥处发现高句丽的使臣后，开始意识到高句丽依旧没有被驯服，于是发动大规模战争讨伐高句丽。
用尽一切政治手段都未使高句丽真正臣服，隋王朝发动战争便成为必然，其性质是古代中国维护王朝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战争，而非国家间战争。
从隋文帝开始，隋朝共发动了四次针对高句丽的战争，其中有三次是在隋炀帝杨广时代发动的。此间由于隋军进展有限，高句丽主动表示臣服，并且随着隋朝的覆灭，高句丽问题就暂时搁置了下来。
在高句丽向南发展的同时，百济与新罗也在进行着领土的争夺。
大唐太宗皇帝执政初期，中央政府立足未稳，执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政策，无力也不愿对高句丽这个东北政权用兵。
在摧毁了突厥的势力后，大唐太宗将目光投向帝国东北隅，唐太宗带领李世勣、李道宗和长孙无忌诸将率军十万亲征高句丽。
645年，唐太宗冲破高句丽的防线准备攻打平壤，但在安市（今辽宁鞍山）受到有力抵抗，加上寒冬天气以及薛延陀入侵唐朝，唐军被迫返回。
消灭薛延陀之后，太宗皇帝开始集结陆海部队准备在649年再一次大规模进攻高句丽，直到太宗去世前，唐朝一直在组建海军以备大举讨伐高句丽。尽管终其一生太宗也未将高句丽征服，但收复了今天辽宁一带很多在南北朝时期被高句丽割据的土地，为此后唐朝彻底征服朝鲜打下了基础。
大唐高宗皇帝即位之后，由于西北局势一时吃紧，也没有立即大规模征讨高句丽。
（图）蓝线为日本出兵朝鲜半岛
以上是半岛三国与中国历代政权之间关系的简介，而当日本大和王朝逐渐兴起时，东北亚的局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于地理因素，朝鲜半岛上的古国百济与日本的接触几率最高。当代日本明仁天皇甚至在68岁生日的当天承认桓武天皇的母亲来自百济王国的王室家族。
据日本史书记载，公元4世纪60年代，日本大和王朝出兵朝鲜半岛，征服了所谓的“弁韩之地”，并设“任那府”进行统治，百济由此成为日本的朝贡国。
《日本书纪》记载：百济割让“任那四县”。
韩国不少学者表示，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在这里，我们只能借助其他史料作出尽可能合理的推断——日本大和政权很可能在短期里发动军事攻势取得过一些四分五裂的部落领地，这些领地大致位于朝鲜半岛南部，也就是今天韩国庆尚南道一些地区。
公元552年的某一天，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王向日本派出使者，他们带来了佛像和佛经。在大和朝廷的庙堂之上，天皇询问群臣是否可以崇信佛教。
大臣苏我稻目在此之前已与中国先进文明有深度接触，他认为日本完全可以像中国那样的发达国家一样去信奉佛教，而且应该以佛教为国教，以实现全国宗教信仰的统一。他的政敌坚决反对，认为基于日本的特殊国情，佛教信仰会带来灾难和混乱，应该让人民继续信奉原来各氏族自己的神灵。
这场斗争发生在圣德太子摄政之前，其实是圣德太子改革序曲，也是一场意识形态之争，其背后则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
佛教先由古印度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到朝鲜半岛，继而传至日本列岛。毫无疑问，朝鲜半岛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充当着桥梁，同时，控制朝鲜半岛，对日本脱离并抗衡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公元7世纪初，高句丽的势力范围扩张到朝鲜半岛，对百济、新罗实行挤压，这就使得百济、新罗在相互攻伐的同时，还要对抗高句丽的扩张。而同时期的隋、唐两朝都曾东征高句丽，试图重新统一辽东故土。
可见，一旦高句丽被顺利平定，中国在东北亚的优势地位将更加稳固，日本的比较劣势也就更加明显。
日本，是多么渴望能在朝鲜半岛拥有自己的一片土地！这不仅可以扩大本国的领土范围，而且可以改变依赖半岛间接与中国发生联系的现实，直接与中国进行联系和交往。如今，半岛小三国在新仇旧恨中相互倾轧，局势混乱，是时候将大和的扩张触角深入到朝鲜半岛中去了。
维护与其关系密切的百济？那只不过是一个出兵的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