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克里斯蒂娃的几乎所有著述都被译为英文，其中大部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当中，最为重要的与有影响的英译版著作是由托里·莫娃(TorilMoi)的，《性/文本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Sexual/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Theory,，1986)，约翰·里奇(John Lechte)的《朱丽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90)，A.E.本雅明(A.E.Benjamin)和约翰·弗莱彻(John Fletcher)合编的《卑贱、忧郁和爱情：朱丽亚·克里斯蒂娃的著作》(Abjection, Melancholia and Love: The Works of Julia Kristeca, 1990)，大卫·多恩菲尔德(David. R. Crownfield)主编的《克里斯蒂娃著作中的身体/文本—宗教、女性和精神分析》(Body/Text in Julia Kristeva – Religion，Women，and Psychoanalysis,，1992)，凯莉·奥里弗所著的《阅读克里斯蒂娃》(Reading Kristeva： Unraveling the Double–Bind，1993)和她主编的《克里斯蒂娃著作中的伦理、政治与差异》(Ethics， Politics， and Difference in Julia Kristeva’s Writing,，1993)，还有诺勒·麦克菲(Noelle MacAfee)的《朱丽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2004)等著作。这充分显示了克里斯蒂娃在西方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托里·莫娃(Toril Moi, 1986a)指出，克里斯蒂娃早期研究的知识背景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和黑格尔哲学。她对俄国形式主义的了解来自于在东欧时期的学习：克里斯蒂娃与同胞茨维坦·托洛多夫(Tzvetan Torodov)一起将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巴赫金的理论介绍到欧洲。这一时期的学习还令她拥有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托里·莫娃认为，这种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双重知识背景，使克里斯蒂娃不仅能够很快地接受结构主义，而且能够以自己独特的计划运用和改造结构主义。
诺勒·麦克菲(Noelle MacAfee， 2004)认为，克里斯蒂娃的哲学是欧洲近现代主体性哲学传统的一部分，她承继了黑格尔、尼采以来及法国一系列哲学家的脚步，利用后结构主义工具，对关于主体性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解释。麦克菲指出：克里斯蒂娃发展了另一个形而上学的传统，即“过程哲学”，它根本区别于从柏拉图到笛卡尔的绝对同一与凝固化的实体论形而上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