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
萧伯纳偏爱实践，肯定现实主义者，而对理想主义者取负面评价，不相信任何形式的理想主义。他曾经尖锐地指出：“由于人们的道德理想和宗教理想可能会导致人们做一些反常的、恶意的甚至是谋财害命的事，这种理想可能比嫉妒和野心的危害更大。事实上，反映在社会制度和宗教条文里的理想的绝对力量常常使一些恶棍用一些美德的借口自欺欺人。”结果就是“这些恶人可以以理想的名义犯罪，这种理想如同地狱一般让人无法忍受”。他还认为，一切理想都是幻觉，是偶像崇拜，因而是虚假的。理想主义者信靠和追随虚假的理想，将其绝对化，制造出一种自欺欺人的神话，掩饰或拒绝面对生活的真相。在萧伯纳看来，具有“自由意志”的现实主义者是制衡理想主义的重要力量，他敢于揭露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能超越传统和世俗，对事物的判断更能抓住实质。
基于上述界定和价值判断，萧伯纳认定，易卜生是一位坚定的现实主义者，是理想主义不遗余力的反对者。他在易卜生戏剧中发现了一条批判理想主义者的主题线索：理想主义者死守理想，不敢面对真相，最后成为悲剧人物;一些理想主义者从现实真相中受到教育，幡然醒悟，丢弃了虚假的理想;而现实主义者勇于打破理想幻觉，揭露真相，唤醒民众。萧伯纳在《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中，以易卜生的作品为例，对此进行了充分论述。他认为《群鬼》是以阿尔文太太的悲剧警示固守理想主义梦境、不敢正视现实的后果。《布朗德》中的牧师布朗德是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他“投身于理想，渴望不断从一个高度到另一个高度，最后越来越陷入谋杀者的冷酷，不能自拔。”《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她从现实中受到教育，走出了理想主义泥潭，去寻找真正的自我。《人民公敌》中的斯多克芒医生是一个卓越的现实主义者，他甘冒成为小城“公敌”的危险，勇于揭露浴场被污染的真相。但这其中一定有人能看出萧伯纳的误读之处。事实上，易卜生戏剧中的正面主人公都是理想主义者。易卜生提倡一种“真正的自我主义”，认为“要对社会有益，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也就是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个性，按照个人的独立意志而生活，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以自身精神力量的强旺为社会造福。
进入20世纪，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终结，整个欧洲动荡不安，西方文明陷入危机之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萧伯纳对理想主义者的批判有了重大变化：他为理想主义者设置的活动场域更加广阔，除了当下的英国社会，萧伯纳还打破时空界限、超越现实逻辑，将人物放置到异域、历史、远古、未来、天堂、地狱中，从婚姻生殖、民族、政治、战争等人类存在的最基本层面，揭露虚假理想主义危害的普遍性和严重性。萧伯纳把理想主义看成是人性的弱点，是人在软弱无助时的本能表现。现实往往是残酷无情的，人不敢正视它，就创造出各种意识形态神话，来美化现实，以逃避或忍受现实带来的痛苦。对人而言，最大的恐惧莫过于死亡，人承受不了这种恐惧，就安慰自己说，死亡是能被讨好的，甚至是可以避免的，于是就给死亡戴上不朽的面具。这个面具就是我们所称的“理想”。人们会说，有理想，生活才有意义，于是他就成了理想主义者，也就被形形色色的“理想”所禁锢，成为“理想”牢狱中的囚徒。而不同“理想”的矛盾，甚至会引发民族、国家间的战争。《人与超人》中的阮士登是婚恋道德理想主义者，《巴巴拉少校》中的巴巴拉是宗教理想主义者，《英国佬的另一个岛》中的杜依尔是爱尔兰民族理想主义者，《伤心之家》中的赫克托、曼根、伦得尔、赫什白太太、玛志尼等，都生活在各自的虚幻理想中，《苹果车》中的首相和内阁大臣们是民主政治的理想主义者。这些人物由于被各种理想所蒙蔽，或陷入固念和偏执，或精神疲软、意志力缺乏。
萧伯纳在其戏剧中批判理想主义者的同时，还在积极塑造着变革社会、提升文明、进化人类的力量。早期戏剧中，这种力量主要体现在现实主义者身上。如《鳏夫的房产》中的商人萨托利阿斯，《华伦夫人的职业》中的才女薇薇，《康蒂妲》中的诗人马克本，他们都敢于面对社会真相，有批判精神和实践能力。进入20世纪之后，萧伯纳加强了对现实主义者的人格建构，赋予其超人内涵和更加丰富的形态。萧伯纳超人思想的核心是“创造进化论”，其实是达尔文进化论，尼采、叔本华、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和费边社会主义思想的综合体。萧伯纳相信有一种推动人类进化的力量，这种力量叫“生命力”，正是它推动着生命进程不断进化完善。具有充盈饱满生命力的人，才是完美的人，也就是超人。萧伯纳20世纪戏剧中的超人形象，既有现实中的人，如安德谢夫(《巴巴拉少校》)、博饶本(《英国佬的另一个岛》)，也有历史人物，如贞德(《圣女贞德》)，还有完成了创造进化论中的新人类“千岁人”(《千岁人》)。萧伯纳认为，只有这样的超人，才能帮助“迷失在漫无目标的道德中、漂浮在自己编织的各种愚蠢的幻觉中”的理想主义者摆脱迷思，为人类掌舵引航，创建完美的社会。政治观虽然，萧伯纳并未完全排斥暴力革命的可能性，说过“工人阶级的武装组织和普遍起义仍不失为一个唯一的、最后可能采取的另一个办法”这样的话，但他的思想的主流仍与其它费边主义者一样，主张妥协和改良，反对激烈的暴力革命。他认为，1848—1871年的社会主义者暴政孕育于自由主义，这源于他们突变主义的共同概念，也正是这种突变主义的信念酿成了巴黎公社的失败。在他看来，采取暴力革命手段，会促使反动当局加紧镇压。“暴力同样是混乱的产婆，而混乱却又是戒严令的产婆。”所以，萧伯纳赞成渐进的和平革命，认为只有这种变革才符合英国的民族特性和长期以来的政治环境;而要实现这一变革的可行途径就是通过实现普选、废除上议院、规定竞选费用由公众负担等手段来扩大参政权。
1936年萧伯纳主张把土地和资本从个人和阶级的手中转移为社会所有，这在他看来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首要问题。要实现这一点，就要求一个真正能进行管理的廉洁和高效的政府。在政治体制上，萧伯纳反对中央集权，主张建立有效能的地方自治结构。英国是最早产生政党和实行两党制的国家，政党制度已经成为英国政治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渗透进了国家的立法和行政两个方面。然而，萧伯纳认为这种制度已经阻碍了政治生活的发展。首先，政党制度不可避免地将一个代议团体划分为保守、进步两方，他们为国家事务的领导权而进行可能根本毫无意义的争论。因为，在这一体制下，反对党的任务就是进行反对，以至于无人反对的提案也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得不到及时处理。所以，萧伯纳认为政党制度毁坏了政府的素质，使历届政府成为朋党式的和不均衡的机构。萧伯纳于1884年参加了费边社，主张用渐进、点滴的改良来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暴力革命。他是英国著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和政论家、费边社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萧伯纳在费边社当了27年的执行委员，1906年至1907年期间是该社的社长。他是许多费边社小册子和早期历史性文件的执笔者，其中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等为代表作，收进了由他本人主编的《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他也因主编过这本经典性文献而闻名遐迩。此外他还著有《关于费边社政策的报告》《费边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不可能性》《百万富翁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常识》等。这些论文都被看作是费边社的重要文件，渲染着费边社会主义的色彩。费边社的领袖们帮助成立了英国工党，费边社也一直是英国工党的理论库。至今，费边社会主义者仍然活跃在英国的政治舞台上。
艺术观
萧伯纳的文学始于小说创作，但突出的成就是戏剧，他一共创作了52部剧本。在艺术上，萧伯纳接受易卜生影响，主张写社会问题，反对奥斯卡·王尔德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主张。萧伯纳将自己划归于易卜生流派。他主张摈弃以罗曼蒂克、尖锐情景和血淋淋的结局来构筑情节的旧式悲剧，坚决反对以巧合、误会和离奇的情节耗尽观众注意力的所谓“佳构剧”，提倡剧本的任务是引起观众的思考，情景必须是生活化的。他曾明确提出，戏剧是“思想的工厂，良心的提示者，社会行为的说明人，驱逐绝望和沉闷的武器，歌颂人类上进的庙堂”。
爱情观
萧伯纳说过：“此时此刻在地球上，约有两万个人适合当你的人生伴侣，就看你先遇到哪一个。如果在第二个理想伴侣出现之前，你已经跟前一个人发展出相知相惜、互相信赖的深层关系，那后者就会变成你的好朋友。但是若你跟前一人没有培养出深层关系，感情就容易动摇、变心，直到你与这些理想伴侣候选人的其中一位拥有稳固的深情，才是幸福的开始，漂泊的结束。”爱上一个人不需要靠努力，只需要靠“
萧伯纳故居
际遇”，是上天的安排，但是“持续地爱一个人”就要靠“努力”。在爱情的经营中，顺畅运转的要素就是沟通、体谅、包容与自制(面临诱惑有所自制)。有许多人总是被“际遇”所迷惑与苦恼，意念不停、欲念不断、争逐不散，而忘了培养经营感情的能力才是幸福的关键。所以不要去追问到底谁才是我的Mr.Right，而是问在眼前的伴侣关系中，我能努力到什么程度、成长到什么程度，若没有培养出经营幸福的能力，就算真的Mr.Right出现在你身边，幸福依然会错过。而活在犹豫与遗憾当中，这不就是许多“爱情虚无症”的遭遇与心态吗?
